反对祛魅
作者:杰森·约瑟夫森·斯多姆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九日己未
耶稣2019年7月21日
摆脱神话走向理性是人们最古老的冲动。但是,赋魅就一定与启蒙对立吗?
启蒙项目是对世界的祛魅,而对世界的祛魅意味着根除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启蒙辨认出人类对恶魔的恐惧,试图通过神灵的圣像用神奇的礼仪影响大自然。
——麦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4)
过去若干年,我们见证了人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兴趣的复兴。该学派是由一群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心理分析家及其学生组成,其著作现在就等同于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最初成员都在1920年代聚集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大部分早期成员是犹太人,很多人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离开或者逃离德国了。批判性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的思想交流是特别肥沃的土壤。当今,他们对“权威主义人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连同他们对消费文化的“贫困”的谴责已经逐渐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先见之明。
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最重要成员是哲学家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69)),他们在1921年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有关格式塔心理学的研讨会上首次见面,阿多诺是本科生,霍克海默是博士生。但是,他们的思想关系因为他们在二战期间在美国流亡的共同经历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后期持续不断的批判让法兰克福学派声名鹊起。正如阿列克斯·罗斯(Alex Ross)在《纽约客》所说,“如果阿多诺看看21世纪的文化风景,看到自己最担忧的东西全部都变成了现实,可能令他感到沮丧,同时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法兰克福学派出版的单一最重要著作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该书1944年出版,1947年修订,试图通过理解现代性是如何产生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恐怖东西的来诊断现代性的种种问题。
为了给不熟悉者提供更广泛的概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启蒙(Aufklärung)和神话(Mythos)之间的辩证对立而构建了文本。这种对立的根源可以在既是历史性的又很容易是心理性的两难困境中找到。把自然看作身外之物的人类很快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我们选择屈服于充斥神秘魔力的、喜怒无常的精神的神秘神话世界,要么我们选择屈服于自然。如果选择屈服于自然,将自然变成控制的对象,人类就将陷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追逐对大自然的支配,人类开始试图支配他人。人们不是实现自己渴望的一种新自主性而获得解放,反而变成了对象,更准确地说,是变成了抽象概念或者简单的数字和统计数字,导致新型非理性力量的反冲。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总结的那样,“启蒙转变成了神话”。自然的客体化直接导致人的客体化,随之而来就出现了集中营和古拉格。
为了明白这种叙述的轨迹,我们需要知道,虽然在面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时,众多学者认为自己是在为历史启蒙辩护,但《启蒙辩证法》描述的启蒙最初并不是作为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人类古老的冲动,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人”。他们辨认出现代的家长是鼓吹科学革命的17世纪经验主义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启蒙辩证法》提供了启蒙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描述,明显的关键是“对世界的祛魅”,他们认为这首先和最重要的意思是“根除万物有灵的泛灵论”,是 魔法、精神和恶魔信仰的终结。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定的那样,“征服迷信的心灵应该支配祛魅的世界”。如果世界要被系统性地和理性地解释,魔法和精神必须走人。当然,他们也描述了他们看到的东西是对资本主义商品化和法西斯主义政治的神话和魔法的暂时“偏离”,是对启蒙的反冲作用,但是他们通常假设祛魅是回归的前提条件。
窗体底端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是致力于种种祛魅叙述的哲学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宏大叙事的人,却是其影响力最大的支持者,学界有关祛魅的大部分讨论就建立在韦伯著作遗产的基础上。在描述这个宏大轨迹时常常提及他充满诗意的说法“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其字面意思是“世界的去魔法化”。
我们发现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到查尔斯(Charles H Long)和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他们都提到祛魅的问题,甚至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2008年这样总结说“人人都同意我们和500年前的祖先的巨大差别之一是他们生活在“赋魅”世界,而我们不是。”事实上,很多理论家已经指出,现代性的定义性特征是人们不再相信精神、神话或者魔法。有些思想家称赞祛魅,有些人则谴责祛魅,但是很多人赞同其广泛的历史演变轨迹。因此,众多祛魅叙述不仅得到批判理论的认可,而且出现在从非洲悲观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新物质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新启蒙思想,甚至某种形式的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保守派政治理论等众多工程中,不一而足。那是一种可以在政治光谱各色理论家著作中都能发现的叙述。
但是,正如我在《祛魅神话:魔法、现代性和人文科学的诞生》(2017)中指出的那样,祛魅作为万物有灵论消解的常见观点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有些大范围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美国人相信某种超自然现象。其实,令人吃惊的83.3%的美国人相信存在守护天使、恶魔附身或者鬼神,有证据证明西欧存在类似的信仰模型。(我应该提醒诸位注意到祛魅不应该与世俗化混淆起来。社会学证据显示,通常等同于世俗化的去基督教化常常与相信存在精神、鬼神和魔法的比例增加有密切关系而不是相反)。社会学调查也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人们通过用来指导欧洲和美国人类学家进行海外研究的人类学棱镜观察欧洲和美国,似乎很难为‘现代西方’已经彻底祛魅的这个观点辩护。例子有很多。
沃尔玛出售“神圣精神涂抹棒”和,城市旅行者(Urban Outfitters)之类服装连锁店出售“治疗用水晶”和塔罗纸牌。你可以现在就上易贝购物网站eBay购买澳大利亚“白女巫”为你作法,传唤神灵,然后将其绑定在挑选的物品上。安娜·妮科尔·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和鲍比·布朗(Bobby Brown)之类明星公开描述与鬼神性交之事。美国和西欧的咖啡馆和合作商店公开展示广告“看手相”“能量平衡”和“瑜伽脉轮”之类的传单。即使你忽略哈里·波特(Harry Potter)的狂热和其他有关巫师、鬼神合魔法等虚构的描述,对美国人阅读习惯的研究发现,“新时代”印刷文化的利润高得惊人,有关魔法、守护天使和濒临死亡的体验等“非虚构著作”常常出现在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在过去15年里,我们已经看到“现实”电视系列的大幅度增加,它们宣称发现鬼神存在的证据、特异功能通灵术、外星生物、恶魔、咒语、奇迹等。至少,当今消费者似乎愿意与神灵或者特异功能者调情一番。
发明“启蒙”涉及到想象完全虚构的和非理性的黑暗时代。
这些信念不是新时髦潮流的结果。很多当代专家已经想象我们进入了后真理时代。比如,库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在《大西洋月刊》的“美国如何丧失其思想的”(2017)中,将1960年代描述为非理性和新时代的分水岭,他将两者都解释为特别具有美国特色的东西。但是,在历史记录上,人们对现实的依恋没有哪个时代比这个时期更甚。当然,我不是在描述停滞期,我也不认为这些是从古代就幸存下来的永久性信念。但是,如果1960年代和1970年代看到了新时代的崛起,那么90年代超自然现象是主流,2000年代是一系列广泛传播的精神复兴,现在则是与极右派有联系的神秘事件泛滥和伴随着越来越大的现代巫术魔法。人们也能够观察19世纪,将其与一系列平行时刻联系起来。1840年代的精神主义,1870年代的神智学,1890年代的世界末日(fin-de-siècle)神秘主义运动等。赋魅是连续循环的组成部分,一个运动取代另一个运动。存在一些祛魅运动,但是赋魅本身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祛魅概念之后的另外一种恐惧走向其他方向。存在一种强大趋势来考察现在与夸张的“他者”的对比。推出种种祛魅叙述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当今欧美思想呈现为似乎在某种方式上与“原始的”欧洲人或者中世纪欧洲人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样子。这种构建导致; 两种类型的夸张:它倾向于夸大当今工业化世界的理性,也倾向于夸大其他时间和地方的人们的不理性或宗教信仰。比如,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即启蒙是与黑暗时代截然相反的时代,这涉及到想象一个彻底虚构的和非理性的黑暗时代。这是我们继承下来的概念。事实上,很多对此时代不怎么了解的人错误地相信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地球是平的,常常烧死巫师,那是落后、非理性和迷信猖獗的时期。但是,有关黑暗时代的这种观念是18世纪19世纪的人创造出来的,然后将其透射到了过去。如果从历史档案中观察,你会发现在任何时代都有怀疑论者和信徒。应该清楚的是,我们不是说其出现的比例与当今情况一致,但是,想象从前的人都完全缺乏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
而且,现代科学必然产生祛魅的这种被广泛重复的主张同样错误。它在哲学层次上是失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成功和充分地将科学与其他领域清晰区别开来。正如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所说,“根本没有一种认识论特征是我们承认的所有学科都认同的科学性,而且也没有单一的科学方法。因此,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作为一种我们多数人都喜欢的先验性概念很难维持下去。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充分展开论述,但提出如下看法就已经足够了,即如果没有科学的理性模式或单一方法,根本就不可能宣称作为整体的科学必然是祛魅的。”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撰写《启蒙辩证法》的100年前,一对业余的德国民俗学家阿达尔伯特·库恩(Adalbert Kuhn)和弗里德里希·莱贝雷赫特·威廉·施瓦茨(Friedrich Leberecht Wilhelm Schwartz)在统一前的德国记录各种当地民间故事、传说和观念。他们经过十年的努力(1839-49)编辑整理出来的作品是地方知识和混合体的宝库。它们记录了民间治疗和村中礼仪的细节、有关龙的传说、被诅咒的城堡、巫师和魔鬼等。但是,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库恩和施瓦茨的《德国北部的言论、童话和风俗》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
现在不再有魔法 (Zauberei)或者巫术 (Hexerei)了。这是因为摩西六书和七书不再能够用了。正是在这些书中详细描述和记录了所有巫术、魔法和符咒。这两本书被密封在维腾贝格(Wittenberg),只作为珍版书来展览,从不外借。
曾经统治这个世界的魔法现在已经消失。真正的魔法书被禁闭在以和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密切联系而闻名于世的城市维腾贝格。这个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将民间故事和赋魅联系在一起。这些常常复述童话故事或者巫师和魔法咒语的故事,不过,也有一些如上文描述的那种祛魅故事。
民间故事的结构之所以有相关意义是因为我们很多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继承了类似于这种民间故事改编版的东西---没有相应赋魅的祛魅。请让我解释一下。
一千多年来,魔法书(如摩西六书和七书)常常宣称记录下已经失传的魔法艺术。现在与假定的源头之间的距离是赋予这些书修辞威力的部分原因。很多故事也开始于这样一个前提,从前,“魔法是世界的巨大力量,但现在不是了。”只有回到当时的舞台,某些魔法才能回归。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祛魅或者世界的去精神化进行理论化的若干世纪之前,存在着童话离开或者魔法消失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众神、精神或者神仙已经消失,至少在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巴斯妇的故事》(大约1380-1400年)可以说自从普罗塔克(Plutarch)开始--已经重复出现或者被重新发现了同样长的时间,有时候是同一个来源地。这些源头几乎从来没有否认魔法或精神的存在,而是注意到它们已经变得很难发现或者魔法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因此,“民间故事式祛魅”在解释看似魅力缺乏的过程中反而保留了赋魅的状况。
“民间故事式祛魅”远非烟消云散,在当今自封的魔法师、萨满教徒和巫师的著作中仍然非常普遍。但是,我们发现学界的众多学科中也有类似的东西。在学界的神话版本中,对已经消失的魔法的怀旧情绪被一种科学世界观所取代,这种世界观已经取代了更原始的民间信仰体系。
正如库恩和施瓦茨收集的片断显示的那样,有关祛魅的民间故事出现在韦伯出生前的德国,其出生地离他们收集民间故事的地方只有几百英里远。更重要的是,祛魅叙述是那些自封的魔法师和新异教徒宣传和推动下进行的,这些人不是古老的新异教徒而是一个特别的思想家群体---宇宙圈(the Cosmic Circle),不仅韦伯熟悉,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很熟悉。事实上,令人吃惊的是我们能够看到《启蒙辩证法》的思想源头的部分内容就源自这场神秘运动的著作。
韦伯注意到理性化过程带来的“特别的矛盾和对天然的生命冲动的压抑”。
“宇宙圈”(Kosmikerkreis, Kosmische Runde, or Kosmiker)是在拥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er (1865-1923)领导下的以慕尼黑为基础的诗人和新异教徒的群体。舒勒宣称,他是前基督教罗马领袖的重生,获得了异教诸神的千里眼视角,能够与这些神灵进行直接的交流。宇宙圈还包括德国犹太人诗人和翻译家卡尔·沃尔夫斯克尔(Karl Wolfskehl (1869-1948)及新异教徒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1956)。曾经有一段时间,该圈子与神秘主义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也有联系。在很多方面,宇宙圈类似于其他时期的神秘主义运动。关键是他们拥有自己对魔法和祛魅的描述。正如克拉格斯总结的那样,“魔法是我们哲学的实践,我们的哲学就是魔法理论”。克拉格斯本人还提出了魔法如何消失的理论。
克拉格斯在1913年开始的一系列随笔和演讲《人与地球》中,提供了他的祛魅或者理性化叙述的早期版本。在他的描述中,古人知道地球是“有生命的存在”,“森林和泉水,巨石和洞穴都充满了神圣的生命,从巍峨的高山之巅吹来众神的狂风。”如果和克拉格斯的同代人相比,原始人更接近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他们通过各种礼仪和禁令寻求适应和保护。但是,基督教压制了从前的神灵,大自然被剥光了所有充满活力的种种力量。他继续说,现代欧洲人把地球看作“没有生命的物质”,是一堆没有情感的东西。他在其他地方也批判了现代性,克拉格斯偶尔运用了术语“祛魅”和“世界的祛魅”等,这些词因为韦伯的使用而名扬天下。
这决不是巧合。宇宙圈不仅和韦伯而且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韦伯是否见过舒勒,但我们可以肯定韦伯认识沃尔夫斯克尔、格奥尔格、和克拉格斯。有证据表明格奥尔格对韦伯的神秘主义和个人魅力等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韦伯邀请克拉格斯分析其作品,很可能见过他本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阅读过克拉格斯的作品,在若干地方曾经引用过。比如,韦伯观察到克拉格斯的作品中包含“非常精彩的言论”,诸如理性化过程带来的“特别矛盾和对天然生命冲动的压抑”等。
宇宙圈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与两者都有联系和交往的是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本雅明是沃尔夫斯克尔的好朋友,甚至在他60岁生日那天还为他写了献词。在给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的信中,本雅明写到追踪和阅读舒勒作品的片断。最后,本雅明承认其独特的文笔风格受到了格奥尔格的《思想形象》的启发。事实上,格奥尔格对本雅明著作的影响被阿多诺充分表现出来,阿多诺在介绍本雅明的通讯时提到这一点(并为此道过歉)。本雅明不仅阅读过克拉格斯的著作而且见过他本人,还曾移居到慕尼黑打算跟着他学习,他们终身保持着通讯联系。本雅明将克拉格斯的代表作描述为“伟大的哲学著作”。
但是,这并不是本雅明与神秘主义的唯一联系。研究本雅明的学者往往评论他对犹太神秘主义和卡巴拉教(the Kabbalah)的兴趣。他广泛阅读了神秘主义、新异教徒和神智学著作,除了宇宙圈之外,他还与两个不同的犹太神秘主义者群体有过交往。其实,在本雅明看来似乎很特别的很多术语---如氛围(the aura)、星座(constellations)、通讯(correspondences)、天使(angels)、原初意向(Ur-images)等都是欧洲神秘主义者圈子里常用的词语,本雅明逐渐赋予它们他自己最重要的含义。显然,本雅明的确用挑衅性的和有用的方式重新改造了这些术语,但是,影响线索的确存在。
法兰克福学派正式成员也与神秘主义有联系。阿多诺年轻的时候将格奥尔格的诗歌改编成钢琴作品,后来被错误地当成格奥尔格的追随者之一。虽然阿多诺常常谴责格奥尔格的政治,但他终身痴迷于格奥尔格。在1934年和1939-40年,阿多诺写了献给格奥尔格的批判性著作,在1940年代将格奥尔格的诗歌谱成乐曲,1967年还为电台演奏了一篇名为格奥尔格的曲子。阿多诺偶尔在文章中也提及沃尔夫斯克尔和舒勒,虽然带着批判的口吻。
不过,他和克拉格斯的交往更加引人注目。克拉格斯在阿多诺的《全集》的很多场合被一再引用。最重要的是,《启蒙辩证法》的脚注中提及克拉格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一个注释中说,“克拉格斯及其伙伴承认作为进步结果的无名愚蠢,但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拒绝机械性成为工业化大众文化的装饰。”换句话说,克拉格斯及其追随者明白启蒙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很容易成为商业化的猎物。
虽然这样说,在总体上,阿多诺并不肯定克拉格斯或更广泛的神秘主义。事实上,阿多诺对神秘主义的批判几乎与他对怯魅的批判有同样大的影响力。问题是再赋魅已经变得商业化,产生了从顺势疗法到占星术的一切。虽然神秘主义占据了左右政治光谱,阿多诺将神秘主义信仰与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联系起来。克拉格斯和神秘主义者辨认出怯魅是个问题,这似乎是正确的,但他们尝试重新提供丢失的魔法则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很容易落入资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地平线的陷阱之中。
本文的要点不是法兰克福学派从神秘主义圈子借用怯魅叙述,而是说他们和这个圈子的人共享这种叙述。但是,阿多诺对赋魅的激烈批判对当今的批判理论的自我理解带来困难。如上所述,批评理论因为其对现代性的左翼韦伯式批评而在学界处于核心地位。我们求助于批评理论家来提醒我们怯魅意味着自然的支配地位、人的去人性化、好奇心的终结、神话遭到破坏等。但是,观察了克拉格斯和更早期得多的民间故事材料,我们能看到这条批评线索的重要方面对于神秘主义社会环境非常重要,我们有关怯魅的很多讨论早就应该出现了。为此,通过再赋魅的方式克服当今异化的所有尝试现在似乎都令人觉得十分可疑。
启蒙和神话之间的对立甚至辩证对立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从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学到的主要东西是怯魅有消极后果,那么我们面对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在拒绝神秘主义的时候,阿多诺似乎将自己放在怯魅者一边。他攻击魔法,但同时他也攻击魔法的丧失。因此,阿多诺及其伙伴是我们与怯魅关系紧张的源头,也是怯魅的源头。因此,他们对怯魅的强烈批判反而放大了怯魅的影响力。
我认为自己是批判理论的学生,我发现《启蒙辩证法》特别有用,一再重新拿起来反复阅读,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将怯魅变成了它的反面,辩证地将启蒙和神话对立起来,它扎根于一个错误的基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判断正确的是,这看似对立的两者最终走向融合。但是,这些伟大的辩证法学者错过的一点是,赋魅和怯魅、神话和启蒙并不是需要更高程度的辩证和解的真正对立的概念。任何关注这些事情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众多杂合的情况---支持怯魅的魔法师、理性的神话、充满魅力的科学、神话般的启蒙、宗教的科学、科学的宗教等。本文无意挑阿多诺及其伙伴的毛病,因为辩证法转向让这个运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虽然它们使理论几乎没有办法证伪),我不过是表明将赋魅与启蒙对立起来可能会产生问题罢了。
同时批评赋魅和怯魅概念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承认其功利性是充当社会态度的广泛描述者,将其置于带来救赎的对立位置(在任何一边)将是巨大的错误。正如很多人做过的那样,将第一个呈现为解放的可能性就是把赋魅描述成为对“现代性潮流的”反抗。这已经预先假设怯魅已经发生,暗示重新唤醒一种奇迹意识,复兴普遍伦理学,恢复对魔法或者有生命的自然的信任等将是克服现代支配性的去人性化结构的种种弊端的途径。相反,推动启蒙则常常要强调政治自由主义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把焦点放在消除所有虚幻上面。
但是,成为魔法师和怯魅者都未必能带来救赎。通过赋魅或者怯魅来实现权力---解放和支配、潜能(potentia)和支配权 (potestas)。霸权意识形态就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理性帝国和魔法帝国一直都存在。同样也一直存在为种族灭绝辩护的企图,作为推动或者攻击启蒙或者推动或者攻击神话的手段。如果用神话来思考,甚至更进一步去追求神话,重新炮制一个再赋魅或者创造神话的工程就误入歧途了。但是,用启蒙来思考——追求启蒙,并将现实情况偶像化,咄咄逼人地进行去神秘化的过程——也是误入歧途。无论赋魅还是怯魅本身都没有解放的作用。
作者简介:
杰森·约瑟夫森·斯多姆(Jason Josephson Storm)新英格兰威廉姆斯学院宗教系主任和副教授。最新著作是《怯魅神话:魔法、现代性和人文科学的诞生》2017年。
译自:Against disenchantment By Jason Josephson Storm
https://aeon.co/essays/enlightenment-does-not-demand-disenchantment-with-the-world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