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东海随笔小集（十五）

与无理之人不妨争辩，对无礼之言不必计较

宣传仁义之道，批驳歪理邪说，在“道理”层面摧邪显正，这是儒者不可推卸的文化、社会责任。孟子就曾自许“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对杨墨、淫辞、邪说都不放过。因此，对于无理的言论及人物，儒者有时候不能不进行争辩或加以批判。

与“无理”之人争辩，要注意两点。首先，所争所辩的是理，而且是值得一争的理，同时要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选择最值得一争的。当今时代比孔孟之时更加学绝道丧，淫辞邪说铺天盖地，要一一驳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次，争论应该在公开的场合和媒体上进行。那样，对方听不进去，旁观者中有人听得进去，天下后世有人听得进去。

无理、不讲理者大多刚强难诲，私下的争论毫无意义，避之为上。古人云：“大丈夫不怕人，只是怕理，不依靠他人，只依靠道理。”而今世人往往相反，不怕理，不讲理，更不尊重道理。这是整个时代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出了大问题，要扬清激浊有个过程，急不来的。

另复须知，“无理”之人往往无礼。所以，公开的争论也应该适可而止，道理辩明即止，不涉及其它，不与之纠缠。所谓佛陀不度无缘之人，圣贤不近无礼之辈。

对于对方的各种无礼之言，对于各种人身的侮辱攻击诽谤咒骂，只要没有造成严重的现实伤害，完全没必要回应和理睬。岂有英才不遭人忌、岂有大德不遭人骂的？孔孟释老和儒佛道历代祖师大德死后千百年尚且遭到大量的侮辱攻击诽谤咒骂呢。

特此自我提醒并与儒家同仁共勉：与无理之人不妨争辩，对无礼之言不必计较。

争道理，是一种责任；不争其它，则是一种自重和涵养。《呻吟语》中有句格言说得好：“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此中有无穷意味，亦有无限受用。”又说：“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天。”

这才叫真涵养、这才是真自尊呀。想当年，东海也曾欣赏那种尖酸刻薄攻击他人的鲁迅型文字，也曾欣赏那种炫耀卖弄显摆自己的李敖式作品，甚至曾与某些无礼之徒、无德之辈针锋相对絮絮不休。思之自惭不已。

2010-6-1东海老人余樟法

简复老麻花儒友

转型过渡不应该以牺牲法律的公正为代价，不应该以牺牲民生和人权的基本保障为代价。至于社会保障，西方某些国家是过了，使工作者反不如失业者，变成了的“培养懒人”的制度，我们则是不及、远远不及，弱势群体匮乏基本生活医疗保障的状况仍未解决。

别说什么“过早滴进入福利社会”了，当今中国连“福利社会”的腥味还没闻到呢。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等等，确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有能力解决不解决，是会出大乱子的。

某些转型过渡的成本代价，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维护民生人权，维护法律公正，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的成功，有百利而无一弊。

再沿着老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纵得一时的超速发展，也必得不偿失，其成果很快就会被迅速恶化的生存环境所吞噬。生存环境，包括自然、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环境。就拿自然环境来说，某些恶性开发赚来的那点“钱”，到时还不够治污用的呢。至于社会成本及政治上道义上的损失，那就更高了，无法估量。2010-5-31东海余樟法

附：老麻花帖（跟于《提醒中国政府：别再让美国大检便宜！》）

这里好像有一个“二难”问题。过早滴进入“福利社会”，对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好像是不适宜滴，因为基础不牢靠。再一方面，美国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是为了复兴其国内制造业的目的，而要求提高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成本。“血汗工厂”是罪恶的，这毫无疑问。但是，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也是事实。比起西方资本积累的“羊吃人”时代，发展中国家应引以为鉴。但转型过渡的成本代价，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自题“东海三书”

各派学者的参考书

各方志士的智慧书

各级师生的指导书

各级领导的必读书

各式异端的纠偏书

各类矛盾的调解书

各色特权的批判书

各种罪恶的起诉书

良知信仰的说明书

仁本主义的邀请书

儒家文化的大成书

中华民族的福音书

2010-5-16东海余樟法

东海三书：指《大良知学》、《儒家，每个人的家》、《平书----还我中华》。第一书已出（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36961&page=1

），其它两本整军待出。相信它们出笼的日子当不会太久了。

评李泽厚一句话

有儒友翻出陈明与李泽厚2005年的一段对话。李泽厚说：

“做学问如同做大生意一样，需要有胆有识。有的人是有胆无识，像刘晓波，胆子是很大，但没有见识，只能张狂一时，过后灰飞烟灭。有的人是有识无胆，因此能搞出一些小学问，这个比有胆无识还是要好一些。”

这话前面一句说得好。对于学者来说，识者，智也，是能够认识真理、把握真理的智慧；胆者，勇也是敢于坚持真理、宣传真理的勇气。两者缺一不可。有胆有识，智勇双全，才能成就大学问。

有胆无识，即有勇无智，不知道真理而乱说乱干，那是蛮夫；有识无胆，即有智无勇，知道真话而不敢说，知道真相而不敢揭，知道真理而不敢坚持，那是懦夫。

胆识和智勇，有区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有勇无智者，其勇也有限。有，也是血气之勇而非义理之勇；有智无勇者，其智也有限。有，也是习心之智而非本性之智。

儒家的胆识智勇，都统一于仁字大旗下。仁，是儒家的最高真理。真正知道、认识、把握了这一儒家之真心性之理，必有义理之勇，必然胆识俱大。

李泽厚后面的话则太不谨慎且不自量。

对自由主义，要一分为二。相比儒学而言，自由主义真理度不是很高。但比起其它种种“主义”来，其真理性和优越性又是不可否定、无法否定的，对于当代中国的制度改良和建设，更是具有重大的学习、镜鉴意义。

我与刘晓波政治立场不尽相同，文化立场截然不同，对刘晓波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反儒立场一贯持反对态度。我认为，民主值得汲取精华，自由不能成为主义，没有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指导，中国的制度转型就难以顺利和成功，侥幸民主了，也将是劣质不堪的。

但我对刘晓波的民主追求和牺牲精神始终保持相当的尊重。刘晓波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不仅其精神值得人们学习和敬重，其认识水平也比其它各种“主义”的信奉者要高些。论胆论识论思想论德望论历史地位，刘晓波岂是那些“能搞出一些小学问” 的小学者所能望尘的？

2010-6-6东海老人余樟法

朋友拿来干什么的----小论交友之道

人生在世免不了交朋结友。儒家非常重视朋友关系，列之为五伦之一。五伦，指五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伦常关系，即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朋友属于社会关系。儒家强调“朋友有信”，把诚信视为朋友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另外还有三个字，与“信”字相通，也是友道的根基。一、义。重情义，合情理，讲义气；二、礼。有礼貌，相尊重，久而不衰；三、恕，宽容体谅，将心比心，多从对方的角度和立场考虑问题，不苛求，不苛刻。对于朋友的一些小过错小毛病，可以婉转提醒，但不必太认真太计校。

很欣赏古龙的一句话：朋友是拿来疼的。上面信、义、礼、恕四个字，是儒家交友之道的概括，也是“疼”朋友的最好表现。

奈何友道不存久矣。对于现代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朋友是拿来“用”的，一旦利用不成，就拿来遗弃、拿来嘲笑、拿来侮辱、拿来欺骗、拿来伤害、拿来攻击、拿来诋毁、拿来出卖、拿来出气泄愤！

《论语》曰：“故旧不遗”、“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现代人正好相反，总是遗弃故旧，总是求全责备于故旧，总是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利，随随便便地伤害乃至出卖故旧，总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随随便便地与故旧绝交决裂，甚至你死我活打成一团……呜呼悲哉！

看多了上述种种现象，不由得齿冷心寒；想起古今中外众多关於友情的故事和传说，又不由得心驰神往。刚刚看了《留仙外史》中《甲與乙為善友》的故事，感动不已。故事中的乙，明知自己會被誤解，仍選擇自己精心策劃的方案去幫助甲的家人。录此共赏（略）。

今时今世，难得见到真正尊重朋友、珍惜友情的人，也难得碰上值得交往的人。

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世到来之前，圣贤君子有朋友（因为“德不孤必有邻”）但不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今时今世，能够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已是万幸，应该好好珍惜才是。

想当年东海缺乏知人之明与“择人之眼”，又以“广七天下英雄士”自期，结果是鱼龙混杂，其中有龙虎豪杰，也交来了不少虾兵蟹将牛鬼蛇神。这对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交到益友是一种光荣和幸运，交到损友则是一种不幸，交到奸恶之人更是一种大不幸。

那些便辟、善柔、便佞的人，那些一味利用、侮辱、欺骗、伤害、攻击、诋毁、出卖朋友的人，千万不能交，万万不能交。万一误交，“绝”为上策。故孔子又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意思是说，不要与不忠不信者为友，万一误交，不要惮于改正。注意，即使是故旧，“不弃也”的前提是“故旧无大故”。故旧如果犯了原则性大错大恶，成了不忠不信的恶棍，那也是不能不“弃”的。

2010-6-9东海老人余樟法

儒与侠

儒侠本有重叠、相通和互补之处。例如：孔子“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为成人矣”，曾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等人格描述，充满侠的精神，也可以作为侠的注脚。

侠之大者，往往与儒者一样具有惩恶扬善之心、救世济民之志。行仁不同于行侠，但仁心包涵着侠气。宋儒说孟子有英气，其实就是一种豪侠之气。儒为侠的源头之一，韩非子曾这样描述“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选，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侠进可为儒，儒家废了学，某些人则有可能退而为侠。

儒与侠有相同相通，又有很多不同之处，两者学问、境界、方式及手段都不同。儒家对侠家的“言必信”、“以武犯禁”等观念和行为特征也不尽认可。进侠为儒，是进小信小义为大信大义，进意气之勇为义理之勇，进英雄主义为仁本主义，进充满个人主义和暴力色彩的手援为文化性、道德性、制度性的道援。进侠为儒，乃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古人云：先为豪杰，再为圣贤。豪杰为侠之大者，圣贤为儒之大者，进侠为儒，就相当于进豪杰为圣贤。

或曰：“当不起侠者就当儒者吧。号召各位愤青、忍者、小民、懦夫等快快加入儒家道援队伍”云云，此言欠考虑，或者需要补充一下。“各位愤青、忍者、小民、懦夫等”在加入儒家之前，有必要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智勇水平。懦夫骨是软的气是衰的，哪来为儒的力量？愤青黑白不辨是非不明，哪有为儒的水平？“当不起侠者”的人，哪里当得起儒者？儒家不在乎人的身份地位之类外在条件，但需要一定的道德力量和智慧水平。儒门广大，不收破铜烂铁枯株朽木也。2010-6-14东海余樟法

“反儒”定律

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不论有无知识；

反儒的群体必然不良，不论哪行哪业；

反儒的社会必然失常，不论姓社姓资；

反儒的政权必然无道，不论古代现代。

2010-6-15东海老人余樟法

颠覆国家易，推翻“东海”难

关于东海的“反儒定律”，或曰：

“似乎不够周延。如果祖先被孔子处死，人家有可能因此反孔从而反儒.此人可能和你一样，容不得别人欺负自己得父亲，甚而父亲得父亲……的父亲，比如那个姓“卯”的后代。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我想，反儒得理由和动机有些你或许猜都猜不到，因此，你在反“反儒”时，要给出得理由，或许需要宽一点。”

东海敬答：如果祖先被孔子处死，是冤枉的，子孙向孔子复仇，乃是正义的行为，不仅不反儒，而且正合乎儒家以直报怨和“大复仇”之义。（当然，这是假设，因为圣人不会无法无理不仁不义地杀人。关于孔子杀少正卯事，我已有小文证伪。）

如果祖先被孔子处死，合乎正理良法，并不冤枉，子孙就不可以向孔子复仇。若因犯罪受良法制裁，亲属不得复仇，对此周礼有严格规定。其子孙如果因此而反孔反儒，那就是以私仇而反公理、反正义，彰显的是其子孙的不德和不智。

不仅此也，无论其它什么理由和动机反儒，都不影响“东海定律”。要推翻它，只怕比颠覆一个国家政权更难。谓予不信，欢迎有兴趣者拔刀一试。

另外，即使某些反儒者很聪明狡滑，很有智商，也不影响“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这一论断。聪明狡滑高智商不等于有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认知心性的真实、认识儒家的真理。东海余樟法2010-6-16

附“反儒”定律：

反儒的人士必然低智，不论有无知识；反儒的群体必然不良，不论哪行哪业；

反儒的社会必然失常，不论姓社姓资；反儒的政权必然无道，不论古代现代。

2010-6-15东海老人余樟法

何谓反儒派----略答独立先锋网友

在“东海定律”后，独立先锋网友问道：

“弄出定律来之前,是否先界定概念?所谓儒,有孔儒\孟儒\荀儒\汉儒\宋儒和明儒,五花八门,千差万别,早就成了一个大酱缸,即使东汉王充,也称儒门弟子,东海所谓反儒,究竟何指?如指其中一家,那其他各家是否非儒?若指”全伙在此,都是不可冒犯之圣贤”,那么这些儒门自家也在打架,此儒反彼儒,东海君如何判断哪个儒乃低智\无智\不良?小子无知,敬请指教!”

东海略答：我所说的反儒派（反儒的人士），指的就是那些深度误解孔孟之道、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和仁义原则者，如鲁迅柏杨之流，包括众多比鲁迅柏杨的水平差得远的文革余孽。这些余孽已经丧失焚书灭儒的政治特权和“物质”力量，但在思想上与当年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区别。

确实，儒门派别众多，同一派别，也是异见纷呈，甚至同一个儒者，早中晚年的思想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各门各派如何千差万别“自家打架”，凡“儒家系统”中人，都是仁本主义者，对于仁义原则，对于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及仁智勇三达德，都有一种基本的认可。

凡我儒者，无论对仁义道德、对心性有什么独特甚至错误的理解，都不会放弃和背离儒家立场，不会从根本上否定良知原则、砍伐仁本旗帜，更不会说什么“仁义道德吃人”之类混帐话----那是反儒者的“干活”。

另外，圣贤不会在乎世人的嘲骂冒犯（而且东海主张，要切实有效地保障这种“嘲骂冒犯权”。某些人甘做小丑，也是他不可不剥夺的权利。）嘲骂圣贤，只不过彰显其人之不堪而已，于圣贤、于儒家何尤？

就像该网友，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来，不过暴露了自己的混乱糊涂，象“大酱缸”似的。好在该网友自认“小子无知”，又能够谦虚求教，东海不能不拨冗一回。其实，东海对这类问题一向是很不耐烦的，大多不屑回答，很惭愧自己缺乏诲人不倦的精神。

2010-6-16东海余樟法

儒与侠（续）

侠者言必信，儒者言不必信----不是不重信，只是不“必”之。在儒家，信要受到仁义礼智的制约。

侠者重义，容易流于小义乃至不义，儒者仁义并重；侠者轻生，与儒家相比至少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够尊重。

对于社会不平，侠者以武犯禁，喜欢诉诸暴力手段，儒者以文化人，习惯诉诸礼法改良。儒者不反对暴力，只是非常慎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对他人使用暴力，不对社会主张革命。

对于他人之仇，侠者会一力承担代为报复，儒者必要时或许会给予适当的帮助，但绝不会擅自作主全权代理，更不会采取暴力手段。对于自己的大仇，儒者也不会轻易使用暴力----那是穷尽一切方法手段之后最后的手段。

剑（武器）是侠者的笔，溅恶人的血以维护正义公道；笔（文具）是儒者的剑，流自己的血以建设仁宅义路。侠者功夫到了高处，飞花摘叶皆可成伤敌利器；儒者境界到了高处，嬉笑怒骂都饱满仁义精神。

侠者勇在意气，儒者勇在义理；侠者易走极端，儒者崇尚中道；侠者往往无儒风，儒者一定有侠气。缺乏文化的熏陶、道德的修养，儒会退步为侠；反过来，侠会进化为儒。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即侠即儒。

2010-6-16东海余樟法

拜金时代的一个小小注脚

据一则“史玉柱的3小时卖了200万” 报道称，6月15日晚上10点，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的3小时”落槌，中标者为来自上海市的苏彦彬，他的出价是2001221元。拍卖纪录显示，在为期3个月的拍卖过程中，共有286位竞拍者叫价638次。

象史玉柱这类非正常的投机商人暴发户，在儒家社会，别说崇拜，只怕连略有才艺和名气的妓女都不屑一顾。而今居然这么多人出高价买他3小时，真堪称“神州一绝”了。

这则报道，为这个拜金时代作了一个小小而很好的注脚，说明这个社会在文化、道德、精神等方面陷入了深度贫困之中。而购买“史玉柱的3小时”的苏彦彬先生，以2001221元的代价在众多文化贫民、道德灾民中脱颖而出，充当了一回他们的代表。

有人说史玉柱是一个依靠不诚实、不道德的手段获得“成功”的商人，一个商业骗子。我不了解情况（是不是编织脑黄金神话、也就是把垃圾包装成黄金的那个家伙？）不知道究竟如何。如其言属实，史玉柱“脑子中的智慧和经验”就更可疑了，这则报道就更有典型意义了，它说明众多中国人在“拜金”方面全面超越了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很拜金，很物欲，但有“法度”，有底线，对于骗子，是没人拜的，而且会群起而攻之、法律以惩之。中国社会不仅拜金子，而且拜骗子，不以“不诚实不道德”为耻，反而以之为荣，为偶像，真不愧是一个“特殊化”的拜金社会。

2010-6-18东海儒者余樟法

老宣“疯话”不幸言中，继续反儒居心可疑

五四以来，反中华文化尤其是反儒家、反道德成了知识界思想界最大的时髦。广大国人也都以为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不反掉它们，政治、社会就文明不起来，国家、民族就振兴不起来。

这真是一大误会。这一误会所造成的百年恶果，所招致的空前浩劫，中国人民应该领教得够了，遗憾的是，至今很多人依然执迷不悟，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仍把五四以来那些文化打手、道德杀手的奉为“文雄”，把他们的著作奉为经典。

当然，由于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的深度影响和劣性熏陶，某些传统道德规范确实已经过时、落后，已经不适合于民主时代，比如“三纲五常”的“三纲”，有必要予以抛弃或者更新、升级，加以现代化的阐析。但是，道德本身，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万代而不变”的文明的核心，永远不会过时。仁义礼智信五常，乃人生、社会、政治之常道，本质上适用于任何文明形态任何时代，即适用于农业时代，也适用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在七十多年前，《疯话》作者老宣曾深刻指出：“社会是一团散沙。道德如同黏胶。社会间，无道德决必不能团结牢固。今人日日研究改良社会问题而竟蔑弃道德，甚至欲推翻道德。他们将来所造成的新社会，焉能有好的希望。”

老宣不幸而言中。五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不就是“他们将来所造成的新社会”么？只不过，“新社会”的黑暗和悲惨程度，岂轻飘飘的一句“焉能有好的希望”可以了得？

老宣又说：“不打倒古圣人，显不出新圣人。不排斥古文学，抬不高新文学。现今的许多学者并非对古圣先贤，有何深仇大恨，也非对古人的文学，深恶痛绝。不过，他们因为求名图利起见，不得不昧着天良，立异标奇。这个锦囊妙计施用之否，果然，新文圣，新作家，新文坛巨子，就如大雨后的雷蘑，一个一个地全钻出来了。他们或彼些标榜，或互相攻攻击，闹得乌烟瘴气、鬼哭神号。于是盲从之辈辈，心目中只知有他们，不知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他们的新愚民政策就达到成功了。”

五四以来、鲁迅之类“新文圣，新作家，新文坛巨子”们，之所以反儒家、反道德，其动机倒未必是“求名图利”，也未必是“昧着天良立异标奇”，更未必是要做“新愚民政策”的帮凶。不少人是思想颠倒认识糊涂，有些人确实是认“对古圣先贤古人的文学”为国家衰弱社会落后的罪魁祸首而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有“历史的局限性”吧。

但是，经过百年沧桑、千古浩劫之后，饱阅蔑弃儒家、推翻道德的后果的严重性之后，某些知识界、思想界人士仍然把矛头对着儒家文化和仁义道德“苦攻”不休，继续毛泽东们的未了之业，其居心就很可疑了，至少有故意装傻、扯蛋、搅浑水、愚弄民众的嫌疑。如果说鲁迅们反儒主要是“智弱”的原因，现在的反儒派则主要是“德残”所致了。

2010-6-19东海余樟法

对商贾阶层的严重警告

据说史玉柱有句名言：“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争取最大利润”。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商贾逐利，份所应当。问题在于商贾们是否真的做到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几十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已成中国社会一大祸害，而落入法网的大小腕儿也前仆后继数不胜数，在在都证明着众多商贾在追逐利润的时候是超越和违背了法律规范的。

还有，执法者是否公正，法律本身是否公正，这都是问题。大量公开报道的事实足以证明，在不少地方不少时候，某些执法者不仅没能有效地行使维护社会公正、惩治违法犯罪的功能，反而猫鼠勾结黑白混杂，或者为大大小小各类奸商骗枭保驾，为各种坑蒙拐骗违法犯罪行为护航。

但愿包括史玉柱先生在内的众多商企在争取最大利润的时候，真的能够守住法律的底线，同时也能够守住某些道德的底线，那将是广大消费者的幸运，也是他们自己的幸运。怕只怕“但愿”只是我美好的愿望而已。

假冒伪劣商品空前的泛滥，已充分证明众多商企早已道德、法律双重“失守”，早已沦为奸商骗子乃至“夺命杀手”，充分证明当今商贾阶层在整体上已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无良无耻卑鄙龌龊的群体。

为了治病救人，让我在此发出一句严重的警告：靠假冒伪劣害人的产品，靠歪门邪道祸世的手段，纵能成一时之功发一时之财，最后也必难逃公道，难逃败亡的结局悲惨的下场。即使侥幸逃脱法律的惩处，也难逃“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天理和因果报应的铁律。民无奈，有法，法不惩，有侠杀，有“天诛”！

2010-6-19东海余樟法

仇官现象已十分严重，乱世到来或不可避免

几乎任何官员正常非正常的死亡，都会招来民众一致的非理性的热烈欢呼。已经没有人去分辨和查考死者清浊廉贪善恶正邪了。在大多数民众眼里，凡当官的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假恶丑贪的代表，都该死。这不，凯迪上一则“副县长驾公务车回乡被豪华车撞死”的讯息，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各地人民群众发来的“贺电”：

“为消灭掉一位公务员而庆贺”，“庆祝中国又少了一个祸害”，感谢死者“对纳税人做了最后的也是最大最大的贡献”云云。有人表示“这种新闻是我的最爱”；有人建议“能不能搞一个网站，每天都刊登这样的消息，让我们松弛一下疲惫的神经”。

单纯地看，这些网民简直毫不讲理专门骂官甚至冷血恶毒没有人性。然而在指责这些“围观者”的同时，人们有必要好好地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民众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仇官现象严重至此？为什么大多数民众会对政府及其广大官员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并且充满非理性的仇恨？在大多数民众眼里，官员没有不贪官的，领导没有不“领盗”的，公仆没有不恶仆和公害的，政府没有不“正腐”和“狰腐”的----成了腐败、罪恶和黑暗的象征。为什么？

在某些具体的官民冲突事件中，或许有些民众不明真相、不讲道理、缺乏理性，或许有些民众不分青红皂白、不识是非好歹。但是，即使错在“民方”，官民之间矛盾尖锐到这种一触即发的程度，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官方无疑要负主要的和根本性的责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天理人情之常。

这是一个特别缺乏道德、缺乏文化的时代。弱势群体固然缺乏，强势集团更加缺乏-----不仅缺乏，而且负债累累。“民方”与官方都在急遽地野蛮化、黑恶化和禽兽化，双方矛盾又越来越尖锐化，任何星星之火都可能形成燎原烈焰。现在的稳定完全是表象的、虚假的稳定。

如果仇官现象持续严重下去，官民对立持续发展下去，如果高层依然坚持利益主义、物质主义、鸡的屁主义的政治导向（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被利益主义、物质主义、鸡的屁主义架空，有名无实），而且对少数仁人志士弘扬道德文化的努力和优化政治制度的呼吁横加阻拦，那么，空前乱世的到来将不可避免，中国社会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礼记》曰：“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现在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正是这样一个“灭天理而穷人欲”的社会，一个“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的社会。按照《礼记》的告诫，这个社会正在大乱的道路上狂奔啊。

2010-6-20东海老人余樟法

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因有匿名者于某网络发表《一个女人和她的遭遇——方克立两三件事》一文，对“我们的导师方克立先生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作为先生门下弟子”的曹跃明、陈代湘等近四十位专家学者教授联名发表《关于方克立先生遭诽谤事件的声明》。

据传匿名者亦为方门弟子。匿名文章对方先生的“攻击”有没有事实依据，东海不了解情况，不敢妄断。但我认为，不管有没有事实依据，匿名攻击的行为都是很不君子、很不负责任的。方门弟子们为了维护师门清誉，发个声明，可以理解----尽管这么泛泛的澄清，效果可疑，澄而不清。

但是，“声明”说“我们不得不发表如下声明”是因为此事“影响除及于先生和方门弟子外，且及于儒学与中国哲学之声誉。”这就不诚实了，有首鼠两端之嫌。方先生已一再声明自己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反儒立场有目共睹。“声明”中不也提到“先生一生奉行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评论各派学术观点”云云。

那么，方先生受到诽谤，是他自己的事，与儒学何关，与中国哲学何关？（儒佛道文化才称得上是中国哲学）最多只能说影响及于马克思主义之声誉，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失败提供了又一小小证明而已。连亲自扶掖的弟子都对导师“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还不失败吗？

当然，马克思主义教育失败的证据如山似海，方先生的遭遇算不了什么。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熏陶、教育、培养下，人性中恶的一面被全方位地释放出来，无限制地泛滥开来。多少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污辱、诽谤、打击、迫害啊，又有多少人自己成了污辱、诽谤、打击、迫害他人的马克思主义啊。尤其是文革浩劫，真可谓人人成魔，举世若狂。

这在儒家是难以想象的。自古以来儒门中也不乏小人伪君子甚至大奸大恶，但终究以正人君子豪杰圣贤为主。象这样“大规模”地培养小人伪人奸贼恶棍的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古今中外再找不到第二家；其殃民祸国的程度，别说法家，便是任何邪教教义也望尘莫及呀。

当一种“主义”全方位播种仇恨、煽动斗争、升级人性之恶，“大规模”地培养小人伪人奸贼恶棍，甚至持续性地制造政治性社会性灾难，这种“主义”还值得信仰吗？还不足以让方克立先生反思吗？

另外，当今天下对中华文化“极尽污辱诽谤之能事”者众，方门弟子们如果确愿为儒学与中国哲学之声誉着想，为中华民族的兴衰和前途着想，理当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辟邪说放淫辞，传道授业解惑，作一个真正的儒者、卫道者。

2010-6-20东海余樟法

以拜致谢又何妨？----关于重庆某中学“拜师”事件之我见

据报道，重庆某中学高三毕业典礼上出现了集体跪拜感谢老师的场面。有人问我对此事件的看法。东海答曰：如果确实是学生自愿自发的，偶尔一拜又何妨？只要不带强制性，对此加以适当引导和鼓励，也无妨。理由如下。

跪拜特权、跪拜政府当然不应该，那是专制主义的残遗和奴化意识的表现（但也不可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时候民众跪拜特权和政府，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特殊形式的抗争。）但跪拜礼作为一种庄重的仪式及感恩的方式，没必要也不应该杜绝----在日本和韩国跪拜礼就很平常，我们也应该“平常心”看待。

任何人不可有奴性，但不可以没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或感恩之情。比如对天命（这个词蕴涵很丰富。天之所命，包括人的良知仁性及各种“客观规律”等）、对圣贤、对祖宗的敬畏，比如对生养自己的父母、传道授业的老师的敬重之心和感恩之情，不可以没有。教导学生从小学会敬畏和感恩，也是教育的意义之一。在特定场合，跪拜礼不失为表达敬畏之心或感恩之情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学生可以“拜”谢师恩，老师则要真正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如果老师不像老师，传的是歪门邪道，误人子弟，当然不值得尊重，更不配得到学生的“拜谢”。）

东海生平脖硬腰硬狂傲不驯，若有人胆敢仗权仗势让我下跪，我必誓死反抗。但跪拜祖宗、跪拜父母、跪拜孔孟、跪拜经典、跪拜历代圣贤豪杰，却被我视为当然应然，拜起来绝无丝毫心理障碍。跪拜祖宗、父母、孔孟、经典以及历代圣贤豪杰，其实就是跪拜自己的本心。

据说重庆某中学因此受到教育部门的通报批评，未免小题大做。至于众多反对者将此事与“专制思想、奴化意识和奴化教育”结合起来批判，认为“一旦下跪就意味着人格的丧失”，更是过度解读、无限上纲，这种批评很不负责任，有误导国人、误导教育之嫌。

下拜与“专制思想、奴化意识和奴化教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拜未必好学生，不拜未必有人格。对于“天命”，对于父母老师和圣贤经典，对于道德良知正义真理，绝大多数现代人包括学生不仅不尊重，反而加以轻蔑、侮辱并以此为荣，这才真是没有人格。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师不师生不生，这才更加可忧、可耻、可怕！

2010-6-21东海老人余樟法

提醒某些中国人

不能因为很多公仆不如盗贼就去赞美盗贼，

不能因为一些良家不如妓女就去支持妓女。

不能因为有人曾伪装君子就咒骂所有君子，

不能因为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就崇拜真小人。

不能因为有假仁假义现象就认定道德吃人，

不能因为没能够发现良知就认为良知虚无。

不能因为真理曾遭到恶性歪曲就蔑视真理，

不能因为儒家曾受过不良利用就悖弃儒家。

不能因为生活离不开金钱就主张金钱至上，

不能因为生存离不开物质就崇奉物质主义。

2010-6-21东海老人余樟法

儒家政治必须保障公民自由

或问：“在儒家社会，有没有公开宣扬马列毛主义的自由？这事儿由民主决定还是政府决定？”

东海答：公开也好私下也好，信奉和宣扬什么“主义”（理论、学说、宗教等），属于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和侵犯的自由，马列毛主义也不例外。当然，别人也有批评、驳斥、反对马列毛主义“主义”的自由。另外，国民还可以自由组建各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团体（政党），那属于结社自由。

在民主时代，儒家对国家的治理通过宪政和法治进行。切实有效地保障国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儒家政治题中应有之义。“这事儿”由宪法决定、政府执行，不属于民主表决的范围。也就是说，任何民主决定，不能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

2010-6-21东海老人余樟法

值得儒家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在东海《儒家政治必须保障公民自由》后，海外某前辈跟问：

“能否说说，对于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胜于自由主义者的具体主张？能否说说，对于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胜于自由主义者的具体主张？儒家若想在政治上统摄西方自由主义者，必须如此这般地从各个面向拿出胜招，以示自己具有这个统摄能力。期待焉。”

儒家在哲学、文化层面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理想，都可以包容、涵盖和统摄自由主义，对此东海在《大良知学》一书及《中西合璧，以儒为体----儒家与自由主义关系初论》、《关于信仰、民主与良知》等多篇近作中都有详尽的阐析。但“对于保障公民自由儒家有何胜于自由主义者的具体主张”方面，东海尚乏细致考虑。

这是个大问题，涉及儒家政治具体的制度设置和架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着儒家在新一轮文化、社会、政治“竞争”中的兴衰成败，关系着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选择，值得各位儒者认真思考。

在文化层面，亚西方的那个“主义”不足道，西方文化（主要为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才是儒家真正的对手。在未来中国，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持续的思想争鸣、政治争论和制度争优，特别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将不可避免。当然，这种种“争”应该是自由、良性、道德的。

2010-6-22东海儒者余樟法

中国文化凭什么领先世界？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余世存《非常道》）

我也相信中国文化终将领先世界，但季羡林所说的理由是肤浅的，或者干脆不成其为理由。中国文化终将领先世界，最根本的理由在于文化的优越性和真理性（对此东海“大良知学”有深入阐说）。中国文化的心性论、生命观以及世界观宇宙观，都比西方文化正确高明---如果不具备这一内因，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文明怎样发展，外在条件怎样成熟，中国文化都没有领先世界的机会。

中国文化领先世界是迟早的事，但何时才能领先世界却不一定。

人们对真理的认知、真理的传播都有一定的过程，要受到民众学识智慧道德等程度的制约，还受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条件和气候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真理力量的体现，即使某种时候具有突变性、爆炸性，也是建立在持续的积累、渐变和潜移默化的基础上。

原则上人人皆有良知，人人都有认识真理、理解儒学（中国文化的主统）的能力。但是，人性既有本性又有习性，而且各种习性往往根深蒂固。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世人的良知本心普遍为习心所遮蔽，孔孟之道难免受到普遍的误会和反感。老宣说得好：

“苏秦张仪，走遍六国到处受欢迎。孔丘孟轲，行遍天下到处碰钉子。因为苏张所谈的，是合于一时的人欲。孔孟所谈的，是万古不磨的天理。娼妓小人的甜言蜜语易惑人心，节妇义士的冰言冷语难入人耳。”（《疯话》）

尤其在这个比孔孟时代更加学绝道丧的“据乱世”，中华文化刚刚遭受了一轮空前严酷的摧毁，儒家的处境会更加艰难，良知的遮蔽特别严重，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去遮除蔽的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认同儒家义理。正如某网友所说：“儒家文化层次太高，内容太丰富，寓意太深刻，加之近代中国文化的倒退，中国人的素质下降，无能力消化本民族的高层次，高势能文化，而西方那些低俗的低层次的文化更容易接受。”（跟帖于《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中国文化要重新领先世界（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中国文化已领先世界数千年，它的落后满打满算不过两百年而已。），首先第一条，它至少要得到中国知识分子及政治家的普遍认可。这一条就很不容易。

其次，中国文化的主统儒家应该在中国重新确立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地位，并有效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的种种问题，成功指导中国的政治转型、社会变革和制度优化。如果任凭这个指导性“地位”为异族文化所占据----不论这种异族文化是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如果象现在这样，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国家都是边缘化、装饰性的，甚至受到种种污蔑、敌视和恶意的攻击，它凭什么领先世界、“化成天下”？

中国文化要领先世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大量的的条件有待于去创造，季羡林式的盲目乐观要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的力量，需要借助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人去体现，需要体现落实于中国的政治和制度文明中去。广大中国文化、政治、社会工作者特别是儒者，任重而道远啊。

2010-6-22东海儒者余樟法

方克立先生还不反思，更待何时？

父不父子不子、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以儒家或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也难免。但是，无论如何都有一定的限度，都不至于发展到“马家”社会的程度。

我说过，仅仅方先生门下出一二弟子不肖，那当然算不了什么（具体是弟子不肖还是老师有问题，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兹言弟子不肖，乃姑依《关于方克立先生遭诽谤事件的声明》所说）。问题在于，大半个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教育系统“师不师生不生”已成普遍、“正常”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破绽百出，实践中更是造祸天下，居然会在和平年代“导”出“大革文化命”、大革同胞命的运动，让广大国民你死我活，让神州大地水深火热。

（“声明”中说“先生一生奉行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评论各派学术观点，发自本心，正大光明。”云云，甚是幼稚。这么说，只怕不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许可。马克思主义不明良知不识本性，不承认人性本然之善及其超越性。这种“哲学”不哲无学，纯粹是发之于和诉诸于人类习性，所起的作用不外乎鼓励着人类的斗争性、泛滥着国民的劣根性、放纵着各种习性之恶。）

文革早已过去了，“马家”也已被架空了，但只要“马家”“在宪”，其流弊就未有穷期啊。岭云关雪儒友说得好：

“儒学盛行的古代，即使乱世大概也没有堕落到以丑为美、甚至屠杀幼儿园小学生的水平！可以预言，中国一旦政局不稳，人人乱杀的惨剧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王朝，不仅仅是官民之间，各阶级阶层人之间，各民族之间，甚至毫无利害冲突的陌生之间都可能看着不顺眼就加以杀戮。过去，盗亦有道，杀人也要找个冤家债主，所以即使乱世，也多少有点道德底线。现在还有吗？所以同样是法治体系崩溃的乱世，它们混乱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的天灾频繁更是过去没法比的，今年全国性的地陷现象也成为热点，这是掠夺性开采的恶果，旱涝震风更是不断。人怨，天亦怒。”（跟帖于《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方克立先生及其门下诸弟子，作为知名学者教授，负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责任，负有文化、社会责任和一定的政治责任。东海苦口婆心，赠之以言评以以理导之以道，请他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信仰，完全是为中华文化考虑，也是为他们自身长远考虑。

杨墨尚且为儒家所力辟，何况比杨墨更加异端的马列？方克立先生尽管坚持“马家”立场，毕竟对儒家不无研究，且亲身经历过文革、亲自领教过马式教育的“厉害”，当能理解东海的一番苦心，当知信仰和传播异端学说对社会和自己的危害性。如今垂垂老矣，一些事情可以看开些了，可以多为天下后世也为自己的良知慧命考虑了。如今还不反思，更待何时？

2010-6-23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马家、方家等等-----答Yukunshi网友

一

Yukunshi网友为方克立先生及马克思主义辩，不少地方似是而非，然文字优美典雅，在当今学者中也算不无见识，很难得，乃认真答复如下。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也不是一回事，不可一概混同。确实。但是，它们之间也非“完全不同”，而是血脉相联、魂魄相关，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解放”以来中国各种人祸包括“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无疑要由执政当局去负。东海十年来有大量文章议论时政、“问诸当路”，曾经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准备把自己给“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责任则由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去负，为此，东海也有不少文章剑指“马家”。

同时，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论真伪），特别是其中在社会、文化等领域负有重任、占有高位、富有名望者，也应该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至少是文化责任。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就是因为“贤者”承担着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等重大责任。

二

“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确实有所不同，但也非“天壤之别”。儒家不论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不论如何教条化，只要儒家“作为意识形态”，其“真精神”终究要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来。古代儒式王朝无论怎样“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终究比较开明和文明。

宋朝以后，君主专制程度越来越高，儒家受到的利用越来越恶劣，受到的歪曲越来越严重，故史家有“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之说。清朝，本来就遭到严重歪曲的儒家又进一步僵化和教条化。但就是这样，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特别是“文革”时期。

五四时代对儒家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在给予君主专制以良性的制约与导向时，也难免受到专制主义的侵蚀。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不少早已陈旧僵化、本身就违反了仁义原则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教条，对于种种社会问题负有相应的责任，打倒是应该的。

（对于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张之洞等洋务派及后来的谭嗣同康有为等改良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不同方面的努力。这说明儒家内部有相当的与时俱进、因时制宜的能力。）

五四的问题在于因噎废食，把某些外在道德规范的问题、某些儒者个人的问题无限上纲地一概委之儒家，不是升级它、回归它的真精神而是将它连根拔起。正如鲁迅所说：倒婴儿洗澡水时把婴儿给一块泼掉了。

三

儒学与马克思之学都曾经因意识形态化而有所扭曲，但前者根子正，源头清，大经大法没问题，无论怎样扭曲，都属于枝叶问题，实践上纵有偏差，不会过于鲁莽灭裂，纵然鲁莽灭裂，改良起来也容易些；后者则是本身思想根基的问题（详见东海《异端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诸文），无论扭不扭曲，实践上都会全盘错误，犯错极易，纠正极难。

这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之学的区别。

所以，东海否定马克思之学，并非仅仅因为“社会问题”。当然，我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局部合理性的存在，不否认它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还相当深刻。我说过，哪怕邪教教义，也不会一无是处的。

至于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两者乃是“形似”而已，形似而神异，两者所依据的人性论、生命观、世界观大不同也。“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yukunshi 先生也知道“牵强”。康有为、梁漱溟虽大儒，终究只是“贤人”。

四

yukunshi 先生曰：“（方克立）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于此足见方先生的修养和胸襟，我对待方先生与其它马克思信徒也是有所区别的（详见东海《异端论》）但是，方先生对“门外”众多的不同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呢？

坚持正义真理道德理想、坚持一种优秀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专制是两回事。东海“独尊儒术”，却不主张“罢黜百家”，或者说，我对各种异端外道的“罢黜”完全合乎仁义原则和现代文明原则。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者，我会严厉批判，也会尊重其言论权，并主张给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异端外道的言论权以制度保障。我说过：

“言论自由是普适价值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应该和必须成为当代儒家的重要原则。这方面不能“软”，不能“从权”，不能枉尺直寻及乡愿态度，也不能用投票来决定取舍不能诉诸于民意。所谓原则，就是“左右皆非之，諸大夫亦非之，國人亦非之”也要坚持的东西。对原则的维护坚持，是需要一点“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的。”（东海文章《维护文明原则，顾全儒家大局》）

另外，拙著《大良知学》有《尊儒不是独尊》一文，也谈到尊儒与尊重思想多元的问题，欢迎参阅。

2010-6-23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yukunshi先生跟帖（跟于东海《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东海先生就当今社会之种种乱象敦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窃以为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众所周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一回事，而个人信仰与社会政治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岂可一概混同？对于专制社会之种种社会问题，五四时代曾一概委之儒家，因而提倡“打到孔家店”，流风之弊，以迄于今。有识之士则知儒家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之儒教固自不同，儒家真精神与被统治阶级利用之儒家教条，可能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此，故不可因封建时代之问题而废儒学，故有今天提倡儒学复兴之可能。以足下之高明，吾想固不否认此义。

儒学如是，马氏之学宁非如是乎？任何学说，凡意识形态化则必致扭曲变形，儒学与马克思之学一也。社会问题，当问诸意识形态，岂可因此否定一种学说思想？马氏有共产之理想，儒学亦有大同之观念，昔康有为、梁漱溟等甚而因此相比附，此虽不免牵强，亦可见此未足为马氏之过。至如阶级斗争之类，其过在绝对化，我以为并不在其本身。社会阶层之间有矛盾，并因此矛盾而见社会之变动，此义作为一家之言，试问又有何不可，又如何能轻加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如海德格尔、萨特乃至哈贝马斯、德里达诸大哲莫不同情之，正可见其自是一理，未可以轻非也。

由是而言，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何不可？且观方门声明，有“先生门下数十弟子，思想差异甚大，先生皆能包容”之言，盖其中尊信马克思主义者固有之，然同情儒学者亦是不乏其人。至于当今之社会问题，尝闻信仰马氏之学者固欲辨“真马”与“伪马”矣，如新左派之流，亦自不屑与正统之意识形态划等号，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内部，自有异同，又岂可不问皂白、一概打杀？学术之争，自来难免，方今儒学固宜复兴，然若必欲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此亦恐实非儒学之福。殷鉴不远，正在马氏之学！

社会动荡、天灾频仍，足下不问诸当路，乃请方克立先生及其弟子反思，其欲年逾古稀之方先生及其身为学者之众弟子为此负责耶？岂非笑谈乎？“昭王南征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引向深入----二答yukunshi网友

满清与毛共，难兄难弟，颇堪一比。

毛共“解放”战争，可比于满清“入关之屠戮”；毛共马列洗脑，可比于满清“剔发之苛急”；毛共文革疯狂，可比于满清“四库之篡毁”。文字狱方面，更有得一比。满清对“反对派”“剖棺戮尸株连九族”，毛共对不同意见者也是大搞株连，“踩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死了也不放过----只是，毛共在没有重大天灾的情况下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在和平年代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内斗乃至内战等，满清就无可与比、望尘莫及了。

满清与中共的文明程度都很低，东海“每读明清嬗代之际”与每忆太祖在位之时，“未尝不废书而怅恨于无穷也”。然而比较而言，我以为“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之说是实事求是的。

儒式政权即使“阳儒阴法”，或者无论变得怎么坏，政治宽容度也相对比较高，改良起来也较容易，清末的宪政努力可以证明；马家政权即使“阳马阴儒”，或者无论怎么变好，政治宽容度终究不如儒式政权，转型起来则很困难，事实就摆在眼前。

两种政权下的民风士气也大不同。民风姑不论，仅说士气。“有明阉宦之残虐士类、满清文字狱之酷烈”都是违仁悖义的暴行恶政（“以理杀人”之惨、割股埋儿之异也是违背儒家原则的），但是，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当时的“士类”的道德风骨相对而言都比较可观。明清士类虽不如唐宋，比马家政权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则要强得多多：奴性少得多，骨头硬得多。

满清是异族统治，中共是异族文化统治。满清尊儒，是蛮夷而中国化，但满清政治严重偏离儒家仁义原则，虽中国化，蛮夷味道仍烈；中共灭儒，是中国而蛮夷化，但中共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精神，虽已蛮夷化，“中国风”渐有所归。东海“于时尚能安坐而非共非马”，乃拜“和谐论”所赐，如果马克思主义依然原教旨，或者没有被逐步架空，东海即使不死，也得脱三层皮了。

另复须知，“非共非马”者并非都如东海一般“尚能安坐”（东海所求，乃言论的自由和渠道、儒家的兴旺发达。安不安坐，原无所谓。）满清文字狱虽严酷，也不是没有例外。满清之世如东海“非共非马”一般非满清的，并非全都如吕留良，并非全都在监狱里。如明末清初三大儒，不仅言论上疯狂反清，而且参加过实际抗清斗争。但他们仍然受到朝廷和地方相当的宽容和尊重。

我相信执政党及文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所反思的，政治上架空马主义汲取儒家思想，学术上对儒家进行研究和阐发等等，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只是我认为，当局及方克立们反思的力度、深度还很不够，还浮在表层。东海奋起棒喝狮吼，就是要把这种反思引向深入，从而不断强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力度，让更多的人反身而诚，反马归儒。

总之，东海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儒化中共、儒化中国。希望在一百年内，中国的政治、社会能够顺利越过各种历史性的障碍，走上仁本主义的光明大道。我知道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但仍将为那一天的到来而毕生奋斗。

2010-6-24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附yukunshi跟帖（跟于《敬请方克立及其门下众弟子三思》）

东海先生以为一种思想不管如何意识形态化、如何被统治者所利用，总归是“血脉相联、魂魄相关，不能完全割裂开来”，我则以为确有可能“完全不同”；足下亦知“儒家在给予君主专制以良性的制约与导向时，也难免受到专制主义的侵蚀”，我则以为这种侵蚀有可能伤筋动骨、导致面目全非：这即根本分歧之所在。

儒家自董仲舒开始即欲对君主专制予以一定制约，这确实不假；但这种制约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或被统治者自觉接受，这却也是一不容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的大儒未有完全屈从于当权者的，而这些大儒在生前一般也都是命途坎坷、不被重用，只有在其“不会再说话”亦即其死后，方被统治者当成牌位供奉起来、任其利用。君谓儒学“无论怎样扭曲，都属于枝叶问题，实践上纵有偏差，不会过分”，果真如是耶？有明阉宦之残虐士类、满清文字狱之酷烈，乃至“以理杀人”之惨，割股埋儿之异？是何如耶？此五四启蒙者所深恶，而君乃以为“不过分”耶？其真可归为儒学本身“血脉相连”之所固有耶？若真以此等亦可谓“不中不远”，则先生虽以复兴儒学自任，然吾必谓先生真儒学之罪人也！

在下之鄙陋，先生之书之文，盖未尝能有幸拜读也。然仅就此帖所论，则实有不敢苟同者。君谓“满清政治的文明程度仍然超越现代”，真不知何得有此论也！入关之屠戮，几无噍类；剔发之苛急，则华夏衣冠亡；四库之篡毁，而儒学之精神凋，凡此之类数不胜数，故有识之士每读明清嬗代之际，未尝不废书而怅恨于无穷也！君曾有“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主义和信仰，是否也能包容”之问，是至言也。然先生于时尚能安坐而非共非马，不知先生自度若生于满清之世而能如此非满清乎？不知先生知吕留良之事乎？剖棺戮尸，株连九族，吾恐如先生者，其不为吕留良者几希矣。然则此即满清之“政治文明”耶？此非我所敢知也！

故我以为，专制统治之奉儒学者，不过加以实用主义的、“趋利避害”之利用而矣，根本谈不上什么儒学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亦犹是也。任何哲学思想，都绝不能简单地通过政治实践之成效而论其真假。君欲以当前之现实问题而使马克思主义反思，然马克思主义者必将告君：吾之反思久矣！

《儒家中国》随想

“儒家中国”（网址//m.katywinge.com/），这个名字取得好。儒家和中国，都是我的至爱，我生命中的不可或缺。浏览“儒家中国”网站，随想如下。

儒家与中国相辅相成，

中国与儒家相依为命。

中国应该永为儒家的国，

儒家应该先做中国的家。

没有中国，儒家将失去实体依托，飘萍浮梗，就像失去身体的游魂；

没有儒家，中国将失去精神栖居，名存实亡，就像失去灵魂的躯壳。

儒家的复兴与中国的振兴同步，

儒家的理想与中国的未来同频。

儒家只有成为中国的家，才能成为人类精神之家；

中国只有成为儒家的国，才能成为地球最好的国。

尊儒家落到实处，必然爱国。不爱国，尊儒没有根基；

爱中国到了深处，必然尊儒。不尊儒，爱国没有深度。

2010-6-24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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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精言一束

不怕受千万小人之毁骂，

怕不为二三君子所赞许。

忠厚君子鬼亦钦，虽一时坎坷，必获善报应；

刻薄小人天不佑，纵侥幸名位，终无好结果。

骂中国文化垃圾，是中华民族的垃圾；

骂仁义道德吃人，是吃仁义道德的人。

反仁本主义而动，是最严重的反动；

逆孔孟之道而行，是最危险的逆行。

儒者人之需，反儒者自绝于真理，

仁者人之质，违仁者自违了良知。

爱儒，是爱人、爱国和自爱的方式，

尊儒，是尊人、尊道和自尊的表现。

儒家有赖于世人的支持，否则兴不上去；

世人有赖于儒家的支持，否则立不起来。

道的辉煌，有赖于我的光明，

我的理想，有赖于道的弘扬。

作文著书，是为天下后世造经，

弘儒传道，是为国家民族造命。

被异端外道引为同道，是儒者的耻辱，

被反儒人士恶嘲毒骂，乃孔孟的光荣。

2010-6-27东海儒者余樟法

最尊儒家，兼尊其它

独尊任何学说、主义都有可能走向思想专制乃至政治专制，独尊儒家例外，独尊但绝不独裁。因为儒家乃仁本主义，道德、良知、恕道以及自由、民意、人权等等概念，都可以为仁本主义所涵盖。（自由主义者往往也是独尊自由主义的，不能因此指斥他们专制独裁吧？）

各种学说、主义、文化宗教体系都各有一定的真理性，但真理有高低，文化有优劣。儒家理所当然地最尊儒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儒家是个体和社会的最佳选择，

认为儒家的真理性、先进性、宽容性、优秀性高于古今中外各家各派。

儒家不否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的普世性，但强调仁义礼智信具有更高的普世性和普适性。前者只有接受仁本主义的指导才能够无缺陷，才不会出偏差。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文明，仁本主义是更高一级、更加圆满的文明。

独尊儒家的独尊一词，应视为一种方便说法，或者说与“最尊”同义。儒家独尊儒家，并非要把其它各种学说、主义、文化宗教体系都打到、消灭，而是兼尊其它，以仁义原则指导社会和政治生活，并为其它各家的言论权提供制度保障。

当然，由于学识、品质、修养和对儒学的理解程度不同，某些儒者的宽容度会比较低下，某些儒者或不认同平等、自由、人权等理念和新儒家群体的共识。这是个人问题，不是儒家义理、也不是新儒家群体的问题。

2010-6-27东海儒者余樟法

“大人物”的处谤之道

自古以来，没有哪个英雄豪杰大儒圣贤不受到污蔑毁谤的，周公也不例外，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也。古人云：“是知圣人不能使人无谤，能处谤者也。”处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不睬，只顾自己至真至诚做人，尽心尽力做事。历代圣贤的处谤之道，不外乎如此而已。吕坤曰：

“古之谤人也，也忠厚诚笃。株林之语，何等浑涵！舆入之谣，犹道实事。后世则不然，所怨在此，所谤在彼。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而其谤不足以行也，乃别生一项议论，其才辨附会足以泯吾怨之之实，启人信之之心，能使被谤者不能免谤之之祸，而我逃谤人之罪。呜呼！今之谤，虽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圣贤处谤无别法，只是自修，其祸福则听之耳。”（《呻吟语》）

“圣贤处谤无别法，只是自修，其祸福则听之耳”，这是圣贤的无奈和悲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圣贤的光荣。诗云：不遭人忌是庸才。那么也可以说，不遭人谤不圣贤。特别是在道德崩溃、奸邪遍地的时代，一小撮仁人志士不能不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说：

“对于谎谣毁谤，默不理睬未必是好办法，更好的办法是如实如理予以澄清，或者诉诸法律以讨还公道。”

对于造成了严重的现实危害的谎谣毁谤，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是道德、文化上真正够“大”的人物，往往不屑于这么做，不屑把自己与毁谤者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连与卑鄙小人对话都自觉“掉架”，别说与之自争清白和对簿公堂了。

至于报复，对于“大人物”来说，只怕连一闪的“念头”都没有。除了君父大仇，要一个“大人物”正儿八经地报复无知无德、满口谎谣的小人，比让他自杀还难。他们在厌恶鄙视的同时，倒有可能对毁谤者抱有一种悲悯之情。

一些“大人物”受到不实、非理、恶意的攻击，往往听之任之，即使很容易分辩清楚的事，也不屑置辩---宁愿被外人认为不能置辩不敢置辩，而且不允许知情的学生好友代辩，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一种特殊的自重，也是对那些轻薄下流之徒的特别的轻蔑。

（东海当年初入网江湖，好与一些恶少恶老轻薄子争吵，一碰就跳，受到污蔑则絮絮自辩，后幸蒙某前辈提醒，方知自己久入鲍鱼之室不闻其臭矣。偶尔回首，羞惭难当。）

这种传统型文化人的自重，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了。现代不论政界学界的“大人物”，大多已经小市民化、流氓化以及奸商化了。别说对不实非理的攻击不屑置辩，即使是对有凭有据的事如实如理的批评，他们也能胡搅蛮缠勇不可当地大辩特辩，要凭才华文章及特权势力，把黑辩成白，把魔辩成圣，把错误辩成正确，把假恶丑辩成伟光正，把从头烂到脚的自己辩成空前绝后的大美人…呜呼！

2010-6-27东海儒者余樟法

寻找出版大社，期待文化慧眼

东海下列著作编峻待出：

《儒家，每个人的家》（儒学）

《儒家雄起来》（儒学）

《中国：第三条道路》（政论）

《东海随笔集》

《论语点睛》（论语解析）

《说剑堂诗稿》（旧体诗词集）

《东海诗词点评本》

《我带来的是一个黄金时代》（新诗集）

《新诗经》（大型组诗）

东海余樟法联系电邮：donhai5@hotmail.com qq：604391736

附：东海已出之书：

《未必逍遥》（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剑魂琴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命运之上──中国诗人自选诗丛萧瑶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旧体诗词集《逍遥山庄诗稿》及续集、三集、四集（银河出版社）等等；《绿城百花百鸟诗书集》（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版，与陈政、王云高合作。320元。）；《大良知学》（原道文丛，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4第一版。38元）

大同：仁本主义“一统天下”

或问什么叫大同世界。东海答：大同世界，就是仁本主义“一统”世界。那将是高度自由和文明的“一统”，是仁义礼智信的“一统”，是中华文化的“道统”。大同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非常遥远但不是幻想，因为它符合人类良知的逻辑。

儒者人之需，仁者人之本。随着智慧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对儒家义理的认识、理解必然越来越深入。当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儒家文化、树立良知信仰的时候，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这种仁本主义的“一统”不带任何强制性，而且以尊重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和职责。也就是说，届时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及核心价值观受到高度尊重，并拥有自由竞争、百花争放的制度平台。

同时，作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或全球政府最高的指导思想，儒家对各种外道异端（外于孔孟之道、异于仁本主义的种种学说、主义及宗教）在尊重它们的法定自由的同时，亦有引导和教化之责。其实引导和教化就是仁本主义“一统”世界最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因为这种“一统”靠的是仁本主义自身的真理性。

大同理想的实现，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努力和奋斗，甚至可能是千秋万代的努力和奋斗。

届时“中东国家”（姑且假设还有“中东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当然可以坚持他们“伊斯兰教的核心文化和价值观”，这是他们的文化权利。同时我们也尊重“中东国家”修正乃至放弃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而与时俱进的权利，其它“基督新教的核心文化和价值观”等同样如此。

在那精神文明、科学文明高度发展的未来时代，一些文明度不高的文化宗教体系

必会转化、升级或者由于丧失基本市场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淘汰是良性的，是人类科学、智慧、道德、文明等等发展到一定高处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而认仁归儒，则是人类通过科学手段把握了生命真相、宇宙实相之后理所当然的普遍选择。到了那时，到了大同的高级阶段，“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良知光明，地球就是一个良知国（在找到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之前，儒家的良知国、佛国将建设在地球上），或许连良制良法以及引导教化都会逐步失去其意义而可有可无起来。2010-7-3东海儒者余樟法

中华亡于何时？恢复有待儒家！

儒家文化是衡量华夷最为重要的标准：政治上遵循仁义原则、遵循儒家道统（即以仁本主义为意识形态）为华，否则为夷。中华，是道德和文明特别是政治道德、政治文明的象征。

有人说，宋末厓山之后，已无中华；有人说，明朝灭亡，中华亦亡；有人说，清亡，中华才亡；又有人说，中华民国是最后的中华，民国完蛋之后，中华算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灭亡了。

东海以为，上述说法都成立，标准高低不同罢了。

升高了标准看，汉唐宋等王朝的“中华度”都有所不足，或者说有一定的蛮夷成分；把标准放低，连清朝元朝等异族统治时，勉强也算中国，不算正统，算是中华别统吧。

好有一譬：明清是黑铁中华，汉唐宋等王朝是青铜中华，上古三代是黄金中华，未来大同将是纯金中华。至于“解放”以后，连黑铁中华都不是了，无论把标准放得怎样低，都找不到丝毫中华的味道，中华算是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亡了。

亡于异族可悲，亡于异端更可悲；亡于异族是亡国，亡于邪教性异端，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文明）。明亡清亡是国亡，天下未亡；“解放”以后，是国亡天下亦亡：社会彻底丛林化，政治彻底蛮夷化，国人纷纷禽兽化。比较而言，西方各国倒散发出些中华的味道来。

复兴儒家就是恢复道统恢复中华，一种特殊的“复国运动”和“拯救天下（文明）工程”。这是这个时代的儒者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义务。为此作出重大贡献者，即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乃至圣贤，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功臣。

2010-7-4东海儒者余樟法

真小人与伪君子---兼论尚书记的真和伪

伪君子与真小人同样都是小人，不同的是，伪君子多了一个“伪”字。在利己害人为非作歹的时候，真小人比较“诚实”，伪君子则会戴上善的面具，更有欺骗性。所以在很多人眼里，伪君子是加倍不道德，伪君子不如真小人。

其实，伪君子与真小人谁更不道德，或者说伪善与真恶哪一种更坏，因时因事而异，不可一概而论。很多时候，两者一体同“坏”，难分高下，某些时候伪君子也有可能略胜真小人一筹。

真小人是“无耻之耻”，为非作歹肆无忌惮，而伪君子毕竟多多少少有些顾忌，要点脸面，多多少少受到“善”或者“羞耻感”的一点制约。因此有人提出过“伪善也是善”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我以为，即使成立，也应加一定的限制，比如加上“某些情况下”的定语。某些情况下，即使“伪善也是善”，那也是“次级”善，一种“次道德”，与真正的善有距离，有区别。

“伪善也是善”的观点对不对，可以商榷。有些人由于对伪君子的厌恶，进一步赞美起真小人来，或者从反对伪君子开始，进一步变成反对君子，认为所有君子都是伪的，甚至认为君子本身就是“坏东西”。这两个“步子”就跨得太大了，没有“商榷”的余地了。过犹不及，此之谓也。

看到人们纷纷加入“反崇高”、反道德的队伍，看到糊涂派的队伍不断扩大，看到某些真小人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和喝彩，东海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存在就认定所有君子都是伪的，不能因为有伪崇高、伪道德存在就反对一切崇高和道德，这类常识理解起来真的那么难吗？

另复须知，伪君子与真小人都是小人，表现不同罢了。这种“伪”与“真”往往圆满地统一在绝大多数小人身上，以真面目示人还是戴上假面具，根据不同需要而定。比如大多数“公仆”，都是达到了能真能伪、真伪合一境界的。以为真小人一定时时、事事、处处都“真”，那就是脑残了。

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毫无疑问是个真小人。据报道，他经常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云云。

这些话不仅真君子不屑“实践”，就是伪君子，也必定做得出来而出不了口。尚国胜书记能在下属面前把话说得这么坦白，无耻得这么真实，彻头彻尾真小人也。但是另一方面，尚国胜书记又肯定是个伪君子，他在公开、公众场合，至少在台上作报告到时候，一定会打一套冠冕堂皇的宫腔。

2010-7-5东海儒者余樟法

垃圾的价值

垃圾令人讨厌，但在儒者眼里，垃圾也有其价值甚至值得感谢。

首先，有潜在价值或利用价值。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垃圾可以变废为宝，俗话说得好，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所以东海一再强调，任何异端外道歪理邪说包括邪教教义，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儒家学习、借鉴、参考的地方。

在特定条件下、环境中和范围内，它们都有可能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注意，异端外道是指异乎仁义之端、外于孔孟之道的学说。歪理邪说都是异端外道，异端外道不一定是歪理邪说，也可能是正理正说，只是真理性有所不足而已。可以说歪理邪说为垃圾，但不能泛泛地说异端外道为垃圾。）

其次，即使某些垃圾只有负价值---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找不出任何正面价值、利用价值来，也不要紧，负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比如，垃圾的存在可以映衬出各种“干净的事物”的美好，可以从侧面体现垃圾清理工的价值等等。

垃圾的存在，为垃圾清理工作赋予了意义，为“干净的东西”“健康的事物”乃至为净土理想赋予了更大的意义。而在与各种垃圾的斗争中，“干净的东西”“健康的事物”将会得到锻炼充实，变得更加干净健康。

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大良知学的意义因各种各样的异端外道歪理邪说而变得更大了。同时，在与各种“非良知”的谬误学说、反良知的反动“主义”等斗争中，大良知学将不断发展弘扬，人类的良知将不断发扬光大。圣人不为盗贼而存在，但盗贼的存在让圣人的生命更有意义、更加光辉。

以前，每当看到书店、图书馆等垃圾中转站里似海如山的书籍，特别是看到各种各样歪理邪说“俘获”了越来越众的人，我总是控制不住巨大的厌恶、悲哀、怜悯和沮丧。而今厌恶悲哀怜悯依旧，沮丧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感谢之情，就像感谢垃圾、感谢盗贼一样。厌恶与感谢在我心里取得了圆满的统一。

2010-7-7东海儒者余樟法

怎样才能摆脱奴性找到自性----兼答小龙女网友

在儒家，道德是区分君子与小人最重要的标准。其中，在人与物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人能否掌握主动权，又是诸多道德标准中至关重要的。古人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易传》）。

泛而言之，金钱权利地位等等，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物”，役是奴役、支配之意。役于物，就是成了外物的奴隶。人之所以有奴性，根本原因在此。人的身体也是物。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心为形役，心成了身体的奴仆，物欲的奴仆，也是“役于物”。

怎样才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呢？荀子说得好：“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劝学篇》）只有修志意重道义，才能不淫于富贵、不屈于王公，只有养浩气、致良知，“立乎其大者”，才能不被外物和物欲牵了鼻子走，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摆脱奴性。

历代圣贤都是自我良知做主的人，真正的伟大的人物，儒佛道都是可以“明心见性”的文化。儒学对道德良知的解悟和阐说最为深入透彻，可以为修志意重道义养浩气致良知找到自己的“主人翁”提供的最佳的方式、办法、渠道和途经。因此，宣传、弘扬儒家，确立儒家文化主体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民“摆脱奴性”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留园小龙女所提供的郁达夫一段话，有对有错。“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话说得好。但是，把鲁迅当作“伟大的人物”，却大错特错了。

把“伟大”一词冠在这么一个致力于打倒历代圣贤和中华文化的人物头上，置中华文化于何地，置历代圣贤于何地？打倒儒佛道，中国还有什么文化可言？打倒圣贤，盗贼岂非更加肆无忌惮？现当代史正应了郁达夫的话，“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反而打到在地，把鲁迅之类“文化灾民”视为民族魂，中国想不成为空前的“奴隶之邦”，不可得也。

2010-7-7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留园小龙女网友跟帖（跟于东海《树起鲁迅“民族魂”，丧了中华民族的魂》文后）：

“未必，请东海兄看看郁达夫说的这段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我想，中国首要的问题不是重新确立儒家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摆脱奴性。”

替唐骏冤得荒

总是有成功人士被发现是骗子、大忽悠或造假高手，让江湖上增添一番热闹，泛滥一阵口水。这不，著名打工皇帝又被方舟子揭露出文凭造假问题了。有朋友问我对此事件的看法，我的答复很简单：不奇怪，正常。这五个字，可以视为我对类似事件的标准答案。

在任何社会和国度，骗子、大忽悠、造假高手都不会是绝大多数，唯独当代中国例外。不论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商业哪一界，能够成为成功人士者，有几个人不骗不忽悠不造假？有几个是经得起追查考察和检验、值得信任的？

当今中国，除了亲妈皆有假，纵然有几个正人君子能够通过一轮又一轮的逆淘汰而取得成功，那也是偶然现象，没法复制的----只有骗子的成功可以复制。

我倒替唐骏冤得荒。在这个真善美敛迹藏形、假恶丑肆无忌惮的国度，在这个大忽悠层出不穷、大骗子纵横九州的时代，如果唐骏仅仅是文凭造假，只能算是“骗之小者”，根本算不了什么（当然，能将“骗之小者”揭露出来，也是功德一件。）

在当代中国，如果哪位成功人士居然被方舟子们发现不是骗子，或者，如果哪位官员包括纪检干部居然被纪检部门发现是真正的清官廉吏，那才是奇怪不正常的破天荒事件，才值得东海站出来隆重地发表看法。

2010-7-8东海儒者余樟法

敬礼方舟子，反对“动机论”

中国假的东西假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造假大国，实在太需要方舟子之类打假斗士站出来打一打了。只可惜方舟子这样的人物太少太少了。最近方舟子打唐骏学历之假，理所当然赢得了多数“江湖人士”的支持喝彩。东海也要在此向方舟子致以一个儒者的敬礼。也有少数人持质疑或反对态度的，这本来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人对方舟子打假动机的质疑。

方舟子“打”得准不准，符不符合事实，冤没冤枉唐骏，值得讨论，打歪打错，当然要批评要纠正。至于其动机，也可以“追究”，但应该实事求是。如果仅凭猜测信口开河，暴露的恰恰是“追究”者“动机”有问题。例如《方舟子狗咬唐骏自有卑劣用意》一文，就很信口开河。文中写到：

“我的判断结论：方舟子攻击唐骏的确并无个人恩怨或直接经济原因，而是保持其个人在社会公众面前的名誉热度，定期保养其个人打假斗士的虚假形象，以便保持其他利益集团租用其影响力时的经济兑换价值。”

如果真发现了方舟子打假斗士的形象是虚假的，真发现了方舟子有向利益集团寻租“影响力”的行为，真发现了方舟子以“其影响力”和“名誉热度”兑换“经济价值”，当然可以揭露，应该批判。但是，这是必须提供一定的事实依据的，象这样悬空假设，就有栽赃诬陷泼脏水之嫌，令人厌恶齿冷。

2010-7-8东海儒者余樟法

面对众多门外汉

面对众多的儒家门外汉（包括一些挂着儒者头衔的儒家门外汉），东海总是怀持一片“不忍之心”絮絮不已。偶尔会耽心自己“失言”太频，是对牛弹琴自作多情，而这个多情“作”的缺乏意义，反彰显了自己的愚蠢。孔子曾经教导我们：“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但我终究觉得，儒家真理未能弘扬开来让更多的人认知、领会和践履，是自己努力不够，至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今后应该更加苦口婆心诲人不倦才是。

多情总比无情好，岂有圣佛不多情？置身于学绝道丧的时代，面对成群“牛人”，是真正的儒者，就应该特别多情、特别老婆心切。宁愿“失言”，也不“失人”（有时候，可不可与言也要试过才知道）；宁愿对牛弹琴，绝不冷漠无情，绝不推卸“天之所命”的文化责任、道义责任和历史责任。我相信自己做得对，相信孔孟重来也会这么做的。

作为先知先觉，有责任和义务把所知所觉尽心竭力地传达出来。要相信功不唐捐，对方听不进，旁听者听得进，旁听者听不进，天下有人听得进，后世有人听得进。在遥远的将来，世界大同，所有人都能听进儒家的经典。

人人良知平等，我能儒家，意味着人人都有认仁归儒的希望；我有多大，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多大。我们儒家当生生世世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直到世界进入大同，地球成为良知国。

孟子“不屑教诲”，当然可以，不屑教诲也是一种教诲。但这种“不屑”只能作为方法，不能如此居心----这是东海自己要引以为戒的。（日前随笔《不是不敢不能而是不屑》就不够全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一天儒者就要尽一天儒者的责任。

别说对“牛人”，即使是对“虎人豹人豺狼人”，东海也不应该中止大仁无疆的琴音。何况“牛人”们毕竟不是牛、毕竟灵于牛。那些长时间油盐不进的脑袋，在智慧大音的持续熏陶洗礼下，焉知今生今世绝对没有浑沌窍开、茅塞顿开的一天？

2010-7-9东海儒者余樟法

何妨腾笑下士，切勿遗笑大方

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是普通人的人性之常，没什么奇怪的。江湖上患有这类毛病的人多乎哉太多了，尤其是那些反儒派，几乎全是这类毛病的“重量级”患者。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名家和儒者也大装特装，在自己完全陌生、一点不懂的“领域”胡说八道，总不由的为之捏一把汗。真想问上一句：你就不怕遗笑大方吗？

且不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就算当今时代江湖已涸、龙虎难逢，奈天下后世何，天下很大很大，后世很长很长，总会有“大方之家”的呀。东海说过，不怕受千万小人之毁骂，怕不为二三君子所赞许。道德上，俗世小人的毁誉无足轻重，同样，上，门外汉的毁誉毫无意义。千万门外人士的赞美夸奖，也抵不上一个行家的一笑啊。

真理当然不怕嘲笑，下士越嘲笑，越衬托出真理的高贵来。象孔孟之道、良知之学，无论某些时候受到怎样的打压诋毁都不要紧，总会有大放光芒的时候；而且在饱受打压诋毁的同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上智之士能够产生共鸣，读进去、吃下去，同心同德。宋儒陆象山说得好：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怕就怕缺乏基本的自知之明和择法之眼，真伪不辨，门外乱谈，就是没人嘲笑甚至赢得广大下士的赞誉，也是耻辱。何况很多言论包括名家言论，何止胡说八道，简直胡说九道，略有文化常识者见了都会忍不住笑的。

比如有儒者，连很明白浅显的一段经文都读不懂就颠三倒四地乱解一通。用不着高僧大德，略有佛学常识者都能看出其荒谬来。这样不懂装懂的卖弄，除了自暴其陋，还有别的意义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一种智慧。且不说毁谤正法误导他人会招致严重的果报，就算为自己名声考虑，对于不懂的“东西”，也应慎言为上呀。

2010-7-9东海儒者余樟法

唐骏可以毋忧

唐骏先生的加州理工博士的头衔被打了假，其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又被证明野鸡而且非法，其名古屋大学的学位近日又被网民爆料为子虚乌有，另外唐骏先生在自传和演讲中撒出去的不少谎言也陆续被人揭发出来了。看来此人身上的“假货”还真不少，难怪有人嘲笑唐骏是“野鸡中的战斗机”；有人质问，除了名字唐骏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别的不说，唐骏伪造或者编造文凭学历一事应是铁板钉钉的了。如果是在“外国”，唐骏下场堪虞。比如在德国，持假文凭的人将按照欺诈罪处置，并处以 100,000欧元以上的罚款。在欧洲美国加拿大及大多数文明国家，对文凭造假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要对制假者施以严厉的法律制裁，而且也要追究购假者的刑事及民事责任，这通常意味着巨额罚款及多年的牢狱之灾……

象唐骏这样拿着假学历假经历当上上市公司总裁者，对广大股民构成了欺骗至少是误导，对股东利益构成了严重侵犯，涉嫌欺诈犯罪。在西方，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重惩（比如入狱）、重罚（重则倾家荡产）只怕难免。

但是，唐骏可以毋忧，因为这里是中国。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伪造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作出司法解释，说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但这一司法解释不过“具文”而已，摆设而已。几十年来，伪造或者编造学历者海了去了，假文凭假博士海了去了，关涉文凭作假的新闻和人物海了去了，何曾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何况这个解释适用于伪造中国大学学历、学位证明的案件，却未必适用于伪造国外学历也。

有网友说得好：“如果造假这件事，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在中国，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更何况，唐骏那些已成为各界成功人士的西太平洋大学的同学、前辈们不会坐视不救，其它克莱登大学的博士们由于唇亡齿寒的缘故，也会相机伸援。克莱登大学的广大博士们早已成为中国学界商界及官场的“中坚力量”，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呢。

所以唐骏可以毋忧，他该怎样还怎样，绝不会被怎样。今后照样是坐拥数十亿巨资的成功典范，照样为某些圈子里的贵客高宾，照样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春风得意马蹄疾……。唐骏先生如果勇于发扬大无畏的“大复仇”精神，反过来告倒方舟子们也是可能的。这里是中国，是一个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创造的国度。

当然，唐骏先生的名声、形象、德望等等难免受到一定的伤害。但这种伤害是暂时性、很肤浅的。舆论的风暴、道德的谴责很快就会过去，区区外伤很快就会平复---关键是要保持内在的“坚强”，把良知和耻感彻底消灭。

或许，极少数正人君子或者珍惜名誉者会牢记唐骏先生骗子之冠，对他“鄙而远之”。那就更不算什么了。在这个欺诈流行的时代骗子成群的国度，正人君子只有极少数，本来就距离十万八千里，他们态度如何根本不值得在乎，所谓“敬之不足为荣，鄙之不足为辱”是也。

2010-7-9东海儒者余樟法

“真的假文凭”好打，“假的真文凭”难打

“真的假文凭”泛滥是一种中国特色，“假的真文凭”泛滥更是一种“高级别”的中国特色。所谓“假的真文凭”，指的就是权贵阶级通过各种貌似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貌似合格的文凭：学历和水平虚假，文凭则十足真实，经得起任何考查。

西风寒剑网友曰：“现在那个领导没有高学位，但市级以上领导的学位有一个真的没有？没有。”这么说似乎过于绝对了。难道没有例外没有一条漏网之鱼？保险的论断应该是：现在绝大多数市级以上领导的学位是假的。

各类高校乱发学历学位证，用证书换取“赞助”、“捐资”及其它等各种利益的“钱证交易”“权证交易”现象早已十分普遍，党政干部及各类企业领导学位造假花样百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古今中外任何要脸的学校都不敢做、任何要脸的人都不会做的事，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官员做起来坦坦荡荡，没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可想象的。

论危害性，“假的真文凭”比假文凭大得多。假文凭好打，“假的真文凭”难打，甚至根本就没法打。同样，野鸡大学好辨别，正规的野鸡大学难辨，甚至根本无法辨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的标准早已掌握在护假、制假者的手上，打假者往往就是护假、制假者，这么假还怎么打？

注意，称“假的真文凭”泛滥为中国特色，“中国”前面必须加以“当代”或者“社会主义”的定语。古代中国是绝对没有这种特色、也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这方面历代“封建王朝”还是相当“要脸”的。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殿试，入围三甲，同进士出身。（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叫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中二甲叫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叫同进士出身。）“同”，表面上是“相当于”的意思，其实是“不同”，就像妾称“如夫人”实则“不如夫人”一样。这成了曾国藩一生的遗憾。

曾国藩曾取笑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左宗棠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左宗堂自视极高，自信满满，视进士为囊中物，没想到也未能如愿。不过，左宗堂是有“客观原因”的。那年进士考试时，左宗棠正在新疆平乱，他请求回朝应试，朝廷不同意，为了安抚，赏了个“赐同进士”。

曾国藩左宗堂功业盖世极尽荣光，却没办法去掉“进士”前那个令他们讨厌的“同”字，可见科举制度的严肃性。朝廷可以升他们的官爵，却不可能升他们的“学位”，更不可能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什么方便，比如允许秘书代拷考、降低考试标准之类。曾国藩左宗堂也不可能要这类“方便”。这类“方便”，任何要脸的政府都不会给，任何要脸的官员都不会要。

2010-7-11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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