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自大和虚妄的“东方中心论”，不要被西方别有用心的人所吹捧的“中国中心论”或者“中国世纪”迷惑眼睛、冲昏头脑（详见5月31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庚欣文章《“东方中心论”值得警惕》），无疑是很正确的。但是，中国人基于民族情感、文化自信以及国家利益之上的“中国中心论”，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进而言之，“中国中心论”并不完全是坏事，不必把它妖魔化为洪水猛兽。

目前学界有关“世界中心论”话题的探讨，多深陷一个误区，即简单地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论成败，或以不无偏见的制度、价值观等“软实力”论英雄。这是一种典型的“实力崇拜论”，是在把近代以来的西方霸权经验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于判别文明优劣的基础。照此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即使中国崛起或者亚洲复兴，也只不过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东方版 ”而已！况且，就“实力”而言，东方也好，中国也罢，显然还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以后能否成为世界的中心还是一个未知数——在任何情况下，“发展趋势”云云等都不能换算成事实，以免造成透支未来的尴尬局面。

在此，有必要引入“我族中心论”作为探讨“世界中心论”的新视角。历史表明，“我族中心”观念往往是与生俱来、天然而就的，正如英国学者冯客所言：“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幻想。”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一说泰勒斯）曾自豪地说：“感谢命运女神，让我生而为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然而，斯后灭亡古希腊的恰恰是“野蛮人”马其顿帝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古希腊人以“野蛮人”或“非希腊人”的情感和经验来思考或处置自己的生命生存生活等问题，正如不能要求地球人以“外星人”或“非地球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样。

事实上，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仍有此“我族中心”的观念。印度至少目前还称不上世界一流大国，但这并无害于印度人对印度教文明充满自豪感，亦不妨碍印度人的强烈的“印度中心观”。神道教的日本和犹太教的以色列，以及感觉自己被甩出“世界中心”的欧洲和担心自己变成“世界老二”的美国，等等，同样是如此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我族中心”观念都带有冯客所说的“世界幻想”的性质，但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狂妄自大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通过“自我”来观察与处置问题的视角的问题——通过“他者”反思自我是必须的，但放弃“自我”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民族已经彻底沉沦，变得不可救药！

照上分析，中国人有一种基于民族情感、文化自信以及国家利益之上的“中国中心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考虑到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悠久、辉煌灿烂、传承不息等特点，尤其是历史上的中国即使不是“世界中心”，至少也是人类文明中心之一的事实，中国人的“中国中心论”来得尤为自然，也很强烈。事实上，无论是辉煌历史所带来的荣誉感，还是困顿历史所带来的屈辱感，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之一。目前，不少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简单地把“中国中心论”叱为中国人的“怀旧情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粗鲁地认为“中国试图按照历史模式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的朝贡体系”，是不合乎情理的。

因此，就“实力”或者现实来看，东方或者中国确乎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世界上却存在着包括“中国中心论”在内的多个“我族中心论”。这种现象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它体现了人类文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人类文明避免“同质化”或者“西方化”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在人类文明的最大危险，恰恰是来自西方文明的“一头独大”以及它吞噬或同化弱小文明。长此以往，人类文明将变得更加枯燥单调。

当然，多元性“我族中心论”的存在，使人类交往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彼此误解的现象。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取消“我族中心论”，而是对各个“我族中心论”抱以同情了解的态度，使之学会彼此欣赏与互相宽容，探讨和建立共存共荣之道，正如著名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