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一条有关路投与艾普索斯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引起国人的瞩目——中国人在“金融危机后更重视金钱的价值”和“金钱代表成功”两项议题中投的赞成票均名列各国之前茅，成为了所谓的“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笔者并不想加入“金钱万能不万能”这个古老的争论当中，更愿意去追究报道中的细节。从只议自己是非的态度说起，就单刀直入关注于中国在“拜金议题”支持比例最高这个既定事实。相信很多人会去探讨世风日下的原因，事无大小找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理由来。然而我们要直面的问题——我们的“拜金”从何而来？

若说是“争逐名利”之类的议题，可能就要另开话题来论述了；但若说是只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些天经地义的常规需求上议论，那就得挥手表示异议了——老百姓的“民利”，跟常规语境下的“利”是意思等同的词汇吗？相信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栽倒在这个概念区分上——无独有偶，传统语境下的“义”与“利”，“公”与“私”，甚至是“天理”与“人欲”，在义理上也面临着这种被纠缠不休的局面。民众要求所需的“饱食暖衣”，过上理想好日子的“民利”，是人之常情；而那越过雷池、超出常理的，就成了所谓的“利”。就这点而言，前不久在对“德国之声”的专访里认为“拜金主义是好事”的韩寒，他所挨的部分炮轰就有点“冤”。因为从前因后果中不难发现，他所认为的那个“拜金”，其主体还是属于在“民利”的范畴中的。

    那可就奇怪了。照理说，别说是建国一轮甲子，就是改革开放也已过三十来年，国民的生活水平与以往相比早已提升得如此丰厚了，还要怎么去拜什么金啊？然而，但凡是对周边事物稍微敏感的人，不用太费心思地侧面了解一下民众如今在金钱与生活问题上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为，再看看某些利益既得者抛出让百姓“莫名惊诧”的言论——合他意的时候，就跟民众说“这是不得已跟时代接轨的需要”；不合他意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去疾呼“这不适宜于中国的特定情况”——你就完全可以理解民众千辛万苦争相“拜金”的苦衷：身无保障护航即被投进物质世界的汪洋大海，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处处险象环生而让人望而却步，靠不了救世主和神仙皇帝的中国老百姓，除了虔心“没有金钱万万不能”而为个人生计操劳付出，还能做什么才好呢？总体形势的盛况，不是可以直面现状、掩饰症状的空口说辞。

“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中国社会秩序稳定一个完全谈不上过分的底线。在如何维持这个底线的问题上，《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惠而不费”。作为“尊五美”中的一条，孔子的解释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此，《大戴礼记》的《主言》篇则对此有所阐述——“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鄽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概括地解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主不会索要关、市、山、泽四者的财富，即使征收田税和征用民力也极其节制。很显然，“惠而不费”的背后，字字都是对“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精辟诠释——不扰乱民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的博施济众。孟子荀卿立旨各异，然在民生上却是异口同声。被后人扣着“重义轻利”帽子的孟子，是不顾当时指其“迂阔”的舆论，不言其烦地向统治者阐明 “深耕易耨”、“勿夺民时”、“衣帛食肉，不饥不寒”的“制民之产”基本原则；而后世被少受腹诽的荀子，在谈及“足国之道”时，同样以礼政合一的“节用裕民”作为回答。仅举三圣语录，面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现实，别说是孟子，大凡有良知的常人，对高位者“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出奇愤怒，那是理所当然。

然而比这不作为更让老百姓怒不可遏的，莫过于向应付自家衣食住行已是应接不暇的民众“争利”了。孔子说“政者，正也”，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即使是老百姓也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箴言。毕竟，高高在上者比起民众自己，要以“合法手段”获“利”的机会比比皆是。不光要高姿态地伸手，还要装模作样让民众去承担“拜金主义”的苦果，这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诚心信服呢？“民无信不立”。不能取信于民，也就无怪“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的风气大行于世道了。

孔子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作为对背人性、掠民利的痛斥，而《大学》也有“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警告。在“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大宗旨面前，无论是当局者还是旁观者，都不应该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去看待中国登上“拜金”榜榜首这个“空前”的名次。若不将“强国富民”目标下孰本孰末、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关系问题考虑清楚，那目前的这个名次，恐怕就将成为一个“绝后”的名次了。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m.katywinge.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