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石林作者简介:许石林,男,陕西蒲城人,中山大学毕业,现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杂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主要作品:《损品新三国》《尚食志》《文字是药做的》《饮食的隐情》《桃花扇底看前朝》《幸福的福,幸福的幸》《清风明月旧襟怀》《故乡是带刺的花》《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等。主编丛书《近代学术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民族风俗卷》《晚清民国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艺术家文献》《深圳杂文丛书·第一辑》。 |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作者:许石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许石林”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稣2017年11月9日
南北朝时期被称为“五胡乱华”的混乱时期,近年来有人称其为铁血南北朝。凡是混乱时期,都是天下缺乏正直忠诚、恭谨廉洁的人才的时期。
南北朝北魏贵族长孙道生,出身游牧民族,其祖上世代为官,他也是三朝老臣,文武兼备,不仅有才干,更有德行,为人非常俭朴、谦逊恭谨。他生活十分节俭,所用的一幅马鞍子已经破得不能用了,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家住在高官住宅区,其他官员的房子都很华丽轩敞,只有他家非常低矮窄小,十分破旧,跟周围的人高官宅第相比,像个破败的寺庙一样。与他的身份严重不符。他被朝廷派到统万城(今陕北榆林)一带带兵,抵抗蠕蠕的侵犯。他的儿子见父亲不在家,就把家里翻修了一下,也没敢大拆大建,类似于稍微修葺了一下,比以前好看点儿。后来,长孙道生回来,见家里被装修过了,非常生气,他教育儿子说:汉朝霍去病说,匈奴不灭,无用家为。现在蠕蠕这些恐怖分子,总是伺机侵扰我边庭,不能为国家消除这个隐患,我怎么能安心住这样舒适的房子(“今疆寇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
他让儿子把修好的房子回复成原样。当时人们将长孙道生比喻为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晏婴,说他有远见、有才干,有德行,生活朴素。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长孙道生的儿子也很有出息,他的后人中有一位女性也很受人尊敬,她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人称千古女性贤惠楷模。
同样是北魏朝,高允出身下层官员之家,但少年聪明,有才名,气度非凡,书读得非常好。他被北魏政府征召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任命他和崔浩等修国记,考诸往史,又记录当时皇帝的言行。高允的表现非常好,太武帝拓跋焘非常满意,就让高允当太子和皇子的老师。鲜卑族出身的北魏政府,在建政之初有许多政策,比如许多土地都被圈禁,不让农民耕种,导致许多没有土地的人成为城市的游民。高允对皇帝算了一笔账,说让这些人更重土地的好处有很多,拓跋焘听从了他的建议,废除了田禁,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
崔浩因为如实记录皇帝的言行,惹得太武帝很不高兴。崔浩自己也有观念上的错误。作为和崔皓一起公用修史的文官,高允当然要受到调查。太子有意为他开脱,让他见了皇帝不要乱说话,皇帝也欣赏他的才德,会不追究他的责任。不料高允很不配合。
太武帝问高允:《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
高允回答:《先帝记》和《今记》,是为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不过崔浩其他政事太多太忙,他只是总裁修订。至于注疏,为臣所作的多于崔浩。
太武帝闻言大怒:你比崔浩还可恶!
太子拓跋晃忙说:高允只是部门小干部,一时迷乱失次。我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
太武帝也是聪明人,知道太子有意保护高允,他问:真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都是崔浩写的?
这时候高允只要说两个字:是的。就算是配合了皇帝和太子了。可是,高允却朗声回奏:为臣自知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但决不敢虚妄,再次欺君。太子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有师生情谊,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这些,臣便不说这些。既然皇上问臣,臣不能欺君,只能如实对答。
太武帝听了高允的话,沉吟议会儿,缓缓地对太子拓跋晃说:正直,本来就是一般人情所难的,而高允却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得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啊。有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处理这个案子,宁愿有意疏漏一个有罪的人,我宽恕你。
事后太子拓跋晃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识时务,你怎么不知见好就收?在那种时候,我从旁边救你、点拨你,你为何不配合,惹得皇帝生气,真让人后怕呀!
高允说:为臣出身平凡书生,本无做官的志向。逢朝廷明达,做了现在这个官,但我没做什么贡献,还阻挡了别人的进步,尸素官荣,妨贤已久。自古史书,实录帝王言行,以备将来宝鉴。读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帝王言行举动,无不纤微备载。正因为如此,史书是千秋仲裁,人君鉴于此,应时刻谨慎。崔浩负责修国史,他有他的错误和问题。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记录评论国家得失,本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并没有太大的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同参其事,应该死生荣辱,义无独顾。我能免罪不死,多亏太子殿下仁慈广大。如违心苟免,为了自己一个人活下去而说假话,不是为臣的本意。”
高允虽然当了多年的官,但生活一直清寒简素,皇帝有一次到他家去看望,见朝廷高官高允居然还住的是茅草屋!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见丝绸皮革的衣服,厨房里只有咸菜坛子,“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皇帝感慨道:“古之清贫,岂有此乎!”遂给了高允以生活补助。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高允忠直清廉,获得了朝廷上下的高度尊敬,所谓民敬君宠,他生病的时候,从皇帝到皇太后,专门给他组建了医疗小组,送给他许多慰问的物品,他却说这可以用来招待别人,自己不用。高允活了九十八岁!
对于这段历史,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鲜卑族虽其出身血统为夷狄,但因为其奉华夏正朔,即奉行华夏的文化价值,就是华夏,即所谓变夷为夏。就是说,哪里有华夏的文化价值,哪里就是华夏。不必非要讲究血统、种族。顾炎武的观点,西方的哲人也都认同——《最后一课》:“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那么,什么是华夏的文化价值?
春秋时宋国的宗室正考父,博学多才,文武兼备,德高望重,深受宋国几代国君倚重,官拜大夫,为人处世非常恭谨低调,平和温煦,又很俭朴。
正考父先后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个国君,三次被任命提拔,他一次比一次恭谨。为了惕厉自儆并教育子孙后代,他特别铸造了一只青铜鼎,亲自撰写铭文,其文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我曾经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接受任命,我都内心诚惶诚恐,生怕不能胜任,生怕被他人忌妒,因为人之常情,自古以来,凡荣威之所至,怨恨之所集也。第一次我是弯腰受命,第二次我是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我的官当得越大,我的敬畏谨慎之心越重,丝毫不敢表露出志得意满的神色,内心总是装着国君的信任和国家的使命,使我不敢稍有懈怠,更不敢有丝毫的骄纵。平时走路,我总是顺着墙根儿走路,以表示谦逊,生怕不注意,让别人误会说我傲慢。尽管是这样,我很低调,甚至窝囊,但却没有人看不起我,也没有招致别人欺侮我。大概是我这样很庄重,别人见了,自然不起欺侮之意吧?我铸造这个鼎,将我三次接受国君任命的状态,写成铭文,子孙后代应该牢记: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我都是在这一个鼎里,只要能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不要贪财,不要表现,更不要透支国家对你的信任而加给你的荣威。
正考父这样恭谨持身,忠心报国,他的后人都受他的影响,保持并延续了他的美德。宋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对他儿子说:“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果然,正考父的七世孙,就是千古圣人孔子!
华夏价值是什么?就是正考父的价值:“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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