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批判》前言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选自 《儒家法眼》序言，余东海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五日丙午

          耶稣2017年7月18日

一

墨学是先秦显学。《韩非子·显学》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但不知为什么，《史记》没有为墨子作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介绍了几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墨子曾师从于儒，后来舍弃儒学另辟蹊径，开创墨学。墨学体系的术语或概念，大量采用儒家惯用的词汇，却给予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墨子》中无数次提到仁义，并将仁义视为最高价值范畴。《兼爱下》曰：“兼爱则仁矣义矣”，说兼爱就是仁义。

最不可容忍的是，墨家反过来强烈反孔反儒--这是墨家最大的问题。虽然批不中肯，或看朱成碧，以是为非，或虚树靶子，栽赃儒家，（详见《儒眼看墨》具体篇章的解评）但毕竟给儒家造成了恶劣影响，（文革中还被作为批孔灭儒的理由好好利用了一把）遭到孟子严厉而中肯的批判，良有以也。孟子说：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讵厘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

杨朱学是利己主义，是墨子利他主义最大的反动。故孟子常把两者相提并论。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孟子引三圣自比，攻之如洪水猛兽，并将能否批判杨墨，提高到了是否圣人之徒的高度。韩愈说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这是孟子对墨学大规模实践之后果的逻辑推理。

《墨子》也说“厚亲，分也”，意谓厚爱父母是人的本分。说的很正确，问题是墨子反对爱有差等和主张“兼爱”，结果会导致无父。二程指出：“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河南程氏遗书》）

或说《墨子大取篇》也说“爱人不外爱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认为墨学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统一。殊不知利他和利己可以统一，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则格格不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两种思想，相互反悖。

《墨子》“爱加于己”之言也改变不了墨家利他主义的本质，就像集体主义无论怎样强调“以人为本”，改变不了集体本位的本色。同样道理，集体和个人可以统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无法统一。

荀子如是批判墨家：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非十二子》）

意思是说，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过度节俭而轻慢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之间有分别差异，也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但是他们立论有根有据，解说有条有理，足够用来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荀子又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墨子重实用，但为实用所蒙蔽，不知道文化和礼乐的根本性重要性。

二

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自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评议褒贬。《庄子-天下篇》认为：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大意是，墨家独主张生前不唱歌，死时不礼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把这些作为法规。用这样的主张来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爱护人；用这样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当然不是真正的自爱。这样的评论并非有意要诋毁墨家的学说。

虽然如此，应该歌唱而不歌唱，应该哭泣而不哭泣，应该作乐而不作乐，这合乎人情常理吗？生前辛勤劳苦，死后简单薄葬，这种主张太苛刻了。使人忧劳，使人悲苦，实行起来太困难了，恐怕不能够成为圣人之道，违反天下人心愿，天下人不堪忍受。墨子虽然独自能够做到，拿天下人怎么办！背离了天下，也就远离了王道。

《庄子-天下篇》引用了墨子的一段话：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称道大禹“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俭朴和苦行，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墨子说，如果不能如此，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可见墨子给墨家定下的标准非常严厉的。因此，有墨者发誓有复兴墨家，其志可嘉，但非常艰难，应该比复兴儒家更为艰难。《庄子》接着指出：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

意谓墨翟、禽滑厘用意不错，做法却错了。将使后世的墨者，以极端劳苦的方式互相竞进，乱国有余，治国不足。尽管如此，墨子还是真心爱天下的，这样的人实在难得，即使辛苦得形容枯槁也不舍弃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真是才士啊！道家对墨子既有批判，也有肯定。

出身道家的太史公司马谈说：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太史公自序》）

大意是，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德行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三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栎木椽子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糙米粗饭，饮野菜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送葬，桐木棺材仅三寸，送葬者不能尽诉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都这样，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是强本节用，那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墨家强调节用节葬节俭，生活艰苦朴素，真诚利他主义，确实难得，但很过度和极端，有违人情之常，若付诸大规模政治社会实践，必与“交相利”的愿望背驰。

三

墨家兼爱说，似是而非。

《说文解字》：“兼，并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兼字本义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拥有或进行。兼爱即爱无差等，平等地爱。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兼爱的经典表述。

《墨子·耕柱》中，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说自己爱我乡人比爱鲁人深，爱家人比爱乡人深，爱双亲比爱家人深云云。显而易见，巫马子所理解的兼爱，既没有远近差别，也没有亲疏差异。但墨子的答辩并不涉及爱的次序和程度，显然是承认巫马子对兼爱的理解的。

《滕文公下》墨者夷之引用《尚书》中“若保赤子”之语，试图以此证明儒者之爱也是兼爱。孟子作了有力的反驳：“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若保赤子，礼所当然；赤子入井匍匐救之，理所当然，但不能由此否定差等原则。

孟子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幼吾幼，是孝慈、亲亲；及人之老和及人之幼，是亲民、仁民。这个“及”下得极为精准，很好的表达了儒家仁爱既有差等又无局限的特征。仁者爱人，自亲人始，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是推扩开去，民胞物与，大爱无疆。东海曰：爱吾身以及之身，爱吾家以及之家，爱吾国以及人之国。

墨者立“爱无差等”为基本原则，视“施由亲始”为外在表现，内外割裂，被孟子批为“二本”。朱熹说：“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焦循说：“且天之生万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亲与己之亲同，是为有二本也”。二本即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墨家之爱是无本生意。说兼爱源于天志，墨家天志是心外之法；说兼爱是因为利人利天下，可以交相利，则是功利主义的说法。

其实，“施由亲始”就是爱有差等的最好说明。当然，这个爱很狭隘，仅重物质，而仁爱是涵盖而又超越物质的，不会仅仅把眼光钉在物质利益层面。

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并非不爱疏远，更非为了亲近者而危害疏远者。礼制规定：“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涉及政治，正义为重，亲情私恩必须服从道义。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如周公诛管蔡。孔子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愧于亲，”“杀亲益荣，犹义也夫”云。（左传）

爱有差等，因人而异，法无差等，人人平等。都是爱，于亲人是亲爱，于民众是仁爱，于贤者是尊爱，于宠物是宠爱，于自然是喜爱，于用物是爱惜…这些都是爱有差等的表现。民皆同胞，但政治家仁爱民众也应该有差等，对本国民众要有父母之心，爱民如子，对异国民众适当关心就可以了。

或说“既然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怎么分亲疏？”其实极而言之，万物乃至宇宙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故陆九渊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但是，能够因此将爱心平等地施与人类和万物吗？连一身器官也有差等，如遇到危险，会本能地用手去护头；闻壮士断腕以保命，不闻壮士断头以保身也。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言对此义理作了准确的表达，一言而决，无庸再议。比较之下，墨子无差等的“兼爱”，杨朱有己无他的“为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论。

爱人，除了“交相利”的功利作用和目的，还需要有更深刻扎实的内在依据。儒家的依据是仁，仁者爱人，是因为对民胞物与之理的深刻领悟，深知“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深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通俗地说，就是深知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仁者，仁性良知也，这是儒家仁爱的内在基石和出发点。墨家虽有天志信仰，未能将天人贯通，不扎实也，真理性和说服力都不够。

墨子认为，“天”有赏善罚恶的意志，“天志”规范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天志”是法律的来源，“天志”是最好的法律。天有“志”的证据是“天欲义而恶不义”。何以得知？墨子说：

“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墨子·天志上）

这样的推理不能说错，未免肤浅粗糙，将“天”推于心性之外，与儒家天人合一之说相比，一粗一精，天壤悬殊。盖墨家缺乏悟性和必要的心性自觉，缺乏讨论人性之本和形上之道的基本能力，这方面恰似李白诗所写：茫如坠烟雾，故只能拜鬼崇天（所谓天志）属于心外求法，不像儒佛道能够贯通天人。

真正的好东西，具有高度真理性普适性的东西，不可能被打倒。就像不倒翁，无论打得怎么凶狠，总是旋倒旋起，总是占据文化政治社会的重要或主要地位，如儒家。而墨家从来没有遭受过政治性或大规模的迫害，仅被孟子批判了一下，就逐步衰落了，不挥一挥手就消失了踪影。太不够意思了。

四

墨学问题有三：一是兼爱，平等的爱，平等主义，有违爱有差等的原则；二是利他主义。利他精神本来可贵，错在将利他本位化主义化；三是反对礼乐，过度节俭。墨学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反儒，这是墨学最大的问题。至于尊禹亲士尚贤彊本节用等，与儒家相通。

注意，通不是同。例如，两家都尊禹，然所尊角度和宗旨又有所不同，墨子忽略了大禹政治道德和民本原则的整体，一味强调其俭朴和苦行，且以夏禹否定周礼，割裂了大禹和西周的中道共同性。

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确是事实。不过接着一句就不着调了，“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尧舜不复生，但尧舜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在六经中无不留存，判定谁是真尧舜或者谁更尧舜，六经是最好的依据。

非攻思想与儒家最为接近。墨子在《非攻》中深入地批判了攻伐之战的残酷性、欺骗性和掠夺性，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特指反对当时“大攻小，强侮弱，众贼寡，诈欺愚，贵傲贱，富骄贫”的掠夺性战争，主张开展防御战。

墨子同时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两类，支持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攻”，支持禹征有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正义战争。在《非攻下》中说：“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云。

非攻思想与儒家一脉相承。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制度建设和征伐战争之大事，由诸侯或大夫自作主张，就乱套了，就是天下无道。凡是诸侯发动的战争，都属于不义之战。

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是上讨伐下，即天子讨伐诸侯有罪者，同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所以孟子指出“春秋无义战”，但接着又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章句下》）比如齐桓晋文的“攘夷”之战，虽非自天子出，虽由诸侯发动，也有一定的正义性。于此可见儒家义理的圆满。

《吕氏春秋》云：“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可见到了战国后期，墨子非攻思想已经出现重大流弊，被普遍视为“非攻伐而取救守”，流于反对一切进攻性战争了。

诸子百家，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皆出于六经，多多少少与儒家有相同相通和近似之处，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道理。道家不用说了，杨墨在根源处也与儒家有关，如二程所说：

“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直至无父无君，如此之甚。”

“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杨子拔一毛不为，墨子又摩顶放踵为之，此皆是不得中。”（《河南程氏遗书》）

墨学虽偏离中道，墨家虽强烈反儒，但有一定的正义性，与后来直接明目张胆地反人伦、反道德的邪说以及伪利他主义相比，优秀得不可以道里计，墨派极端利他、严于律己和大公无私的真诚，特别值得肯定和敬佩。《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墨者有钜子腹黄享(此字为“黄享”，左右结构,音tun)，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无私到这种程度，令人肃然起敬。只是这个墨家首领家教，只怕不怎么样。

墨学作为良性外道，其中的良性因子于对治现代各种歪理邪说不无裨益，值得好好吸取。世易时移，若有心人能够对之做一些现代性阐释，适当转变其反孔反儒立场，墨学是可以纳入中华文化大家庭的。

新墨家没有反孔反儒的必要了。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不应反儒，而且应该尊孔拥儒才是。墨子出自儒家，两家毕竟不少相通点。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性实践，儒家中华文化主统的地位和中华文明主要缔造者的身份，已经不可撼动。至于儒墨两家之异，辩之可，存之可。

五

传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六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宋钘之墨、许行之墨、腹（黄享）之墨。当时兵法家有“孙吴之才、墨翟之守”之说，腹氏之墨是继承墨子兵法的一家，当时影响颇大，今本《墨子》中的兵法，就是秦国墨家所著。

腹氏之墨于秦孝公晚年招贤令时入秦，得到秦惠王重用，但从未宣传和实践墨子的非攻思想。因为腹墨入秦，又得秦惠王尊崇，但秦国反而加快了征战和统一的步伐。腹氏既然严格遵守墨者“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之法，何以不遵守墨子非攻的教导？难以索解，姑且存疑。

墨学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兼爱和非攻是墨学的核心。当时秦国务夺侵凌，腹氏作为墨者而且是首领，必须尽到“语之兼爱非攻”之责。即使无用，也不应无所作为。

或说：“假设腹氏是助攻，违背了墨学非攻的原则，是称墨毁行，无毁于墨。”非也。一般墨者如果违反墨学基本原则，可以说无毁于墨，但腹氏是巨子即墨派首领，他如果违背了非攻原则，就不能仅仅视为个人的责任了。假设孔孟犯了原则错误，儒学能不蒙羞乎？没有史料证明腹氏曾经助攻，但得到虎狼之秦的重用，没有宣传和执行非攻原则是可以肯定的。2013-11-8

注：本文是《墨子批判》的前言，选自《儒家法眼》一书。《儒家法眼》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列入“东海丛书”，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