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以传统应对当今时代的紧迫问题

作者：陈来、安乐哲

来源：首发于《社会科学报》第1558期第1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廿三日乙巳

          耶稣2017年5月18日

《社会科学报》编者按：在现代中国传承、发展经典文化，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传承的自觉；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古为今用、接陈出新。弘扬传统文化要经过过滤，去其糟粕，适于当下。而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度变化，新的文化秩序的建立何以成为可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与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安乐哲教授围绕“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华传统文化与经典”，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思考与对话。

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和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血脉和文化思考，肩负着当代学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使命。

陈来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安乐哲

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

文化传承要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陈来：当下中国的语境比起古代已经大有变化，但是中华文化连续传承、发展的历史并不因此而改变，今天的中华文化发展，或者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传承发展中华历史文化、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

今天，面对经典，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传承的自觉，使经典的传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涵养人格素质的源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古为今用、接陈出新。

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不断需要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是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代文本的意义视作固定的、单一的，而是使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安乐哲：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旷日持久，而且贻害颇深。

今天，当我们走进一家中国的书店或图书馆，能找到各种关于西方文化的新老书籍，翻译质量也都很高。一群年轻、充满求知欲的中国读者群，则是推动这种书籍出版的持久动力。但当我们走进一家西方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却会发现，无论旧时代、新时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的书，都一概找不到。更让人尴尬的是，对于这种情况，竟然没有要求解决这个不对称文化关系的读者群；而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竟然没有需求市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首先，早年间，传统中国经典的英文翻译是由传教士们做的，他们以基督教的眼光，将这些经典文本转化为一种二流基督教祷文性的东西。走进西方书店和图书馆，《易经》《论语》《道德经》《庄子》这些涉及中国根本哲学文化的著作，是摆放在供人猎奇的“东方宗教”一类书架的，而不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类书架上。走进西方国家的最高学府，中国哲学一般不是归属在“宗教学”就是在“亚洲学”，哲学系肯定是不教的。如果用青铜礼器“觚”来转喻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这种情况，《论语》中这句“觚不觚，觚哉觚哉”非常恰当。

另外，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欧美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学院及其课程，被大量引进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国家；“现代性”语言被移植到白话语中，促进了亚洲文化对自己传统的“理论化”，贯穿其中的大致是西方的概念结构。同时，西方和东亚文化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与此“自我殖民”一道，“现代化”被简单等同“西方化”，以“陈旧保守”、“僵化教条”为理由，把儒家文化关在门外。

这是我们今天所处在的历史节点，也是我们必须作为行动起点的地方。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已在发生空前的格局性变化，是不是也将有一个随之变动的世界文化秩序？儒家哲学的内涵价值及教育制度，对新世界文化秩序，堪为重大利好，可我们怎样才能克服今天对“儒学”的误解呢？我们怎样对中国和西方公众去讲述从儒学经典中产生出的重要意义呢？我们怎样书写对当今时代的评价，给这个世界贡献出一个具批判力、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温故知新的儒学，并以它应对当今时代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该怎样应对把儒学文化全盘抛弃、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挑战？

中国这些哲理，可在哪些具体方面有助于形成一个变动世界的文化秩序？它是一种交互相融的文化流动形态，其中本来的竞争热度被转化为浑然一体的熔炉，这是一个曾把外来佛学内化、转为儒学佛家思想的传统。它具有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性，不同于亚布拉罕传统那种猝然推向战争与冲突的传统。它是一种基于伦理角色洽宜度的家国情怀，并以此服务于社会与政治秩序，是对法治的必要补充。它是治国理政之人以良好教育及自我人格修养为要求的治理观念。这是一种儒家角色（身份）伦理，根植于对家、国关系之珍重，讲的是共赢或者共损，而不是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分裂性的、制造紧张不和的“你输我赢”游戏模式。

经典核心价值的当代意义是协和精神

陈来：我觉得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经典，原则上讲应该是全方位的。

我认为的经典，还是老式的、文明中的核心经典，比如四书五经，支配民族伦理生活和信仰。全面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不能仅仅介绍四书五经。为什么说四书五经最能代表文明特色，因为大家认为轴心时代产生的最具代表性。不该把观念限制在此，应该涉及方方面面，诗经有文学，确实不能反映全部的系统，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还有各自的内容，唐诗宋词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如果讲当代，就是协和精神，很早就讲“和同之辨”，这两者是不同的。在今天文化、文明的冲突，包括政治军事的冲突，还是要回到古人的智慧中，能够真正领会并实现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是不容易的。有些思想方式与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有些价值观不接受和而不同，只有输赢，不相信共赢共享。和谐精神就是最有价值的精神。

安乐哲：我们会把“和”翻译成“harmony”，但这是不够的。“礼之用和为贵”，这种思想，“和”意味着最大化，我们在人群中能够得到最多。

“和”也可以用于中国食物，我们在做菜时使用许多材料，让许多味道融合在一起。文化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生命性的概念。

陈来：现在我们不可能不用现代汉语表达对世界、自然的认识。文化转型最基本就是语言的转型，五四之后，语言体系和古代有所不同，作为我们的学术语言、文化语言，作为我们基本的表达方式。那转型会不会引起意义的流失和歪曲，怎么解释这种差距？我承认用现代汉语翻译去翻译古代经典，是很不容易的，会存在很多差错，但不意味着不可弥合——这会随着古代语言与现代汉语的深度的把握弥合。这也是语言功力的把握，理论上可以做到，实践中要不断趋近。文化传承发展对中国人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不仅是翻译到西方才存在问题。

五四以来很多人批判中国文化，有学者和政治人物，我们也会衡量，经过过滤，找出适于当下的。弘扬中国文化不能简单讲，要考虑有没有糟粕、局限性，所以必须说法严密。古代文化轻视妇女，是糟粕，也不被当今社会认可，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没有问题。

安乐哲：19世纪，中国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产生了巨大冲突。西方文化是聚集的，但中国文化要弘扬，关键是中国的文化该如何定义，这也是对人性和道德的思考，是很有意义的，非常美丽，也非常奇妙，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融入文化，当然这与社会整体文化是不同的。

传统是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陈来：在多数知识分子的理解中，“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功能性的概念。

事实上，“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或“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一个范围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问题的课题，这是因为“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代生活中仍有传统，也不可能离开传统。尤其是现代人仍需要终极关怀、价值理想、人生意义、社会交往，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承继与转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支持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其理性化的同时，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价值更为凸显，传统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切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的一面，都必然对现代化发展中的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人际疏离、文化商业化等消极因素持批判态度。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规范引导现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与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发挥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在稳定社会心态、塑造向上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这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安乐哲：置身于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显然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经济、政治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改变，所以这是时代赐予的儒学复兴的宝贵机遇。这样的背景也对西方汉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我当然不会把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答案，但是它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参与到对话中去。所以我们现在迫切要做的，是运用人类所有的文化资源来解决当前的生存困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有重要的传统都要携手共同面对未来。

注：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