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判李离和石奢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腊月廿一日乙巳

           耶稣2017年1月18日

最近江湖上流传起李离和石奢的故事，一片颂扬之声。这两个故事都收入了东海正在写作《炎黄春秋》之中，东海对他们以身徇法的行为既有赞扬又不完全认同。分别介绍他们的故事和我的评判如下。

其一、李离以身徇法：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枉杀人命，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的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官俸很多，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级，没有这种道理。”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隐情，决断疑难，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故事原载于《史记循吏列传》：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东海曰：

司法史上著名的“李离伏剑”故事，发生在晋文公时。李离，生卒年份无从考证。《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李离是晋国理官，错误地听取了下级的汇报而判人死罪，把自己关押起来定了死罪，以身殉法。

除了以身作则的精神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李离殉法，还有一层含义： 　　

法律高于君令。在两者发生抵触时，他选择违抗君命来维护法律尊严。当然，李离的错判是一个过失行为，其个人有责任，以道歉和引咎辞职的方式足以承担了，以自杀谢罪，未免矫枉过正。

“失刑则刑，失死则死”这个法律规定也过于严厉，有违礼乐制度和《春秋》精神。错判错杀，礼当受罚，但与故意杀人有别。春秋决狱“论心定罪”，即按当事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量刑轻重。错判错杀，理当从轻。

其二、石奢自判死刑：

石奢是楚昭王时大臣，韩婴说他担任狱官，司马迁说他官至相位，评价他为官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一次出行途中，恰逢有凶手杀人，他追上去，发现凶犯竟是自己父亲。他放走父亲，回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我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是不忠。我该当死罪。”昭王说：“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理事吧。”石奢说：“不偏袒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王命，自杀而死。

故事原载于《史记•循吏列传》：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东海曰：

石奢以身徇法的故事，《韩诗外传第十四章》记载类似，唯结尾增加了“君子曰” 。“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谓也。’”其实这里引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并不恰当，因为石奢并未为其父隐。

石奢纵放父罪而自判死罪，不愧为循吏的典型。不过，石奢之死，既违君命，又伤父心，不尽仁义。在《孟子尽心上》，曾有一个“瞽瞍杀人”假设。孟子的推断是：“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同样，石奢最好的选择是弃官而去，窃负而逃。

循吏，指奉公守法的官吏。司马迁在《循史记吏列传》中，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为国相，李离为大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他们或仁厚爱民，以身作则，政宽人和；或清廉自正，严守法纪，以身殉法。

司马迁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这里的文武，指文德武功和文治武事。即使文武不完备，民众仍能心存畏惧自我约束，是因为为官者行为端正，奉公守法。西方法治国家，文德文治不足，但能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所以“亦可以为治”。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