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萧功秦）

华夏先民在东亚特殊地理环境的作用下，形成同质的大板块，由此建立起来的古代超级帝国的规模效应，形成了抗衡、适应外部环境挑战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帝国的科举制度虽然强化了文化同质性，有助于文化生命的传承，但也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挫折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几年前我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做学术访问，记得他们的研究部主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从中国来的，现在你们中国的国运很好。”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民族和个人一样，都是有它的命运的。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以后的这一百四十年，我们民族充满着灾难、矛盾与深重的困境。大家都说，最近的三十年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四十年中最好的时期。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国难深重，人们自然要追究传统文化的责任，知识分子中占主流的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态度，五四思想先驱者喊出的“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的口号曾经引领了好几代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强大，我们民族的自信心逐渐增强。这些年来，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开始出现重大拐点。政府每年都祭祀黄帝陵，炎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从官方到民间，均出现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可喜变化。儒家文明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学术问题。今天我想谈的是，从传统、历史来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究竟何在。从历史上看，它有什么优势与弱点。

一、从地理环境看儒家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民族都是在适应自身环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明特色的。人类自古以来，除了华夏文明，还有希腊文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还有印度文明，这些都是在不同环境下逐渐形成并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老实说，我们的华夏文明并不是最早的文明。六千年以前的两河文明，以及五千五百年以前的尼罗河文明，都先后有了金属的使用、定居城市与文字发明。然而，尚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在四千多年以前已经使用了文字。我们古代的金属使用也更晚些。然而，我们可以自豪的是，我们的文明是迄今为止所有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几乎所有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大家知道，两河文明是被亚述人征服的，古埃及的文明是遭遇亚历山大东征与伊斯兰扩张而夭折的，现在的埃及人并不是古代法老的直系后代，古代埃及文字已经没有人能认识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印度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的历史，或者是被征服的历史。与这些古代文明的命运不同，中国的方块字，从发明开始，一直沿用到现在，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西方人曾把孔子排在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中的第一位，西方人未必认为孔子的思想就比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更为深刻，然而，孔子思想影响的持续力确实是世界第一，从公元前五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七十几代中国人，南宋时，孔子的后人是五十一代孙，现在孔子的后代大概到八十代了。中国文明经历两千年，仍然保持文明性格的一贯性，确实是世界上持续力最强的文明。

为什么在二十几种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的文明持续存在下来？这首先与华夏的地理环境有关。从地理上可以看到，华夏的中原地区远离地中海。众所周知，古希腊、两河文明可以通过地中海进行频繁交流，形成此起彼伏的文明大合唱。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到过埃及与巴比伦。印度离他们稍远一点，但是印度和地中海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印度也很容易参与到这种文化交流之中。只要越过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山口，古代的亚利安人、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可以从这里浩浩荡荡进入恒河平原，在恒河平原上留下文化的烙印。

然而，古代华夏则处在遥远的东方，它虽然得不到与其他文明互动碰撞出来的文化成果，但也避免了其他蛮族对我们这个新兴农业民族的侵扰、破坏、干扰、挑战和压迫，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远离地中海风暴的静静港湾中休养生息，并独立生长出来，直到华夏民族发展生成一个古代泱泱大国。

严酷的地理屏障，也使我们与其他发达的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在我们的西南，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假如没有喜马拉雅山，亚历山大就有可能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将会重写。在我们文明的北部，寒冷的西伯利亚根本无法使人类生存，在我们华夏文明圈的东部，浩瀚的海洋是比沙漠更严峻的地理屏障，在我们的南部，是热带的丛林与横断山脉。也许人们会说，汉代张骞、唐代玄奘不是到西域去了吗？元代马可·波罗不是也到中国来了吗?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这些人，五百年才出现一两个，两千年来，一共就那么几个人。先秦的典籍可以说汗牛充栋，然而无论在《三海经》、《论语》、《庄子》、《荀子》中，都很难找到有关其他古代文明的记载。外部的文明世界，希腊、罗马、埃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古人不知道。我们的古代文明，主要是是靠华夏祖先的智慧，在极度缺乏外部文化营养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以儒家思想大一统为特点的帝国。文化的相对独立，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得以持续下来的重要因素。

二、古代超级帝国的规模效应

大家知道，在古代华夏地区，我们的北方曾有着越来越强大的民族对华夏民族的挑战。所幸的是，华夏文明发展成强大的秦汉大帝国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才逐渐兴起，并不断地发动对儒家文明世界的挑战。秦汉大一统以后的儒家文明绝对可以说是古代文明世界中的超级帝国。它的总面积要超过希腊、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总和。

这个超级帝国为什么能够形成？其形成对我们文明的持续性有什么关系？这就要谈到古代华夏各地的小共同体的同质性问题。古代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出现了很多支流，比较适宜于农业发展，在整个黄河流域，早在新石器时代起，就密密麻麻、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无数先民生活的遗址。这些文明遗址的陶陶罐罐都差不多。这也说明，先民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屏障，这些广泛散布在黄河中上游到下游地区、从事早期农耕、生产形态与生活方式大同小异的同质性的小共同体，在后来就形成为很多不同国家，但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从事农耕，彼此在价值观、语言、风俗与生活方式以及经营方式上也比较接近，正因为彼此相近，又没有巨大的地理屏障使之相互隔绝，在互相交流过程中，很容易汇合成一个同质的大板块。到周灭商时，群起从周的有八百多个诸侯国，但是到春秋时就只有一百多个国家了，到战国时期只剩七个国家了，到秦汉则发展为具有巨大规模的超级帝国。

这个共同体后来被秦朝统一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口资源和规模效应。秦朝统治者建立起统治以后，又利用国家强大的力量，强行推行文化普及，书同文，车同规，形成巨大规模。而北方游牧民族还没有强大到对华夏民族形成挑战以前，秦帝国已经以巨大的人口数量，巨大的资源优势，以及文化力量，形成了对抗外来挑战的巨大优势。当然，随着帝国在中原地区扩展开来，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也逐渐发展起来，它把文明的基因逐渐带到了南方。

大帝国的形成，对中华民族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功不可没。游牧民族从北方下来的时候，要经历那么大的困难，最后才能到达南方。这个过程往往要几十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游牧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华夏民族的破坏力大大减少，后来，华夏文明的巨大规模效应形成的虹吸力，使这些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都参加到了民族大家庭中来，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一旦形成超级大帝国，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就得以进一步保障，国家可以通过中央集权体制，强化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兴修大型水利，对社会的赈灾与对危机的统筹能力也得到增强。巨大的规模效应也有利于对边缘地区未开化的落后部落的文化“虹吸”作用，同化能力也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夏民族的巨大规模效应，是这一文明持久生存能力的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纪初在大漠以北崛起的蒙古族对儒家文明的挑战，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当时的儒家文明已经非常成熟了。士大夫阶层在为蒙古人效忠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推行汉法，他们运用蒙古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说服蒙古人，引导蒙古人，使蒙古人逐渐改变了原有习性。由于儒家文明幅员广大，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入中原地区，一直到蒙古人灭金，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大概有六十年时间，从1213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打到广州时，蒙古统治者经历了四代。忽必烈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已经全面接受了汉法。蒙古族后来也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生命持久历史中值得一提的事情。

三、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上帝一样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惩恶扬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当政者一意孤行，违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统，那么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圣人之道是高于君统的，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统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君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无条件高于君统；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重，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来当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辅佐皇帝统治社会的时候，始终有一种道德的自主性，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批判、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我们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精神资源；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必须承认，这种以道统观为主的殉道精神，并不总是起作用的。这可能与儒家文化中“从道不从君”与“君尊臣卑”的悖论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了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四、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生命力的双重影响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大家知道，中国在传统王朝时代，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为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现代人类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因为中国古代，任何人，除了贱民以及少数规定人群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等地位；士绅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官僚到一定时候要退休，退休后虽然还有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在中国古代，他的财产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再有五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宋朝官员是贫寒家庭出生。另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明朝 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这个对流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在古代，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方面，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举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一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一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世界地理没有用，因为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认识，要远远低于日本人。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来只卖掉一万多册。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儒家文明形态，具有特殊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同样是一种潜在的缺陷。这种缺陷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但是到了西方对中国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后，它的消极性逐渐表现出来。而中国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正因此，五四运动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儒家文化强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爱国知识分子就是把批判传统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起点的。陈独秀当年就说过：我宁愿忍受过去国粹的消亡，也不忍现在和将来的民族不能适合于生存而绝灭。这种观念实际上从五四开始一直延续下来了。这种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今天重新回顾历史，我们应该以更客观、更冷静的态度来反思历史，尤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获取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新资源。

如果要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明，我想，如果我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华夏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规模效应的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多元竞争机制的发育成熟，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个人的微观活力能持续保持下去，那么，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有极为广阔的前景。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中国转型政治研究、中国文化史等等。曾赴美国、德国、瑞士、法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访学，专著有《中国的大转型》（2008）、《萧功秦集》（1995）、《儒家文化的困境》（1986）、《历史拒绝浪漫：新保守主义与中国现代化》（2001）、《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1999）等多种。

原载于文汇报 2010-03-16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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