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男,西历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一九九一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中国新儒家: 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等。 |
中国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记者:柳鹏飞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八日癸巳
耶稣2016年11月7日
贝淡宁关于贤能政治的演讲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热点。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的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在其新著《贤能政治》中将中国的政治模式归纳为“贤能政治”,即通过政治尚贤制选拔高层领导人。那么政治尚贤制有怎样的特点,与民主制度又有怎样的关系?11月3日下午,贝淡宁教授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就相关话题发表了演讲,由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担任评议。
贝淡宁:中国的政治模式如何结合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
贤能政治作为衡量政治进步的判断标准
讲座首先由贝淡宁阐述自己关于贤能政治的见解,他认为民主选举制并非衡量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其本身也并不完美,完全可以用贤能政治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政治进步和政治退步。因此首先要讨论民主到底有哪些问题,才能进一步讨论贤能政治。
11月3日清华大学时代论坛
贝淡宁指出,民主选举制的问题首先在于选民本身存在问题,即使在西方国家,许多选民素质并不高,缺乏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问题的理解与最基本的政治判断力,左右选民投票的未必是候选人的方针政策。而且大部分选民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仅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不对后人或者其他国家负责,难免会产生政策上的短视。
贝淡宁认为,虽然今天仍然应该有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是怎么选拔领导人未必有统一的答案。推选政治领导人的恰当方式取决于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和国情。中国在三十年多年的政治世界中形成了以贤能政治作为选拔领导人的手段,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判断的标准。
在贝淡宁看来,是否采用贤能政治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规模,不能将小国的政治经验简单照搬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上。在小型社群中,民众由于彼此熟悉因而能够判断领导者的能力和道德,所以民主选举制适合小国或底层政府。而民众难以判断高层政府(市级及以上)领导人的德行,也就无法做出更好的抉择。因此对于高层政府需要以贤能政治的方式选拔和晋升具备卓越素质的领导人。
同时制度选择也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有关。中国的政治理想与西方完全不同,《礼记》讲“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儒家一直认为理想的国家需要由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这种政治理想在帝制时期的中国以科举的形式运行,并且也影响到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加强调教育、考试和基层政府中的政治历练。同时这种政治理想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同,民众仍然以贤能政治的标准来判定领导的好坏。而且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贤能政治能够选拔高水平领导,以应对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冲击。
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是贤能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
贝淡宁强调,贤能政治对于领导人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衡量标准取决于具体语境。一位商业领袖未必会是一位好的政治领导人;战时称职的领导人,和平时期未必称职;适合做小社区或村镇的领导人,未必适合做大国领导人。贝淡宁认为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这三种品质对于高层领导人最为重要。
汪晖、贝淡宁、章永乐
首先政治领导人需要理解复杂论争的能力,并对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环境科学等各方面知识都应有良好的掌握,而考试是过滤掉缺乏基本知识的人的有效方式。考试是公平而且机会均等的,在贝淡宁看来与投票有相同的意义。不过具备高智商的学者未必能成为优秀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需要与大量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交流,所以高情商同样重要。贝淡宁认为可以通过候选人在基层期间的绩效评估情商。同时,他认为情商往往随着年龄积累而提升,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历练,这一点贝淡宁认为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最后他指出女性往往比同年龄的男性有更高的情商,但中国的女性参政比例有待提高。
与民主选举制不同,腐败问题对贤能政治伤害尤明显,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他认为贤能政治的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美德。在评估方式上,由于同事往往对彼此了解最为深入,互动最为充分,所以同事之间的推选最为重要。此外也需要通过完善法制、高薪养廉、更加独立的监督和进一步分离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方式预防腐败。同时也需要儒家的道德教育,培养官员的慎独意识。
民主制如何与贤能政治相结合?
贝淡宁坦言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民主和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他主张采取一种民主在基层,贤能选拔在高层的垂直模式。贤能政治应该兼含基层政府民主选举、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协商等方式,创造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包含高层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再具体的实践上,完全可以在不同地区展开实验。对实验结果的判断不应该过分太政治化,需要由独立的学者决定。
圆桌论坛
最后贝淡宁认为相对于民主选举制中国模式可能只适合规模较大的国家,而且贤能政治在操作上较为复杂,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但他相信,如果中国模式可以减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别的国家一定会主动学习。
讲座评议
汪晖:社会主义体制的垮台掩盖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机
汪晖认为,贝淡宁的书和他的讲演出现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机。东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在19、20世纪形成的,但是今天大国政治制度都出现了普遍的危机。这一危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波浪潮是1989至1992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第二波是今天欧洲福利国家衰落和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内中虽有很多历史要素,但它基本上是一个20世纪的创造。这个制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曝露出全面的危机并因此垮台。但苏联的失败掩盖了之前西方政治制度此起彼伏的危机。
贝淡宁
接着他回溯历史,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治之前,几代中国人都在观察如何效法西方政治制度。事实上,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孙中山,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有思考和批评,并没有对某种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信仰。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始终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章太炎也在他的《代议然否论》等文章中对19世纪晚期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其中相当一部分批评,放在今天也是有效的。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并不能真的保障人民的利益。然而社会主义体制的衰弱和垮台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今天不断地凸显出来。因此今天真正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现代政治制度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汪晖认为,今天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美国,出现的问题都是这一轮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这种政治危机的深度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在他看来今天所有的政治制度的危机最核心的部分,是政治制度跟社会形态之间的脱节,整个政治形式的运转似乎都出现了问题。在这个时刻,贝淡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发掘尚贤政治的理念,思考政治形态上的危机,并探索新的政治的可能性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汪晖也对贝淡宁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现代的贤能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血缘贵族制和特权制度的否定,是在公民概念和平等政治的基础上讨论选贤任能。贤能政治跟现代民主制都是一种平等主义理念的政治,在反对等级制和特权制的意义上二者有一致性。因此汪晖强调需要区分社会分工和等级。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得社会分工成为必需,但分工是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并不意味着有上下级的等级差异。对于如何选拔选贤能,他认为考试只能做一方面的参照,考试如果成为一套过分稳定的系统也会出现问题,需要不断完善。问题不仅仅在于高层和基层都需要一种更加灵活的、注重每个个体的贤能选拔模式,同时也需要用一种制度的方式保证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拔出来放在合适的岗位上,这也是政治制度面对的非常重要的挑战。最后他指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跨区域高流动性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这是当下政治制度必须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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