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今天如何读经典  

记者：李苑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二日丁亥

          耶稣2016年11月1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近日﹐“大众儒学经典”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包括《〈三字经〉读本》《〈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孝经曾子论孝〉读本》《〈大学中庸〉读本》等十三本儒学经典读本。每本书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引领大众读者走近这些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学习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此外﹐一场围绕“大众儒学经典”丛书和当前读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在北京大学举行。可以说﹐这套丛书和这场研讨活动﹐都与如何更好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具有密切关联。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摘选此次研讨会上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嘉宾发言﹐供读者评判。

经典﹐还是要读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于读经﹐前一段时间曾讨论得非常激烈。过去二十年来﹐传统文化复归﹐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引起了社会焦虑和担心。现在儒学刚刚开始复兴﹐在走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后﹐出现各种问题也合情合理。

但今天﹐我们讨论读经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读经活动开拓者们的积极贡献﹐也不是否定他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有很多学者和民间的先行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民族精神荒凉的土壤上奔走疾呼﹐积极开拓了读经活动潮流。所以尽管读经活动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应该对这种开拓精神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杨汝清（苇杭书院山长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读经活动从开始﹑扩展﹑深化﹐到现在的冷静反思﹐经过了一个很可贵的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但当下很多人提出的读经没有必要﹐我认为是不妥的。

读经活动发起之初﹐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行为。因为前期条件有限﹐祗能强调跟读﹑背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去反思﹑批评﹐并纠正﹐但如果进行大批判﹐这个行为本身又向另外一个角度偏离了。

我总结了这些年读经活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过于偏颇。有些老师说要培养圣贤﹐但圣贤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所以首先心态要正﹐不能盲目。

第二﹐每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同﹐让所有的孩子用相同的标准读古经﹐是拔苗助长。读的多而不能用﹐知识就是死的。所以要注意﹐读﹑解﹑行﹐只读不解是不行的﹐知道了还要理解﹐还要去践行﹐而这个行才是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应该让读经回归教学体制﹐而非放任自流。很多民间倡导读经的人士﹐并不懂教育规律﹐却已经成为主流﹐这也是出现问题的最大原因。我们应该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或者让具备一定学养的人与民间机构互动﹐才能让读经活动真正脚踏实地﹐发挥正面作用。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关于读经问题﹐我一直有一些困惑。很早以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套给儿童的经典传统读物﹐翻开第一部分就有《公羊传》。这个书我只稍微接触过一点﹐没有完全读透﹐让孩子读﹐更不合适。

几年前扬州某大学经过研究﹐得出一种理念﹕让5至15岁的孩子把经典篇章背诵下来﹐就像装入一个硬盘﹐想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这个理念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事后想﹐这些内容是否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符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 适不适合儿童发展﹖ 我拿不准﹐所以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大力推广。

关于读经的探索﹐至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当下面对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读。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经者常也﹐还是要读的﹐而且要重点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的认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说文》段注云“父子相继曰世”﹐一世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

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所以﹐对于经典我们要进行传承和弘扬﹐否则就谈不上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发展。

读经﹐不能只背不解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社会上对读经问题的争议日益激烈﹐我觉得要不要读恐怕已经不是大问题﹐怎么读才是大问题。我们20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在青少年的思想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先背了再说﹐不要理解。所以我本人对只读不解这种学习方法很反感。

当然﹐我没有广泛调查﹐并不能确定这种方法是不是完全没用。很多民间人士发现﹐某些孩子在背诵了之后﹐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我不认为这种教育方法具有社会普遍性。作为儒学研究者﹐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孩子来读儒学经典。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社会并不需要那么多国学专业人才﹐所以大多数儿童学国学读经典﹐目的祗是要构建世界观﹑人生观。在这个意义上﹐选取一些经典让孩子学习﹑理解﹐才是读经的根本和深意﹐但再放大就过犹不及了。

李存山﹕我不赞成完全恢复儒学的思维方式。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哲学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肢解了经学﹐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经学的路子。我不同意这种主张﹐我们对经书还是要有一点分析﹐不能祗有经学思维方式﹐还是要有一些哲学思维方式。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先秦儒家与秦后儒家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或主干﹐儒家文化的“常道”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所以经典书中包含着“常道”﹐或者说较多的包含着“常道”。

但正如经书里也包含哲学思想﹐但不全是哲学﹐那么经书里也不全都是“常道”﹐因此并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果《礼记》里面句句是真理﹐那现在女子出门就必须得把头盖上了。从古至今﹐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

如何把读经和“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必须教给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即经书也免不了存在局限﹐一定要实事求是。正如王国维所言﹕“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

活动﹐须规范和引导

方朝晖﹕经过多年发展﹐民间读经非常多样化﹐且没有标准没有规范﹐当下的关键是如何规范和引导读经活动。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人性原则。既然倡导读经要建立在人性原则基础之上﹐就要讲究读经的方法和方式。不能一味地向孩子灌输高大理想﹐而是要通过趣味化的讲解﹐使其更加生动﹐更容易理解。要明确﹐读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自觉﹑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所谓的培育圣贤。如果不符合人性原则﹐这样的读经方法就需要淘汰或者检讨。

第二﹐全面原则。当今时代与古代完全不同﹐古时候私塾里那种机械背诵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结构单一﹐掌握四书五经等知识﹐几乎就可以实现社会理想。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必须要强调﹐读经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也不是要为了圈层某个文化而读经。其实古人早已说过﹐读经应该和礼仪﹐甚至包括绘画﹑舞蹈﹑书法等结合在一起学习。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是整理内务﹐应对即待人接物﹐进退即礼节﹐这就是从礼乐学术这些角度来讲的。所以全面原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需求﹐是从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的。

第三﹐阶段性原则。台湾的王财贵教授认为﹐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有些道理不可能完全理解﹐祗能让其在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先背诵下来。我理解王先生的话﹐但我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年龄﹐选择不同的启蒙读物﹐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而不要在幼小的时候就直接背四书五经。

李存山﹕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儿童读经要与现代学科教育相结合。我反对那种完全封闭式的﹑全日制的读经﹐这不适合儿童发展﹐也违背了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教育中﹐读经并非孤立﹐比如宋代胡瑗的“明体达用”教学之法﹐就曾备受推崇。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分科教学或分科取士本﹐是宋代一部分教育家所实行过或所主张的。但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只立“德行明经科”﹐又以八股文取士﹐这是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的教育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文﹑理﹑工分科教学﹐近代以后的中国学人绝大部分都是出自这种教育体制。现在反思起来﹐它所注重的是工具理性﹐主要传授的是实用知识﹐也就是它更重视“达用”﹐而在“明体”方面即在人文素质﹑道德修身的培养方面有所不足。

所以如今﹐不应恢复旧制﹐不能取代现代教育制度。而应该让读经与现代教育制度形成互补﹐或融为现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当它与现代教育制度融为一体﹐也就是实现了“明体达用”之学。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