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自由撰稿人

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连续剧《施琅大将军》，以及引发的喧嚣争论，再次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三百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不过我对这位大名鼎鼎的靖海侯的了解，却非来自堂皇的正史，而是受益于真正的野狐禅：一个是幼时收听的单田芳先生主讲的评书《施公案》，其主角施世纶，正是施琅之子，儿子是著名的清官，老子的德行想必不会太差——当然，那时还不晓得施琅创下的一番功业；另一个则是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其中对施琅的描绘，虽然算不上浓墨重彩，起码也是棱角分明的三号配角，尤其是他与韦小宝在通吃岛的斗智斗力，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而我对施琅的印象，便定格于《鹿鼎记》中的那位际遇坎坷的将军：起先是遭遇大难的末路英雄；最终诸事顺遂，却有些小人得志，因此活该被韦大人戏耍。

这虽是不足为凭的小说家言，但亦很能代表一部分人对施琅的看法。历史中的施琅是什么样子呢？我只读过柯劭忞所著的《清史稿》及其它一些二手的评论，所记所感如下：施琅之所以投降开国不久的清朝，并非如《鹿鼎记》中说的那样，他是为了严明军纪而处罚一个犯法的部下，得罪了郑成功的夫人董氏，以至被投入监狱，最后固然侥幸逃脱，全家却不幸罹难；《清史稿》记载的情形是，做老子的郑芝龙归顺清朝，做儿子的郑成功却割据台湾自成一国，施琅原是郑芝龙的老部下，郑成功到台湾之后：“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这里将施琅美化得大义凛然，不知是否可信？而依此来看，作为大清朝的耿耿忠臣，施琅攻打台湾，不仅是出于私仇，更是出于公义。
　　
柯劭忞的施琅列传写到最后，来了一笔漂亮的首尾呼应。当施琅收复台湾，有人推测他必定为报家仇而毒杀郑成功的后人，施琅回答：“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这话说的很微妙，表示他不忘私，亦不至因私废公——这正是人之常情，比那些号称“大公无私”的假道学先生坦诚百倍。不过施琅为台湾之公，真做了一件大好事。台湾归附之初，朝中有官员建议“迁其人、弃其地”，让台湾成为荒凉的不毛之地，从此自生自灭。施琅上疏反对，认为台湾已有雄厚的民生基础，“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而且趁这一间隙，被赶走的荷兰人可能去而复返，再来荼毒生灵，“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鉴于这两点困难，不如就此设立政府，为民休养生息。显然，这番道理打动了康熙，最后，批准施琅的建言，“设县三、府一、巡道一”。评价这一段历史，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施琅打回台湾之时，一直被当地人骂为“汉奸”、“叛徒”，几乎是恶名昭彰，而他能在如此非议的情境公正处事——并不是图谋报复，顺势主张舍弃宝岛——可见是有些气象的。

历史变幻无常，没料想三百年之后，施琅重新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而且来势汹汹，不减当年。在二十世纪，特别是共和国建立以来，人们对施琅的重视，肯定比不上他的同时代人，同样收复过台湾的郑成功，后者的荣耀，相当于进入历史教科书圈定的先贤祠。而今《施琅大将军》的播放，却有反拨与正名之嫌，正如要剥夺岳飞“民族英雄”的桂冠，让秦桧下跪的雕像起立，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施琅先事明朝及郑家父子，然后投降清朝，在政治伦理，是为不忠；施琅是汉族人，却剃发留辫，为满族人服务，在民族伦理，是为不忠；而其最大的不忠，是代表满族人统治的清朝政府，反咬汉族人统治的明朝与台湾郑氏政府一口，这种恶徒，难道不该永世不得翻身？
　　
我先声明，我不打算为施琅翻案，只是力图驱散蒙蔽这段历史的烟雾，还局中人一个公道——当然，这个公道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先说施琅的两不忠，第一点，叛明（郑）投清，原本是朝代更替之时最为平常的事情，依照现代人的历史观，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全民之天下，哪个朝代对民众好，便是有德者，圣人们都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这是千古不变的恒常真理，而死抱着无德者那棵大树——或许只是一根稻草——是为“愚忠”，这个定论亦很微妙。对施琅而言，照《鹿鼎记》的说法，他连尽“愚忠”都没有可能，郑成功冲冠一怒为夫人，不仅杀他的头，而且还会扣上“叛将”的罪名：只愚，但不忠。因此，施琅降清是最好的出路。而照《清史稿》的说法，施琅是跟随老上级郑芝龙一同叛朝投降的，加以“不忠”之罪，可能要将矛盾扩大化。况且真的要论不忠，郑成功放着明朝的宗室不立，却自立为王，正是最大的不忠。所以，以一家一姓的标准衡量忠与不忠，实在是文人的捣糨糊游戏。施琅的忠诚与否，则要看他先后侍奉的两个朝代哪个好，哪个坏，哪个更得民心。三百年前的先人之思维冲不出传统礼法的桎梏，难道今日的我们没一点长进？

第二点，种族之争，汉族与满族，或者其它民族的争斗。这该是历史悠久，但我以为这是最为无聊之事。如果将民族主义分为三层，那么以血缘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可谓最低的层次，远远不如以政治为界限的民族主义与以文化为界限的民族主义功力深厚。不过血缘民族主义一直很有市场，或许是因为它的直观，很容易激荡人心的好恶。而论及满族人统治的清朝，后人的同仇敌忾，一者是因为清朝开国之时的扬州、嘉定等屠城，我想凡是正常理智之人，都会仇恨屠城者，不是因为他们的满族人身份，而是因为他们胡乱杀人，无论是杀市民，还是杀学生；二者，是清朝所开创的“辫子”传统，这确实是很混帐的做法，正如当年某些人劝女同胞裹小脚、创设太监制度一样影响恶劣——实在是有损身体的美观和健康（留辫子容易积累头皮屑），却不至于上升到庄严的民族大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呢？即便孙中山的“驱逐鞑虏”，后来也换成“五族共和”，即从“民族革命”进步到“民主革命”。而这一重革命纲领的跳跃，枉费了多少人的鲜血与多少年的光阴。对照之下，施琅在民族正义上的不忠，是否还能够成立呢？

施琅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收复台湾：论身份，那是他的故土，引狼入室，不忠不孝；论势力，清朝强而台湾弱，恃强凌弱，不仁不义。因为这一常识性的罪过，施琅蒙受何等汹涌的骂名，都在想象之中。因此，后人若企图以施琅为榜样，来张扬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大义，可谓不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为什么这样说呢？用民族主义来诠释施琅的行为，恐怕无法得以完满的合拢——与其说这是施琅自身的分裂，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自身的分裂。从血缘民族主义上讲，施琅背叛了所归属的民族；从政治民族主义上讲，施琅因维护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而成为效忠者：在这里，民族主义出现了内耗的危机。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及于他人？《施琅大将军》的创诣者理当考虑到这一步败着以及化解之道，不然还不如将施琅的儿子大清官施世纶塑造成先进性教育的典型——对于中国的政治家们，反腐败才是永不过时的政治正确。
　　
那么，如何化解民族主义的内在危机？我想起了《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我是极佩服这厮的，不止因为他娶了七个老婆，睡过清朝皇帝的妹妹，还上了俄罗斯女王的象牙床——这可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的大胜利——而且，当韦大人遭遇到某些重大难题，譬如说，满汉之争，朝野之争等，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利弊参半的两难抉择，当然，韦大人也烦恼过，但依他的聪明，转身就给出解决的法子：“老子不干了”，不做选择——为什么要把自己放进民族主义的囚笼中呢？为什么一定要争个种族的优胜劣汰呢？为什么要披挂那么多“主义”枷锁上阵厮杀呢？……韦小宝一记虚无主义的云手，就挥断万千烦恼丝。依他的聪明，自然不肯充当意识形态之争的无谓炮灰，他要做维权运动的急先锋：为维护自己的金银财宝、宝马香车的所有权奋斗不止、生生不息。而觉悟到这一精神高度，实在难比登天。中国少的是韦小宝，多的是时常被他的三言两语糊弄得满头大汗的施琅，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东西——他们宁可关注远在天涯的台湾岛，而不是近若咫尺的太石村。也许，这正是在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施琅大将军》能够激起一坛混水，民族主义思潮长盛不衰，维权运动却举步维艰的最大原因。
　　
2006年4月1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