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之根与行仁之本——《论语新识•学而篇》第二章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三戊申

          耶稣2016年9月23日

1.2有子①曰：“其为人也孝弟②，而好犯上者，鲜矣③！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④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⑤。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⑥！”

【今注】

①  有子：姓有，名若，字子有，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三岁，一说少三十三岁。

②  孝弟（tì）：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同“悌”。

③  犯上：冒犯在上位者。鲜（xiǎn）：少。

④  作乱：做逆理反常之事，犹言造反。未之有，未有之。

⑤  务本：致力于根本。道：这里指人之道。根本确立，则人道自生。

⑥  为仁之本：行仁道的根本。一说，“为仁”作“为人”，亦可通。

【今译】

有子说：“一个人能做到孝顺父母，爱敬兄长，却喜欢冒犯长上，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长上，却喜欢造反作乱，这样的情况从来没见过。君子应该致力于根本的确立，根本确立了，人道也就由此而生。孝和悌，应该就是仁道得以推行弘扬的根本吧！”

【今读】

本章承接首章末句，谈君子修身之道，首在孝悌。

有子，即有若，《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其“为人强识，好古道也”。《论语》中，孔子弟子而被称子的有四人：有子、曾子反复出现；冉子、闵子偶或一见，姑置不论。有若其人，本篇凡三见，出现频率仅次于孔子，足见其在孔门弟子中地位举足轻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据此可知，有若因相貌气质与孔子相像，故孔子辞世后，弟子们尊其为师，又因其不能回答弟子提问而被众人哄下师座。《孟子·滕文公上》则将弟子坐实为子夏、子张、子游：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据此又可知，曾子之见识德业，又在子夏、子张、子游诸弟子之上，实为孔门后进第一人。或以为有若之弟子一定参与了《论语》的编订，为张大其师门计，乃将有子言论置于孔子之后。其说可从。

此章非仅讲孝悌之道，实亦涵摄儒家修、齐、治、平之术。“为人孝悌”，是讲“修身”；“不好犯上”，是讲“齐家”；不犯上则不作乱，是讲“治国”；君子务本，孝悌仁本，则是讲“平天下”。这是一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一己之小以至天下之大的动态推理过程。故末一句“为仁”二字当作“行仁”解，即推行仁道于天下也。换言之，仁为本体，孝悌乃工夫，即体即用，体用不二，方能一以贯之。盖有子以为，人之根本，在于仁，仁之扩充，则表现于孝悌。一个人若能行仁道，主孝悌，务根本，则家可齐，国可治，天下可平。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又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以孝悌为修齐治平之本。又，《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亦本源于此。后世帝王标举孝悌之道，主张“以孝治天下”，皆因深察洞见此“以孝移忠”之“移情”奥妙。古语“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此之谓也。

然，有子此说亦有流弊。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逻辑上讲，“为人孝悌”、“不好犯上作乱”，固然是人之本分，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不应犯上作乱”，也即“天下有道”。揆诸事实，历史上身为孝子而最终犯上作乱者亦不在少数，所谓“忠孝难以两全”。换言之，“以孝治天下”未必真能“以孝平天下”，“孝亲”之绝对性，并不指向“忠君”之绝对性。有若毕竟不是圣人，其发言遣论，难免千虑一失。

孔子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则无此弊。有子主张“不犯上”，孔子则说事君之道，在于“勿欺也，而犯之”，认为君臣乃一互相对待之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相与，必须合乎道义，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郭店楚简《六德》云：“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也就是说，“君父”之间，父先于君；“家国”之间，家高于国；“忠孝”之间，孝大于忠。“忠君”不像“孝悌”那样拥有天然正义，而是有其条件的，君若不能尽礼，则臣不必尽忠；君若不合道，则臣可直谏而犯，有令不从。质言之，即“道尊于势”，“君子从道不从君”。孔子所以为至圣，就在其既能“始条理”，亦能“终条理”，故其言论常能“有始有卒”，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颠扑不破。

孟子祖述孔子，对孝悌极端化所可能带来的“愚孝”、“愚忠”大加挞伐，认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是非常具有现代民主意味的政治思想。齐宣王以“武王伐纣，臣弒其君，可乎？”相质问，孟子则义正词严地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甚至正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完全不能容忍孟子的这些“忤逆”之言，乃下令删之。盖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一民本主义思想才是儒家正脉，而把君臣关系绝对化，认为臣必须无条件忠君，恰恰是法家的思想，其最终必然导致专制极权。

换言之，早期儒家，以孝悌之道作为修齐治平之本，本质上并非以君为本，而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因为说到底，君主亦是一人，人所当立之本，当行之道，君主亦不能例外。此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这一终极角度言，有子之言亦属正本清源之论，无可厚非。今人执着于现代理念或名相之论，理解儒家思想，常常一叶障目，执其一端而作诛心之论，这正是不能诚意正心，反求诸己，徒饰华辞逻辑，而不能明心见性，彻底究竟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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