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制度不在，文化犹存——浅说儒学研究何以必要》

作者：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九日甲辰

          耶稣2016年9月19日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仪式

 近年来，在大学与社会两个层面，“国学院”“儒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另一方面，对此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这表明社会的声音变得多元，是值得欢迎的现象。然而对于儒学研究的某些批评，却令人难以苟同，故作以下几点分析（恕不列举观点出处）：

1.有人认为在传统文化“热”的背景下，在哲学系的体制内各种“国学院”“儒学班”粉墨登场，并且夹带着“权力欲”“铜臭味”的气息，使得本应严肃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机构，被某些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闹得乌烟瘴气。这类批评和指责显然有所特指，倘若果真如此，则理应大声挞伐，这样的所谓国学或儒学不要也罢，然而儒学研究向来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这是毋容置疑的。的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体制内，哲学系承担了儒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在某些大学的历史系或中文系也有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传统，而儒学研究在广义上也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世界，更会发现儒学研究在国外大学机构中大多并不归入哲学系而是历史或中文系。因此未来儒学研究更应整合文史哲的多元性资源，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2.在另一些人看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太多的“泥沙”与“沉渣”，如胡适在百年前所说，儒学只是一种让人稳当地做“奴隶主”或“奴隶”之术，在需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现代社会尤其不应该弘扬所谓的“儒学”。这类批评显然沾染了五四以来某些近代知识人激烈反传统的思想情结。然而这种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倘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摈弃，唯有对传统的自我否定才能向西方看起并实现现代化，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3.还有人认为传统儒学是一套复杂的由信仰系统、政治治理、社会伦理和个人修养等理论所组成的文化系统，既是一种宗教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因此在当今大学以严分学术与宗教、学术与政治为根本旨趣的现代学术机制当中，无法容纳这种包罗万象的儒家文化的学科存在，否则便会使得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现代大学出现不伦不类的“怪胎”机构——迹近寺庙或教堂之类的信仰机构，从而严重干扰现代大学体制的学术纯粹性。对于这类担忧，窃以为纯属杞人忧天。理由很简单，儒学研究并不是宣扬儒家式的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故不至于冲击或干扰现代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机制。诚然，儒学是一套文化系统，但儒学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更是一种人文精神传统，对于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被93年《世界伦理宣言》所认可的伦理价值观等等，我们应当认真严肃地展开学术研究，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儒学研究一概加以排斥，则是不可取的。

对以上三种意见提出反批评之后，我愿意以长期从事儒学研究的普通学者的身份，对于当今儒学研究何以必要的问题聊述鄙见。主要谈两点：第一，目前在许多大学成立的各种学术机构可谓林林总总，其中或有鱼目混珠的现象，对此自然应当进行批评。但是，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提倡或鼓励发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学术研究新模式，其必要性则是不容置疑的。儒家文化固然不是哲学一家可以“一统江湖”，其中必包含历史、文学等各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未来儒学研究的理想模式本应包含文史哲多学科的存在，以充分展现以儒学为主、融合佛道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因此，儒学研究的团队组建更应吸取人文学科的各方面优秀人才，以共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第二，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是一种多元性的存在，从功能上看，大致有学术性儒家、政治性儒家与民间性儒家等三种区分（也有学者主张另有精神性儒家一支，此不赘述）。学术性儒家概指儒家的学术思想，对其进行研究是历来儒学研究的主流；政治性儒家概指儒家在政治层面的思想主张，如仁政思想、王道思想等等，对此展开学术研究也是历来儒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至于民间性儒家，与儒家思想从来具有世俗性特征有关，因为儒家思想从先秦时代发生之初起，从来就不是宗教哲学或经院哲学，而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得以不断存续和发展，特别是宋明以降，随着科举与书院等文化制度的确立与扩展，儒学思想走入民间并在下层社会得到极大发展，迎来了民间儒学发展的高峰，对此进行学术研究当然也是儒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当中，对于儒学研究过于靠近政治或投身民间，存在一种深刻的担忧，担心学术研究出现“权势化”“附庸化”甚至“金钱化”，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附庸化”等现象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

然而，从一种广义上的学术视域来看，儒学所强调的入世精神及其社会关怀不应被排斥在学术研究对象之外，相反，我们更应提倡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现实关怀精神；另一方面，依据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可以使大学的儒学研究与社会的儒学实践产生积极的互动，而不至于引发两者的矛盾冲突。也正由此，儒学在民间社会的推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并不能等同于儒学“附庸化”或“庸俗化”。重要的是，对于各种不同面相的儒学思想展开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就有必要将儒学研究本属于中国哲学这一单独学科体制当中释放出来，而借助“儒学院”以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就在此。

最后我想说的是，“制度不在，文化犹存”，也就是说，承载儒家文化传统的旧有体制虽然已经不复存在（有学者由此得出儒家已成“亡灵”的结论），但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却无法泯灭。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当根据怎样的文化信念来推进文化制度的重建？

*本文作者吴震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作者授权凤凰国学发布，原标题：“制度不在，文化犹存——浅说儒学研究何以必要”，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