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祭祀中的人文关怀

作者：赵法生

来源：“文化大观”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初八甲午

           耶稣2016年7月11日

中国祠堂之流行，始于南宋朱熹作《朱子家礼》，此书详细规定了祠堂的规制与礼仪，是研究传统祠堂的典范文本。它推动了祠堂在民间的建设推广，在南宋以后，并对日韩等国的民间教化产生了广泛、深入和持久影响。同时，鉴于朱熹本人是著名理学家，他所撰作的家礼中，对于祠堂的教化意义有明确表述，使我们能够由此按图索骥，探寻祠堂祭礼背后的精神与信仰内涵。

祠堂在朱子家礼中的核心地位

朱熹在家礼中对于祠堂的意义做了如下说明：“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显然，朱子所以将祠堂从祭礼篇移到家礼的开头部分，是因为“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是家礼的首要目的，也是家庭凝聚和家业兴旺的根本保障，实现此一目的重要手段祠堂祭祀，所以朱子称其为“所以先立乎其大者”，明确了祠堂祭祀在家礼中的首要地位。

《家礼》规定，祠堂建于正寝之东， 或三间或一间，内设四龛以奉先世神主。并对祠堂神主的祭统与祭法规定如下：“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龕，每龕内置一桌，大宗及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继曾祖之小宗，则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一；继祖之小宗，则不敢祭曾祖，而虚其西龕二；继祢之小宗，则不敢祭祖，而虚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数未满，则亦虚其西龕如小宗之制。”也就是说，祠堂只祭高、曾、祖、祢四代神主，不祭祀始祖，并按照大宗和小宗的依次划分作为祭祀的主要依据。若易世，原高祖亲尽而迁其主，埋于墓田。祠堂所在祖屋，由宗子世守，非长子不得祭其父。

如果说祠堂是家礼的重心，神主便是祠堂的核心，祠堂正堂神龛里神主依次排列，如同先祖的眼睛一样在凝视着你，令后世子孙肃然起敬，此种恭敬心，正是儒家道德培养的起点。同时，祠堂宫室之营建是为了安顿神主以便祭祀，大宗小宗之分系是为了确保祠堂神主祭祀的合理统绪，而祭田祭器则是为了满足祭祖的经济与物资保证。相对于神主而言，其他一切都是功能性的硬件设施，四代神主才是祠堂的灵魂。正因为这样，家礼中明确规定：“或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将神主等看得远比家财更为宝贵，在物质主义至上的时代，这颇为耐人寻味。

 祠堂祭礼仪规及其特征

《朱子家礼》将传统的祭礼做了简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但祭礼本身依然完备周详。与其他宗教的祭礼不同，儒家祠堂祭礼紧扣人伦日用，具有鲜明的生活化特征。先秦儒家虽然也将礼提高到“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的高度，但礼的具体内涵还是“民之行也”，制礼的具体原则乃是“称情而立文”。因此，礼首先是出于人表达内在感情的需要，此种表达又反过来涵养和深化了此种可贵的情感，从而为德性的培育奠定基础。祠堂之设立，为家礼的实行提供了一个庄严肃穆的专门场所。祠堂常规性的祭礼有如下三类：

一是谒，即宗子每日清晨的晨谒。谒，拜见也，晨谒就是每天晨起后拜见先祖，宗子着深衣向神主焚香再拜即可。

二为告，即告知祖先。家礼中的告礼分为两类，即出入必告和有事则告。宗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近出或者远出，包括经宿而出或者旬月以上，则出离行归都要按照规程与规定的告辞，告知先祖并焚香再拜。有事则告，包括升迁、贬官、追赠和嫡长子出生满月，都要以礼告知先祖。至于冠婚丧祭四礼中的告礼则另行规定。

 三是参，指正至朔望日参拜祖神，须以茶酒祭奠，是比谒告更为正式的祭礼。

四是献，清明、寒食、中元、重阳等俗节，须向神主献以时食。

由以上可见，祠堂日常礼仪，是遵照儒家“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制定。儒家重视孝道，故此重视祭祖礼，祭礼即是孝亲礼的延续，以谒礼为例，每天的晨谒，如同先祖依然在世而行礼如仪，然对于阴阳相隔的父祖，更多了几分肃穆庄严。告礼亦然，所告之事，涵盖了出入家室等日常行为到升贬、追赠、生子这样的人生事件。这些事情，孝子在父祖生前都会依礼禀报请示，父祖去世则须向祖灵行祭告礼，一如生前一般，是出于孝子的一片诚敬仁孝之心。历史文献表明，朱子本人严格遵循着家礼的要求，他每次晨起后先到祠堂告祖，再去祭拜先圣孔子，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当遇到任命、辞官或者文教方面的重要事宜，都要写一篇告辞祭告先师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子家礼中，接着上述祠堂祭祖礼之后推出的，是“司马家居杂仪”，前者是事死之礼，后者是事生之礼，详细载明了父子、夫妇、婆媳、翁婿之间的生活常礼，前后二者似不相干，实际密不可分。按照孔子的说法，“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礼敬逝者，可以醇厚民德，所以善事生者。儒家一向重视本末先后，守先待后，《大学》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孝道之本，在于慎终追远的祖宗祭祀。

祠堂不仅是日常与节日礼仪的场所，与冠婚祭丧人生四大礼仪的关系同样密切，它们都以祠堂为原点来布局与展开，冠婚祭礼的主要场所是祠堂，冠婚礼都须预先告祖，礼仪终成环节也是入庙告祖，告庙自然是冠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礼仪活动的高峰。丧礼是人生的最后一项大礼，其终点是神主入祠，这又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象征着刚去世的家人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与其他先祖团聚，并同他们一起保佑着在世子孙家人，生命因此而得以安顿。

祠堂祭礼的功能在于慎重追远和安顿生命

由上可知，祠堂祭祀礼仪节众多，周详反复，目的在于让子孙在日常化和经常性的谒告、参献、祭拜礼仪中，收敛身心，培养恭敬，以收到“慎重追远，明德归厚”之果效。儒家修养主诚主敬，如此常常面对祖先神主，行礼祭拜，一则可以激发其诚孝之心，二来更能培养其肃敬之德，凡人之心，对于在世的父祖有时或生懈怠之心，但面对去世的祖灵，必有一种“对越在天”般的神圣与敬畏，不敢马虎造次，尤其在森严肃穆的宗祠里。

所以，祭祖礼之义，与孝道一脉相承，其培养人的诚敬之心的效果更超过平常的孝亲之礼，其人文意义不容小觑，所以古人以祭礼为大，孔子则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强调的正是这种身临其境和肃穆身心的功效。如果没有这些祭礼，则儒家的道德修养功夫就失去了根本。孔子将畏天命列为三畏之首，并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在肃然的祖先神主环视之下，在子孙心中逐渐升起的敬意中，自然还带有几种畏惧的成分，乃是培养恭敬心的最好佐料。如果连这些基于亲情孝道的祭祖礼也否定了，心灵的陶冶与提升便没有了基础，加以中国又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用以维系国民的精神信仰，最后只能产生出众多的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小人，对于社会和谐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近代以来过度否定儒家祭礼，尤其是文革将祭礼作为封建迷信全盘打倒，是对于传统文化内涵与精义的无知，其后果之严重性于今日已经昭然若揭。

如果说神主是祠堂的灵魂，祠堂就是各种家礼所依托的平台，如果没有了祠堂，家礼就丧失了其依凭，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即使保留一些，也因为失去了内在的灵魂而不再具有慎终追远的意义，其结果必然是民间社会的礼崩乐坏，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秩序的荡然，因为在一个道德底线断裂的社会中，任何社会秩序的建设都如同沙上建塔。不仅德治不可期，民主法治同样不能，因为只有人类可以搞起民主法治，动物世界永远搞不成民主法治，因为它们没有人伦道德底线，也从不会将任何法治规则放在眼里。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