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哲学史 ——评《宋明理学十五讲》

作者：李震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7月19日10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六月十六日壬寅

           耶稣2016年7月19日

《宋明理学十五讲》，杨立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沈周东庄图局部之一南京博物院藏插图选自《南画十六观》

宋明理学研究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大宗，近三十年来发展尤其迅速。就主题来看，关于主要理学家的讨论固已汗牛充栋，一些此前较少知名的人物也纷纷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就方法来看，除传统的哲学路径外，受到史学方法以及海外汉学的影响，思想史、社会史、地方史与文化史等研究进路也逐渐兴起。在这个意义上，坚守、深化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就不仅是向固有的学术范式的致敬，更是进一步理解与建构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

杨立华先生新著《宋明理学十五讲》正是这一研究思路的代表。该书凝结了杨立华先生十余年来讲课治学的许多新见。作者对于邵雍、罗钦顺等此前研究不足的重要理学家的关注，对于经学体例与哲学思想分析相结合的重视，以及对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内在关联的敏锐把握，都有独得之见。从学科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本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个案研究上的推进，更在于例示了哲学史研究如何能够深入思想，如何由细密的分析组织起宏观的视野，又如何在此基础上理解并参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一

《宋明理学十五讲》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内在于唐宋儒学复兴脉络中的理学，如何从佛道二教笼罩性的影响中，为一种可能的儒家生活方式建立形而上的基础。以此为主线，本书集中论述了从韩愈至罗钦顺十一位(组)哲学家的思想。从全书的章节安排，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论述重心与问题指向。

第一，特重北宋五子与朱子。十五讲中，宋代哲学多达十二讲，而北宋五子与朱子独占十讲，可谓全书之骨干。如何理解北宋五子与朱子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宋明理学的兴起在根本上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主体性自觉，而北宋五子与朱子正是这种自觉的确立者。这一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外，确立儒学自身的边界意识；对内，凝塑出一种不离日用的哲学洞见。同时开启了理学自身丰富性的展开进程，而诸子的概念建构，如周敦颐之太极、邵雍之体用、程颢之天理，又为理学范畴系统搭建了基本框架。作为理学的典型形态，北宋五子与朱子的思想代表了整个理学的哲学高度。

第二，详“理学”(狭义)，略心学。心学在唤起道德情感上有简便直截之效，但相较“理学”而言，其表达更加浑融，论域相对狭窄，所特别关注者，在于道德意识、道德境界与心性工夫。如果我们认同哲学是用语言“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金岳霖先生语)，那么，具体而准确地表达出心学所可能具有的哲学丰富性，较之“理学”，自有其特为困难之处。作者详于“理学”，略于心学，多言分析，少言境界，在两种研究范式间作出了明确的取舍：只有足够清晰的话语形态，才能有效表达出自身的理论特质。

二

《宋明理学十五讲》延续了作者一贯坚持的哲学史方法论意识：文本细读与概念分析。本书在哲学分析上所达到的深度与力度，正来自作者对于这一方法的娴熟运用。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对朱子哲学的分析加以说明。

朱子天理观的内涵，历来皆以“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并举。然而，二者并举既无法呈现出朱子思考的前后差异，也无法说明作为万物之所以然，天理如何能够具有道德属性。作者在深入分析后指出，以所当然包举所以然是朱子晚年定论，而且生生本身就是应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故言所当然已兼所以然之义。以此为基础，作者为朱子天理给出了新的定义：天理即所当然的具体化。对于澄清朱子天理观的内涵来说，这一分疏作了十分重要的推进。更进一步，作者将朱子的天理观与其理气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朱子哲学中有理生气之说，其实质是有理必有气；而有理所以能必有气者，就在于天理是所当然之不容已，是天地之间不可销铄的生生的倾向。简言之，天理就是生生。这一理解，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生生的天理观”。“生生的天理观”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纠正以柏拉图的静止的理念简单比附天理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线索，提点出理学的核心观念与问题意识：从胡瑗以来，理学对于天地根本必然性与应然性的认识逐渐形成、凝塑，最终在朱子的理气论中找到了“最为易简的理论形态”。从天理的具体含义入手，最终指向对于整个理学基本精神的揭示，作者通过严谨细密、以小见大的概念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了这一方法的理论魅力。

概念分析是冯友兰、张岱年、陈来诸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经典范式。对于这一范式的坚持与深化，反映了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上的思考。近年来，从思想史等路径所处理的时段之长、论域之广，大有助于拓宽学者对于古代思想地图的认识。但如以思想史等方法进行哲学分析，则概念、说理往往难以阐明，容易陷于“思想不及物”的尴尬处境。哲学史与思想史等进路的差别，在本质上是哲学与史学之别。对于其间固有的学科边界，作者有着清晰的自觉：在哲学解读中，作者运用的是严格的概念分析方法；而在展示哲学家生平与思想的关联时，作者则留意于历史处境与思想取向、时代精神与哲学品味的关系。后一种方法，作者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史”。本书以北宋开国格局论宋初士大夫精神，以元祐政事论程颐、司马光的思想旨向，都是这一精神史思路的体现。精神史与哲学史交相为用，使我们在概念范畴之外，同样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宏观走向。对于理解历史与逻辑的互动和同构来说，这一方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 李震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