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正心”的育人观

作者：马培路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春耕园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廿七日甲申

           耶稣2016年7月1日

摘要：孔子德育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正心。为纠正当时人心不正、上下尊卑关系不清的时弊，孔子给西周教学内容的六种技能——“六艺”赋予新意，使“礼”具有抑制人性、规制人心膨胀的意义，使“射”具有人心之正、校正人心偏邪的意义，使“乐”具有升华人心、从而达到仁心高度的意义等等，并以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实现他的道德理想。这些，形成了他正心的育人观。这种正心的育人观，对后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孔子关于德育教育的理论涉及面很广，而其核心就是正心。这里“正心”一词是修正人(己)心、修养人(己)心之意，有时也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心。本文拟从正心是孔子德育教育的核心、孔子正心育人观产生的背景、正心的方法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几个方面略陈管见，敬祈方家指教。

一、“正心”一词首先见于《大学》。《大学》开宗明义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明明德”是儒家“内圣”的功夫，“亲民”是“外王”的事业，“止于至善”是理想的实现与完成。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前三项的目的是正心，正心和修身的目的是后三项。因而，正心在儒家由“内圣”到“外王”的事业中，居于中心位置。再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看，在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中，“内圣”为主，修身为本，而修身的前提是正心，正心亦是“内圣”功夫的核心。

儒学大家徐复观先生，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说，他最近才真正体悟到，孔学的精髓在“为己之学”（转引自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三页注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孔子是复古派，这里肯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二是“为己”不是要人自私自利，而是要人修己。这是徐先生“为己之学”的佐证。

那么，孔子“为己之学”的关键是什么呢？孔子育人的目标在于培养道德人格，也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君子。《论语·宪问》说：“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显然就是“为己之学”，“敬”字道出了其关键。“敬”，不是做表面文章，无论是敬神、敬祖，还是敬尊、敬事，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君子的一种内在修养，必须发自内心深处，从而摆正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心的位置。修己就为正己之心。

再从孔子的一贯之道看。《论语·里仁》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理解为忠恕。何谓忠恕？朱熹的解释是：尽己之心谓忠，推己及人谓恕。从字型看，“忠”字

上“中”下“心”，“中”为中正，中心即是正心。“恕”字上“如”下“心”，是正心之外发。《声类》说：“以心度物为恕。”由此可以看出，正心在孔子一贯之道中的重要地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大凡人生哲学（即论理学）论人生行为的善恶，约分两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动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影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无论是动机，还是居心，强调的都是念头。而念头发自于心。胡适在该书中提到正名主义，认为是孔子政治学说的中心问题。政治是“外王”的事业，中心问题是正名，而“内圣”的功夫，中心问题是正心，他虽没有明说，其意大抵如此。

二、孔子教育学说的重点是德育教育，即培养人的道德人格。而孔子德育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正心，可以说孔子的育人观是正心的育人观。那么，孔子为什么以正心育人呢？

让我们先从正心的来源看。《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递进关系说明，正心由格物、致知、诚意之后方能达到，是后天培养的。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他不相信好德之心是天然具有的，但是，正心却可以由后天的培养得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气质之性是相近的，无所谓正邪、善恶，由于后天的习惯不同，才有心之正邪，行之善恶。倘若不断培养道德习惯，培养得纯熟了，变成个人的品行，动容周旋无不合理，如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心自然归正，正心也会自然流露。然而，道德习惯的培养受到环境的制约，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又不利于人心之正。

孔子所处的时代，邪说暴行，“礼崩乐坏”，人心不正、社会混乱，孔子认为，只有恢复周礼，审定音乐，推行教化，纠正人心，才能改变这种局面。作为教育家，应用到教学方面，他是通过礼、乐、射等方面培养和训练学生的道德习惯并端正其心的。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六艺”，在西周前就有，有些从小学就学，有些是大学的必修课，培养的是学生的六种技能。而孔子虽然提倡“复礼”，却不是对周礼的简单恢复，而是进行删削和重铸。重铸的基本思想是，把“六艺”中能从技艺上升到培养道德习惯的内容挖掘出来，发挥到仁心的高度，应用到正心方面加以强调，加以发挥阐释，使其在教学和实践中起到正心作用。

（一）以礼正心。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的意思是要克胜自己的私欲，复礼表示礼有内在的根源。《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治理、周到）也，甯戚（哀）。’”孔子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礼重要的是不在表面仪节方面，而在规范人心的意义方面。《礼记·乐记》也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礼的本质是使人心中正无邪。由此看来，礼的内在根源就在正心。

对于传统的礼制，孔子就是从其内在根源出发的。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对周礼的斟酌损益。孔子对周礼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当时的时代和正心的需要，对周礼进行了重新审视，有人说:“一般来讲，孔子对于‘礼’的观念，只是继承与综合，有斟酌损益，但没有创造。”（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其实，这“斟酌损益”就意味着创造了。二是对旧礼赋予具有正心意义的新意。旧礼是仪节，孔子赋予其规制人心和培养道德习惯方面的意义。比如丧礼，如今有些地区依旧使用的相当繁褥的仪节——跪棚、丑孝、叩拜、送葬、安坟等。通过这些仪节，一方面要丧家从心中感戴敬尊死者；另一方面，也有贬损丧家，去其骄傲之气之意。

礼最先是人神关系、人际关系的规范化，其后才发展到政治关系。礼对人神关系的规范具有神圣性，通过祭神、祭祖贬抑人性，防止人心的膨胀。礼对人际关系的规范具有道德性，通过日常的生活准则规制人心，防止人心思邪。无论对人神关系还是对人际关系的规范，都强调礼的恭、敬精神。而“恭见于外，敬主乎中”（朱熹：《论语集注》）。因而可以说，礼之本为敬，敬是君子的一种内在修养。“敬主乎中”，敬在心中，心不正则无敬，亦不知礼。可以说，礼培养的是君子敬人敬事之心。

礼还是外在规矩。礼是极其具体明细的行为仪节格式，体现出“预防为主”的社会治理原则。《礼记》云：“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防）者也。”（《坊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防），止水之所自来也。”（《经解》）“坊（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坊记》）“子云：夫礼者，所以彰疑别微，以为民坊（防）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坊记》）这些外在规矩的功能，是防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过失，就思想方面讲，也是正心。

孔子以礼正心的具体做法有二。第一，习礼。就“学习”一词讲，学自然必要，但习也同样重要。“习”是复习、演习。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卫，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可见，孔子与学生在周游列国途中，尽管颠沛流离，但仍不忘时时习礼，使礼的精神滋润于学生心中。第二，行礼。按照《礼记·仪礼》的“八礼”说，礼有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如果再加上“宾主之礼”和“军旅之礼”，共10种，是广义的社会生活准则。细绎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孔子儒家特别强调礼，就是要人们时时依礼行事，从而潜移默化，使人心归正。

（二）以《诗》、乐正心。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朱熹引程子的话解释说：“‘思无邪’者，诚也。”（《论语集注》）本文以为思无邪就是心正。学《诗》是为了正心。《诗》与礼乐都是陶融身心，养成道德习惯的利器，都是正心的手段。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熹解“兴于《诗》”曰：“《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比于此而得之。”指出了“兴于《诗》”的目的是使人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他解释“成于乐”道：“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涤荡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可见，乐的意义是养性情、去邪秽，和顺于道德。当然，并非所有的乐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声有奸声正声之分，“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礼记·乐记》）因而乐有淫乐、和乐之别。以上所说乐的意义，指的是和乐，淫乐对于人心的作用自然不同。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淫乐起、和乐衰的时代，即所谓“礼崩乐坏”。如当时所盛行的“桑间濮上之音”，即被认为是“亡国之音”；“郑卫之音”，被认为是“乱世之音”（《礼记·乐记》）。为了使“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礼记·乐记》），孔子要反其道而行，兴和乐，抑淫乐。

首先，孔子对前人遗留下的音乐进行了编审。《礼记·乐记》载：子夏对魏文侯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故此，孔子编审时，去郑宋卫齐之音，留《韶》、《武》、《雅》、《颂》之音。《韶》、《武》、《雅》、《颂》之音能“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礼记·乐记》）。所以，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其次，孔子对经他编审的《诗》配乐以歌。“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至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沿袭周朝传统，大力推行乐教。即使在陈蔡之困，仍“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推行乐教的作用有四：1、调节人的真性情，即所谓“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记·乐记》）。2、善人心。“乐也者，圣人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礼记·乐记》），乐教能去人心之邪秽，和顺于道德，从而改善人心。3、防邪气入心。由于人的“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礼记·乐记》），所以，邪气容易侵入人心，乐教能防止邪气的入侵，使人心思正。4、升华人心。“仁近于乐”（《礼记·乐记》），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仁”，因而，乐能使人的道德之心升华，达到仁的高度。此四点，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正心。孔子推行乐教的意义也在这里。

（三）以射正心。在中国文化里，中与正有必然联系。中是正中，适中，中必然正，正必然中，“中正意味着有获（善），悦目（美），正确（真）。”（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第510页）而中字的原始涵义就是射、射箭。甲骨文里的“中”与现在相仿，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其原意是“以矢着正”。从字型看，金文里的“中”，上、下对称，像飘扬的旗，中间一圈一竖。郭沫若在《扶风齐家村器群释文》中说：“一圈示的，一竖示矢，乃会意字。”“中”与射箭的原始关系中，射不仅主张中的，而且强调贯革（皮靶）。可知孔子之前的“射”仅仅是一种技能，贯革的意义在于射伤、射死猎物或敌人，因而肯定是强调力的。因为无力不能贯革，便不可言“中”。

然而，到了孔子，主射就有不同。《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其实孔子只是托古而已，“射不主皮”并非“古之道”。孔子又说：“俎豆之事（祭祀）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由此可见，孔子主射，不在狩猎和打仗之类的实用价值，也不单纯是一种体育活动。否则，不会不强调力和贯革。

那么，孔子主射的意义何在呢？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八佾》）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争的话，看射时谁中。《礼记·射义》也说：“射者，进退周环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见德行矣。”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射箭时的亦步亦趋都必须遵循射礼，其次才是“中的”要领，并且从中可以看出德行的好坏。又说：“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把射上升到仁的高度，说要射中，必先正己；倘“发而不中”，不要抱怨“胜己者”，要从自身找原因，“反求诸己”。可以看出，孔子主射的目的是训练人心，体悟中道，培养道德人格。所谓“射者，礼也”，就是射与礼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正心。至于“可以见德行矣”，只是从比赛的过程和结果，看你正心的效果而已。而射，对于正心的训练，主要不在赛场上，而在于习射，即平时训练射箭。射必求中，为中，必“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久之，达到凝神贯注和正心的目的。

如果说礼规制了人心的膨胀，那么，射校正的是人心的偏邪，《诗》乐是对道德人格的提升。孔子的时代，“邪说暴行有作”，“处士横议”，人心不正。孔子育人，为规制人心之膨胀，正位于心，才以礼定规矩，厘清上下尊卑关系，各司其事，不觊觎其他；为防人心之偏邪，正心于中，才以射定心位，潜移默化，培养中正之德和凝神贯注之习；为提高人的道德人格，升华人心，才以《诗》、乐浸润之，从而涤除心垢，调节性情，陶冶情操，和顺于道德。所有这些，总括为一点，那就是正心。

关于孔子所教“六艺”中的御、书、数，在可资利用的古代典籍中记载极少。就“御”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有《论语·乡党》中记载的孔子升车之容：说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朱熹解该句时引范氏曰：“正立执绥，则心体无不正，而诚意肃恭。盖君子庄敬无所不在，升车则见于此也。”（《论语集注》）从朱熹的解释，以及“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的行为做派，应该说，孔子执御升车是有一定的礼数和规矩的。因而，不能说没有正心的意义。就“书”的方面，典籍记载极少，而今人说法也不一。有的说，“书”单纯指的是书法写字，有的说还应包括识字、读书甚至写文章。仅就毛笔书法书写姿势的要求看，便不能说与“礼”、“射”的正心意义没有相似之处。比如，要求端坐，上体直，纸放正，笔尾对准鼻尖等等。书法亦在于正心，身正、心正才能字正。有资料说明，西周时就有了毛笔，只是笔毫扎于笔杆头的周围，到了孔子的时代，对毛笔进行了改进。作为孔子教学内容的“书”，或应包括毛笔书写。至于书写方面孔子是否赋予其正心的意义，尚不得而知。至于“数”的演算技能，既非孔子发明，孔子之后也发展为单一学科，游离出儒学的范围。虽然孔子仍以“数”教人，却不为后儒强调发挥，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虽然礼、射作为正心的手段，随着礼制社会的结束已经过时，但乐对人生价值的提升仍然具有时代意义。而且，孔子正心的育人观在今日社会显得更加重要。第一，道德人格虽然不再是今日人唯一的理想追求，社会也还需要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但是，倘若人们不在正心方面有所追求，心的偏邪和是非不分，就会走向违背人性、乃至违背人类的歧途。人类也会在无止境的物资生活和所谓精神的生活——支配欲、占有欲以及所谓自我实现的追求中丧失自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犯罪猖獗、黑社会组织、道德沦丧、惟利是图，以及种种腐败现象就是例证。第二，我们虽然开始步入法治的社会，然而，法律只能规范人的行为，不具有规范人心的意义，而且完全依靠法律的惩罚和震慑也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良好社会的标准是既有法律的公正，又有道德的风尚，而且道德方面，我们的社会应该注重的也不仅仅是道德的规范意义，更应该是自律道德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从孔子正心的育人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首先，正心不是依靠单纯的说教所能形成的，而要从现实生活和学习中找到些契合点，从此入手培养人的道德习惯。孔子利用了“六艺”中有利于培养和升华道德人格的方面，使其由技能训练转换成正心的手段。难道我们不能改变过去那种说教的道德教育方法和思想工作方法，从生活中找到具有正心意义的契合点，加以改造利用？当代美国著名成人教育家戴尔·卡耐基先生对成人的教育训练，能够改善人的心理素质，使人由失败走向成功，我们也能通过一定的训练和培养方法，使人由道德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

第二，正心的培养，既是个人的系统工程，也是社会的系统工程。作为个人的系统工程，需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像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我们不妨改成“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视、听、言、动都以正心的标准严格要求，才能到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高峰，即像孔子的“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史记·孔子世家》）作为社会的系统工程，首先需要哲学的指导；其次需要社会中道德人格的典范；再次需要社会舆论的氛围。实际上就是要充分发挥教化的作用。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