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浅层与深层问题（徐友渔）

最近四五年来兴起的“国学热”渐趋平静，见诸报端的新闻与争论开始减少。这是预示着“国学热”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文化事件呢？还是意味着阵热之后的冷静思考，蕴藏着长期发展的契机呢？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不过要真正得出这个结论，就需要认真分析前一阵的表层上的热，提出和研究一些关于国学长远前途的深层次问题。

“国学热”的表浅性

　　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宣言、口号、事件和争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半是媒体的炒作和一些极端主张的喧嚣声。对于“国学热”而言，2004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既是集中爆发的一年，也是作为新起点的一年。

　　2004年，在编撰出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和举办“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的基础上，有人提出“少儿读经”的口号，并引发极大的争论；同样在这一年，“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盛大举行，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著名学者发起、70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在这一年，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的《原道》创刊10周年，并举办座谈会，邀请各思想文化派别代表到场发表关于儒教文化前途的意见；这年夏季，提倡新儒家和保守主义的一些学者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会议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由于以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这一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

　　接着，在2005年也发生了好多事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在发表有关讲话时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文化的破坏和衰落归罪于五四，这种言论引起激烈争论；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对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等地孔庙举行的祭孔活动进行全世界现场直播。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应把祭孔活动办成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祭”，甚至有人主张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自然又引起激烈争论。

　　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国学“老板班”，某文化公司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学俱乐部，这一类消息都引起了批评和争议：一是因为这种班收费奇高，二是有人对这种形式能否真正弘扬国学表示怀疑。此外，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等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孔子、庄子、古典名著和历史引起批评，而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也引发叫骂，等等，都是与“国学热”有或多或少关系的花絮。

　　以上历程似乎表明，“国学热”并不是一场有深厚根基的文化运动，它更多地表现为被媒体支撑和炒作的新闻风波，它吸引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一系列引起争吵的事件。孔夫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却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者，他们或者热衷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或者为种种开张、庆典、祭日办红白喜事。他们的大肆鼓噪和炒作国学不是弘扬国学，而实在是有悖国学的本质的。

国学需要复兴，国学应该热

　　但是，以上描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不是有关国学的“理当如此”。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传统和丰富思想文化遗产的国家，现今的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中断与过去的联系，我们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交流，中文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割不断、摆脱不了的。国学需要继承，是不需要证明的道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那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国学热”有关的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近现代我们的文化传统曾经遭到破坏和中断，而且我们的传统受到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的挑战。所以，问题的产生不在于要不要国学，而在于对国学的衰落和曾经遭到破坏与中断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答，对国学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有正确的认识，对国学的内涵作出恰当的厘清。

　　我认为，我们现在讲复兴传统文化，准确地说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要让中国文化到世界上去起指导作用，挽救西方的危机，其实我们最真实、最直接、最紧迫的理由是，中国（大陆）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丢失和陌生，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叫人汗颜的一个例子是，内地最著名大学的校长在赠送文物礼品给台湾客人时，竟对上面的文句念不下去，在盛大的场合出洋相。名牌大学校长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有趣并能说明问题。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同寝室一位年轻同学正在谈恋爱。他为了表示风雅，从《唐诗三百首》中抄录了一首送给姑娘，我读了之后，笑得直不起腰。他抄的是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位中国最高文科学府的研究生，只是朦朦胧胧感觉到这诗情意缠绵，却根本不懂其意，连诗中主人公的身份都一塌糊涂。他不知道把这首诗送给恋人是何等的不伦不类。

　　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我们在文化上欠债之多而言，刚刚兴起不过几年的“国学热”并不算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国学应该怎样热

　　与上面这种低调、平实的目标相反，许多倡言“复兴国学”的人宣扬一种高调的主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匡时救民、打造主流核心价值、解救时代危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武器。我们可以把前一种低调、平实的主张称为“文化儒学”、“知识儒学”或“日常人伦儒学”，而将后一种高调主张叫做“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我认为，第二种主张既不正确，也不现实，它误解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功能与意义，对于复兴传统文化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

　　有人把复兴国学与中华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学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这种说法不是毫无道理，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国家或个人，是不配得到别人尊敬的。但这个主张也是有相当条件和限度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我们现在不论多么抬举国学，它的地位也绝对高不过它在晚清时的地位，而那时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如何呢？那时的国势衰颓，难道和精英们普遍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心态没有关系么？

　　有人把重振国学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从抽象的层面上说，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路非常难。许多在“国学热”中活跃非凡的人大概不知道，现在的“国学热”其实只是第二波，第一波始于1993年。这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但这种迅猛势头很快遭到迎头痛击，某杂志发表文章“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其中说：“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于是，复兴国学的运动戛然而止。

　　“政治儒学”或“意识形态儒学”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有人主张中国应恢复儒家正统，甚至使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贤人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这种主张的不现实和荒谬一目了然，足以显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思想如果不抛弃则谈不上继承。

　　对传统文化和国学还有一种商业化的利用，就是认为可以把它用作经销策略，企业管理的理念，赚钱的招数。为企业家开办的“国学班”，就多半是在推销这种“文化赚钱术”。这种低俗的作法，既损害了国学的声誉，又误导了学员。谁都知道，儒学是与商业、经营、牟利格格不入的，儒家教导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诚然，我们可以在儒学中找到一些诸如“诚信”这样的关于个人为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教导，他们对包括企业家和商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是有教益的，但一般的为人处世教导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经管宝典”、“赚钱秘诀”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与那种大而无当、凌空蹈虚的倾向相反，也有很多人在复兴国学的活动中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其中我最为欣赏和钦佩的，是一批年轻学生在“一耽学堂”名号下从事的传播传统文化的工作。他们决心改变“读经热”、“国学热”中只有“热”而没有“读”和“学”的状况，以义工的方式组织义塾、晨读点等等，在中小学、社区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自己也坚持晨读，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他们不求名不求利，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不事张扬、平实低调的作风，他们面向民间、面向未来的考虑，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力行表明他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必须研究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

　　对于“国学热”的质疑、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表浅层次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于复兴传统文化、弘扬国学本身持肯定性共识，但推动这种“热”的动力和目标有不同，与这种“热”相关的一些预设、前提论断涉及对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民族特性与人类文明共性的关系等等深层次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达成比较正确和一致的看法，将有助于“国学热”保持恒温，稳定扩散，否则，免不了会热一阵就降温，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头来无疾而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乏大搞“尊孔读经”而最后以闹剧收场的前例，弄得不好，这次也可能重蹈覆辙，充其量增添一点商业化、市场化的调料而已。

　　深层次的问题很多，以下只是随便想到的几例。

　　一、传统文化衰落，国学受到打压的原因

　　许多人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不论多么激烈，也只能算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内部的争鸣。文化的发展需要争论、挑战、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判说到底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自身秩序的表现，对传统文化真正的摧残来自行政干预和政治权力发动的大批判运动。其实，五四精神也是对当今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传统，用老传统否定新传统恐怕行不通，如果“国学热”意味着对五四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反攻倒算，那它肯定没有前途。

　　二、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

　　如果传统是一成不变和僵死的东西，如果尊重传统就是对古人顶礼膜拜，那么中华文明只能是活化石。古人早就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对待传统应有的态度。我们不能指望只靠传统就实现现代化，实际上，传统文化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转化和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典型例子，他的新视角、新方法使中国传统思想以新面貌存活于现代。

　　三、民族特性与世界性、普遍性的关系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有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类过时的思想，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教无类”这种散发永恒光芒的思想。我们应该重视和弘扬的，是传统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学说和命题，它们虽然在历史上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基本意义是超越时代、民族、宗教、国度和文化的，其价值和生命力长久不衰，而且在当代具有指导意义。但如果认为最具特色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那么纳妾、裹小脚、抽大烟也就在继承弘扬之列了。

　　四、思想文化多元是时代的特征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提升国学地位，应该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框架中考虑和进行。多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特征，但不少人对于这种时代潮流并没有认识清楚，在“国学热”中，有两种声音是非常过时，并显示了陈腐思维特性的。一种是企图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种是“警惕有人想用国学取代指导思想”。传统文化的前途并不在于有朝一日可以重登统治思想的地位，它的合法性或可接受性也不在于它可以为强化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它有自身的价值和地位，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把它定位为主角和配角都是不得要领的。

　　总之，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是有希望的，但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努力、清醒与明智。

原载于2010-03-05博览群书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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