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秩序·和谐——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下生活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9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二月初五日甲午

           耶稣2016年3月13日

本文在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的讲座整理稿，发表于《孔子文化与中国道路》，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9

一、从一个天大的误解——“礼教吃人”说起

诸位先进，诸位同仁，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在孔子研究院春秋讲坛进行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教养·秩序·和谐——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下生活”，这是我近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国学热潮开始酝酿，至近十年来更是迅速升温，大有“全民皆谈国学”之势。国学之热，固然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要求和趋势，赢得了国人的极大支持。不过，我们也发现，所谓“国学热”，却不仅仅是国学自身之热，毋宁说是热在当前国人对于国学价值之互相争论、对立、乃至对骂上。可以说，人们对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立场、态度还存在极大的分歧。我们可以大体上将人们对于国学的态度分为三种，力挺派、力反派和中和派。前两种声音因为立场绝对鲜明而格外引人注目。前几天，我与来自天津某著名高校的大学生座谈。自然谈及儒学与国学复兴的话题。一个学生激动地说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看得出这个学生很能思考，但是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误解和偏见。当他在激昂地抨击着传统文化而讴歌西方文化时，另一位同学似乎忍不住了，站起来与之争论起来。你看，在现代大学生中间这种看法的对立还很普遍。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我与外地来的访学团交流时，他们尤其是女士经常以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来责问，孔子是否歧视妇女？其实，还有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自五四以来，人们经常用来抨击、否定孔子儒学的“利器”：“礼教吃人”。你怎么解释？这是一个高悬在所有弘扬儒学是人头上的一把剑。

我们知道，1918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后来的新文化主将鲁迅先生发表了他的《狂人日记》。他在文中借狂人之口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随后，被胡适之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四川吴虞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直接将礼教与吃人联系起来。他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能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自兹而后，吃人的礼教便成了人们对中国礼乐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和认识。其实，吴虞坚定地走上非儒道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的家庭遭遇。1910年，吴虞与父亲发生冲突，将父亲诉至官府，被舆论指为“非理非法”的“忤逆”子。吴虞为了辩白是非，作《家庭苦趣》并油印散发，因此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罪。这在当时成了轰动成都“上等社会”的“家庭革命”。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的徐炯，召开会议申讨，并将他逐出教育界。咨询局亦进行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本来就接受了一些西方平等民主观念的吴虞经此事，对儒教的家庭等次观念和礼教恨之入骨，坚定地走上了非儒的道路。他将“孝”作为专制主义的根源，作为“礼教”的首恶予以揭露。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吴虞的实际生活中，忠孝观念深深锲入其观念的内核。吴虞对女儿们如何待他非常敏感，在日记中常常因小事抱怨女儿不孝。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于是具有戏剧色彩的一幕发生了。其女似乎传承了他的“革命”精神，在受吴虞这般待遇后，认为生在这样“不近人情的家庭中”，“非起大革命不可了”。吴虞由家庭革命的发动者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早年提倡的“家族革命”竟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之后，对礼教的批判，通过文艺作品更加深入人心。比如巴金先生的《家》《春》《秋》对旧式家族的礼教之恶的控诉，引发了多少共鸣。这恐怕与巴金的个人遭遇也有关系。其实，反面的例子也有。我记得看过一个资料，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好似是吴于廑先生，待查）在回忆其幼时生活时，对家庭的温馨格外感激，便没有所谓“吃人礼教”的感受。于是，我们就应当反思，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封建礼教”吃人的“印象”是可靠的吗？会不会是出于反传统而刻意“塑造”的？

此后，在讨论孔子思想的核心的时候，凡是主张孔子思想核心是“礼”的，往往是要否定孔子的，反之凡是主张“仁”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则是要肯定孔子。最著名的就要数复旦的蔡尚思先生。老先生活了一百零五岁，其反孔之志至死不渝。他将孔子思想定位为礼，一生坚持批判立场。他还曾说：“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似乎孔子与真理是对立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对“礼”，不管是尊孔还是反孔派都是一致的表示“反对”，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糟粕，是中国文化的落后成分。如果说，五四时期，鲁迅和吴虞等反传统尚有其合理性的话，尽管这种合理性在某些方面是不能估计过高的，我们要认识到其认识的偏激，那么，在今天的国学复兴大潮中，还有太多的人持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问题还是要回答。“礼教吃人吗？”我们还是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分辨。要分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何为礼教？第二，儒家的礼教思想是什么？第三，历史上是否发生过“礼教吃人”的案例？如果有，如何看待？

首先，我们来看何谓礼教？今天，一提到“礼教”，人们马上就生出厌烦的表情，甚至在某些爱国心切的老中青“愤青”那里，可以达到“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程度。但是，一问何谓礼教，大多又一知半解，莫云其详。礼教，作为一个成词，似乎最早为孔子提出。他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经典都有极为深厚的修养，提出了“六经之教”的深刻看法。他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教，即以礼为教，用礼来进行教育、教化的意思，经常与“乐教”并提。

在儒家看来，礼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只有有了礼，才能算是一个文明人、文明社会。因此，孔子和儒家格外重视礼。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孔子儒家的礼教思想。礼（包括乐）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与礼有关，即《周礼》《仪礼》《礼记》，代表了儒家关于礼的系统看法。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无道之世，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要恢复周公所奠定的礼乐文明秩序。西周初年，周公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在继承唐虞夏商文明的基础上，因革损益，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礼具有核心地位。它包罗甚广，可以称为文化的代名词。有人说，中国文化就是礼文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礼，这个字在西方字典里没有对应的词。把“礼”翻译为礼貌、礼节、礼制都不对，最起码不全面。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制度行为文化包括政治法律，婚丧嫁娶等礼俗仪节，精神文化则涵括宗教、艺术和哲学等。我们说，礼，在这三个层面都有体现。礼，可分为礼俗、礼仪、礼制、礼义等，上可以起到法律制度的作用，有如今宪法的地位，下可深入体现在我们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

古代礼仪大体可分为五种：吉、凶、军、宾、嘉。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如祀天神：昊天上帝；祀日月星辰；祀司中、司命、雨师。祭地祗：祭社稷、五帝、五岳；祭山林川泽；祭四方百物，即诸小神。祭人鬼：祭先王、先祖；禘祭先王、先祖；春祠、秋尝、享祭先王、先祖。

凶礼：是哀悯吊唁忧患之礼。

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之礼。比如朝聘之礼。关于聘礼，大家比较熟悉，其实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诸侯朝聘之礼，二是婚礼之一环。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意向。其实最早聘礼主要指宾礼。第二义是后起的，在古代应叫“纳征”，属于嘉礼。前几年看到楼宇烈先生一本书《中国的品格》，讲到聘礼，说是聘用仪式。真是令人惊奇！楼先生是著名学者，我素来敬佩，但也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见传统文化之断裂到了怎样的地步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博文：《读名家也要谨慎！》。

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主要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贺庆之礼等。

不同的礼俗、礼节和礼制体现了不同的礼义。比如祭祀，就是要表达对神灵或祖先、先哲的追思和尊崇以及纪念。冠礼，即成人礼，就是要表达对一定年龄的人要踏入社会，独立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婚礼就是表达两姓的结合，爱情和婚姻的美满永恒。丧礼，就是要安葬故世的人，使其能够能以安息，并表达亲属的哀思。等等。因此，可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

那么如何来理解礼呢？先来看礼是如何起源的。在儒家典籍中，礼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这是礼始于饮食说。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是礼的起源防乱说。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王国维先生进一步指出，“礼”是一个会意字，从示从豊，“示”谓“神事”，“豊”谓以礼器盛玉奉神。因为“礼”字从“示”，这是礼起源于祭祀说。这种说法得到现代学者的广泛认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说法。此不一一缕举。现代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我们可以大体上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礼，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转变的标志。它可能起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表现在确立秩序，防止争乱，后来又用于祭祀，其中的诚敬的内心要求更为突出。最后，宗教色彩日益淡化，人文精神愈发凸显。周公和孔子，是中国礼乐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

对于礼的内涵和价值，学者做过很多探究。我觉得彭林先生的说法比较全面系统。下面主要在彭先生基础上予以归纳、解释。

第一，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礼记·曲礼》上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就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可以说，人不知礼，就可以称为“衣冠禽兽”，就不能称其为人了。

第二，礼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大家肯定都知道孔子说过一段话，夸赞管仲的历史功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什么是“被发左衽”？这是当时华夏人与四夷的区别所在，当时的中原文明人是束发、戴冠，衣襟向右，而蛮夷则是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异。中原华夏当然代表了礼乐秩序，是文明的。可以看出，礼具有这等重要性。

第三，礼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左传》中：“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我们看《周礼》就是关于国家制度的书，后来历代都修礼，将礼至于律之上。因为它是关涉国家运作的根本原则的。比如对天的祭祀、封禅礼、即位礼、册立皇后、太子等都要遵从礼制。

第四，礼是社会的伦理秩序。如《礼记》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人是社会关系的动物，儒家将人的社会关系分为五种：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和朋友，称为五伦。人们处于五伦之中，负有不同的责任义务，比如“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等等。

第五，礼是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行为规范。礼包括很多仪节和形式要求。比如不同的场合要采取不同的礼节，祭祀时要保持庄严肃穆，婚礼要体现喜庆和谐，宴会要体现对客人的尊敬等等。

第六，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礼貌。比如见了长辈如何打招呼，坐公交车给老人孕妇让座，如何写信等等，虽然很琐细，但却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教养、素质，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形象的展示，不可不慎也！

从以上的礼的内涵与价值来看，礼自然意义重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那么，现代学者所批判的那种“礼教吃人”的现象到底是否存在呢？我想，我们还是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不能否认，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类似的事件。现代作家和文艺家已经做了大量的考察，比如对寡妇改嫁问题、妇女贞节问题，到了明清两代尤其突出。由于日益严格的社会礼教思想，很多妇女竟然“自觉”地摧残甚至牺牲以博得礼教的赞誉，说来十分可叹亦复可悲。比如一个寡妇被一个男人碰了一下胳膊，就毅然用刀将胳膊看了下来。再比如，著名的大清官海瑞，有个五岁的女儿，因吃了一个男仆给的食物，竟被海刚峰斥责，令其活活饿死。真是骇人听闻。这样的例子恐怕真是不胜枚举的。似乎足以证明礼教是吃人的。不过，我们应该分辨几个问题。

第一，孔子儒家与后儒之间的区别。后儒的思想不能算到孔子头上。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所主张的礼教与后世尤其是明清礼教根本不同。我们知道，孔子关于苛政猛于虎的看法，关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说法。我们还知道，孟子关于“嫂溺于水”和“男女授受不亲”如何化解的态度。这与所谓吃人的礼教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任何事物、任何制度、任何文化都有两面，有阴有阳，有利有弊，关键要看何者为主。固然，礼教有束缚人个性发展，甚至“吃人”的弊端，但礼在中国文化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我们要看到，礼，实际上发挥着更重要的功能：成人。即使人成为人，而不是“吃人”。

第三，其实，换一个角度，何止“礼教吃人”，我们也可以说，宗教是吃人的，道德是吃人的，法律是吃人的，自由是吃人的，民主也是吃人的，市场经济也是吃人的。所有人类的制度、伦理、规范、思想都有“吃人”的一面。中国文化吃人，西方文化照样吃人，古代文化吃人，现代文明照常吃人。照这种逻辑，人类就万劫不复了。这是典型的虚无主义，是要不得的。我们说，礼也好，法也罢，道德、伦理、制度和宗教，都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必需，缺一不可，过分强调或否定其中一个，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试看，当下废除了礼教，“吃人”的现象照常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在天涯看到一个帖子：“人的原始欲望释放在信仰的群体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道德滑坡。自由婚恋是时代潮流，同时也是弱内强食、尔愚我诈的丛林世界。在追求真爱自由的大旗下，更多的女性被巧妙伪装的诈术兽欲吞噬。”真是精妙之论。当失去礼教的约束，人的私欲横流，人被外在的名利，诱惑裹挟着，失去了自我，这不是吃人吗？这种所谓追逐个性、自由的背后是一种丛林法则，难道不吃人吗？

二、从富强到文明的中国需要礼乐精神

前段时间读到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的文章：《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看了这个题目，我很有同感。这几年有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利用三十年的时间，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在各种国际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赢得了越拉越高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去年金融海啸之后，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媒体上曾有一段时间热炒所谓“G2”，即美中组成的“二国集团”代替八国集团，令很多爱国主义者兴奋不已。去年，曾有不少专家预测2009年我国的GDP将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尽管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预测，但中国经济的神速发展，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似乎，此时的中国人已经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将百余年的屈辱一扫而空。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提出“和平崛起”，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国家刮起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这一切，似乎证明我们真的已经可以成为世界大国了。但是，且慢！我们还是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我们的古训。何况，如果冷静客观理性地去观察和思考，我们的崛起还缺乏不少东西。我们凭什么成为世界强国，让世界尊重？一个富强的中国，还要转变为文明的中国。这其中便需要中国传统礼乐精神的熏染和重建。

正如许纪霖先生指出的那样：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力的政治”的主宰，物质主义大流行，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饭；“食色，性也”。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成为了流行至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它表现为GDP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而在日常生活层面，则是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不仅是一种享乐的人生，而且是一种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无非是满足欲望，成为人上之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个人的体面、身份和尊严。在这个世俗化时代，什么样的人才属于成功人士？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知识，是不是精神高尚，而是看你拥有的外在象征：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牌子的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档次的房？这些都是你在社会上是否被尊重、被看得起的身份象征。你消费得越多，过的生活越是高碳，便越有身份、令人羡慕，活得有尊严。这是与传统中国文化背道而驰的，也是与真正的西方文明不相谋的。正如唐奈勒·H·梅多斯所说：“人们并不需要大量的汽车，他们需要的是尊重。他们不需要整柜的衣服，他们需要的是感觉到自己有吸引力，另外，他们需要刺激、多样化和美丽；人们也不需要电子娱乐，他们需要的是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等。人们需要认同、挑战、被承认、爱和欢乐。如果想用物质产品来填补这些需要，那就无异于对真实的和从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一大堆错误的解决办法。在对物质增长的渴望背后有一项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心理上的空虚。一个社会如果承认并明确指出其非物质的需要，并找到非物质的方法来满足它们，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只需要低得多的物质和能量产出，并且可以提供更高层次的人类满足。”其实，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是一种低层次的需求。他把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可见，今天的人们在第五层次上还十分欠缺。可悲的是，从上到下，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思考伦理和精神的位置在哪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富强之后，中国将展现什么样的文明？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一个曾经与古希腊罗马、古印度、古伊斯兰世界同样辉煌的轴心文明，如今不要说文明，连文化都岌岌可危。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可能不关心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但也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提供的有益资源，那就是礼乐传统。只有礼乐传统日益恢复和重建，在此熏染下的中国国民才会显得有教养，中国社会才能有秩序可言，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才能实现。中国只有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吸取世界其他优秀先进文化，经过长时期的融会贯通，才能创造出一个既有民族特色、又富时代精神的中华新文化新文明。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给世界给人类的应有贡献，这放不辜负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我们应当丢弃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重新审视礼乐文化的现实价值。对于礼（包括乐）的功能和价值，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点：教养、秩序与和谐。

三、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下生活

（一）礼乐传统与国民教养

礼乐首先关涉一个人的教养问题。国民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素养问题关涉到整个国家、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对于国民的教养问题，或曰素质修养，我想我们都会表示一种担忧，或说是不满。

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人素养问题的报道。比如，中国人到国外去旅游，往往缺乏自觉，大声喧哗，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没有公德意识。给中国抹黑。以致凡是有教养的中国人往往被当作日本人或韩国人，而即使日本、韩国的缺乏教养的人，也会被认为是中国人。这已经是一种西方人的成见。这似乎怪不得人家，只能怪国人自己。要不是看中了我们同胞的腰包，说不定外国的许多景点又要写上：中国人谢绝入内了。要知道，凡是能出国旅游的，很少有农民等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中上层精英，至少也是受过多年教育的大小知识人。这种教养素质真令人唏嘘感叹啊。其实，我们不用出国门，更能时时领教啊。例如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蛮横加队、不讲诚信、不守规矩等等。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难逃其列啊。我们一面讨厌乃至痛恨这一现象，但一旦涉及自己的时候，马上似乎又变得相当宽容，自己照样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蛮横加队、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与此相比，我们看看邻国日本、韩国。这都是曾经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至今儒家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对日本人的彬彬有礼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日本人的认真也早有领教。记得前几年有位中国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一位中国教授在日本的三次文化震撼”。这几年韩剧的流行，使我们了解到韩国人至今保持的儒家礼教传统。那种谦恭、尊敬，令人感动。

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居然成了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没有教养、不讲礼的国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反讽呢？我想，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与百余年来对传统礼乐文化的打击有关，尤其与文革的破坏有关，更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文革时期，破四旧，把传统的东西都当作复古、倒退、反动的东西打碎了。一切礼仪、一切文明都被认为虚伪，而粗俗、无礼成为一种追求。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后，以“个性”、“自由”为名，将礼貌、礼节视为“虚伪”、“束缚”、“枷锁”，不屑一顾。古人所倡导的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优雅之道，而今天青年推崇的是流里流气的所谓时髦，所谓个性，要么哈日，要么哈韩，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不分美丑。

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哉斯言！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教养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有了改善的条件了。人们开始重视礼仪的学习和培训，尤其是企业和工商界，更是如此。不过，所培训的往往是西方现代商业礼仪，比如如何吃西餐、如何穿西装等等。对于传统礼仪依然少有问津。这与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误解有关。

其实，孔子早就说过：“不学礼，无以立。”那么，礼乐文化对人的教养有哪些要求，换句话说，礼乐文化熏染的人会有哪些教养？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表示：雅。雅与俗是一对范畴。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优雅之道有着特殊的乐趣。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饮酒品茗，在在体现了儒雅之气质。比如，古人交际有一套儒雅的礼节。举个例子来说，古人名字有名有字有号。平辈人之间或晚辈人见长辈要称字，不能直接呼名。鄙人取有字号，令人兴奋的是元旦时居然有一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同学崔树芝君给我写信知道用字相称，使我对此君大为赞叹。写信也是如此。古人写信在格式、称呼、措辞上都有讲究，是一个文人基本的素质。现在我们很不重视。基本都不会写信。开头是某某“你好”，最后是“此致 敬礼”，落款。介绍自己的妻子也是“这是我老婆。”管自己的父母叫“老爸老妈”，不仅日常如此，写信依然如此，无法体现一点学养和教养。大家试看古人甚至近代一些文人学者的书札，无不文采飞扬，就会自惭形秽。达意固然重要，文雅岂不锦上添花，体现我们的高雅气质吗？现在有些人发短信，连个称呼都没有，也不落款，你都不知道是谁。这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打电话连个“您”都不知道说，我只能说现在是缺乏教养的时代。而且还经常闹笑话。某著名主持人跟嘉宾聊天，说“你家父”如何如何，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夫人。”某著名报纸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群塑中有胡适时，用了一个“忝列其中”的词。没文化到这份儿上，真是可笑可悲啊。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文咬字》上所揭露不知凡几，令人感叹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已到了何等不堪的程度！有人可能会说，雅只能代表贵族、精英的需要，俗才是社会大众的正道。我想，我们不能将雅俗截然对立起来。俗固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但是俗不等于庸俗、恶俗，试看现在的影视作品大部分被庸俗和恶俗充斥，只能说人距离文明和优雅、高贵越来越远，距离动物性越来越近而已。

而要达到这一雅的境界，还需三个层次，也是三个字：敬、静、净。

先说敬。敬是礼的最根本的要求。《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论语》上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孝，所做的孝就是这种“能养”。其实缺乏了敬意的孝道，是不会带给父母幸福快乐的。古人对敬的重视，首先来自祭祀之礼。不管是祭祀天地、还是祖先，都要“斋戒”、“诚敬”。近几年兴起了清明网上祭祖的潮流，这固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也顺应了年轻人的需要，但是比较传统祭祀与这种网上祭祀，毕竟缺少了一种庄重和身临其境的诚敬。古人行大礼要跪拜，今天改为鞠躬了。好像跪拜属于封建的，而鞠躬则较为文明。其实，其中还是有不少的区别。过去学生进学堂要拜孔子，拜老师。古代学艺都要拜师，都要行大礼，以表示尊师重道。据说民国时期，黄侃与刘师培都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二人年纪相仿，又都是国内一流学者，但是黄侃自觉自家的经学不如刘师培，便亲自折身下跪，执贽称弟子，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杨树达要侄子杨伯峻拜黄侃为师，礼节是得用红纸封套十块大洋，还得磕个头。杨伯峻不肯磕头，杨树达说：“此人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杨伯峻不得已，只好遵命。拜师完毕，黄侃才说：“从这时起，你就是我的门生了。”“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其中反映的不是个人崇拜，不是权威崇拜，而是对知识对学问对师道尊严的敬重。

当年国学大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清华学子为之守灵，前来祭奠者皆行新式鞠躬礼，而当陈寅恪先生来到时，他郑重地行传大礼，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学生也纷纷改行跪拜礼。还有一则故事。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是享誉国际的哲学史家，1990年有一次在福建举行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陈荣捷先生率领与会者要拜谒朱子墓。当来到朱夫子墓前的时候，当时下着小雨，九十高龄的陈先生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在场者亦大为感动。陈先生说一生跪过两个人：父亲和朱子。这两个故事说明，即使在今天，跪拜礼也是表示诚敬的礼节。对祖先、对先哲行此大礼，似乎不能说明你是封建的，反而表示你的诚敬，你的素养。

《礼记·曲礼》开篇即云：“毋不敬。”范祖禹解释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左传·僖公十一年》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郭沫若先生说：“敬者警惕也，本意是要人时常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那么，为何要警惕？警惕什么呢？大家知道，礼起源于祭祀，因此首先表现为对神灵的警惕和敬畏。后来出现“敬天命”、“敬德”等观念。儒家将敬作为一个独立的德目来对待。尤其到了宋儒，“主敬”成为他们修养工夫的主要观念。

礼用于祭祀是表示敬神敬祖，用于人际交往，则是“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我们在各种场合，都要秉持这一原则。尊敬别人，不管是要饭的，做小事生意的穷苦人，还是企业老总，某级高干。有的人欺软怕硬，对富贵者卑躬屈膝，这不叫敬。如果能秉持这一“自卑而尊人”的理念，我想您的人际关系会处理的相当好。自卑不是卑躬屈膝的意思，是一种谦和、谦恭、谦让。比如让座，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个人付了车票自然应当有座，这是权利，但是礼却要求尊敬长辈，爱护弱势群体，应当让座。这是人类道德的要求，是一种美德，体现了人的生命高贵。

敬业也是敬的一种。对于事业的诚敬之心，就要兢兢业业，不能玩忽职守。你看，现在的人往往做不到，没有事业心，缺乏诚敬心。公务员，一张报，一杯水。学者抄袭，学生作弊。工人怠工。只有农民下苦力，没办法。这种素养，工作肯定干不好，整个社会的效益也必然大大折扣。大家去大酒店就餐，门口总会有两个女服务生冲您嗲声嗲气地说：欢迎光临！皮笑肉不笑，每次我都特别难受，身上起一层“小米”。古人非常注重对人的观察，“观人”，不是相面，是鉴定一个人的素质。比如，《左传·成公六年》记载郑伯到晋国去，有一个叫士贞伯的人断言：“郑伯其死乎？”为什么呢？“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此类事例还有许多。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郤錡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这些预言基本上都应验了。不敬的后果是没有好下场。其实，现代生活中，对待工作的不敬，也会有被炒鱿鱼之虞。

敬还表现在对生命的尊敬和爱护。现在人生活压力大，动辄自杀，或者杀人，司空见惯了似的，经常见诸报端。比如近半年里富士康发生“十连跳”，在各地接连发生的幼儿园小学恶性杀人案等等，这些人就缺乏对人生命的敬重。

在这一方面，孔子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他身上无时无刻不表现出礼的精神。孔子的弟子这样描绘老师形象：“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大家看《乡党》，就会发现，孔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礼乐气质馨香。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符合礼乐的精神。

再说静，安静的静。《大学》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正所谓“宁静而致远”。心中的静表现在外就是气质的清明平静。说话轻声细语，绝非大声嚷嚷，声震四座。孔子教导我们说：“食不言，寝不语。”这不仅是一种素养，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理念，符合养生之道的。可是，我们在中国餐馆，往往感受到中国特色的餐厅气氛，真是好不热闹。不过，也往往因此而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这在西餐厅就很少见到。古人说：“不越路与人言。”今天的人可不在乎。君不见，一些公共场所，熟人打招呼，相见恨晚，分贝之高、情绪之兴奋，令人侧目！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中把中西两种文化看作一静一动，为了改造这种重静而致柔弱的恶习，遂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体魄”虽然没能“野蛮”，但精神却野蛮了。很是值得反思。大家知道，我们做事思考都需要安静静谧的环境，需要冷静的头脑。如果遇事不能冷静，头脑发热，容易酿成不必要的过失或错误。尤其是年轻人，孔子早就告诫了：“血气方刚，戒之在斗”。

最后再说一下净。净是表达敬意的最基本的要求。古人在祭祀之前都要斋戒，沐浴更衣。对祭祀用的祭品也格外强调卫生干净。接待客人，将房屋客厅打扫干净、主人穿着干净整洁，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对中国的卫生状况都有切肤之痛。中国人的“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恶习，常使公共卫生极差，令人难以忍受。例如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小便，乱丢垃圾，已经见怪不怪了。

（二）礼乐规范与人间秩序

梁漱溟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而维持这一秩序的就是礼乐。礼的更基本的作用就是秩序，它是一种规范。如上引的《礼记》的一段话：“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儒家看来，各种社会关系，不管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还是家庭以外的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都需要不同的礼的规定来调节。因此，与乐的精神不同，礼的主要精神在于“别”。因此，《荀子·乐论》说：“乐合同，礼别异。”精当地指出了二者的基本功能。

秩序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必需，而确立秩序的途径可以有几种，比如道德伦理的、法律制度的，前者是柔性的，后者是刚性的。二者相辅相成。礼实际上介于二者之间，而偏于前者。今天我们一提到秩序，往往会与等级联系起来。我们印象中，儒家的礼乐秩序，就是一种尊卑森严的等级秩序。其实，儒家固然维护等级制，他们认为尊卑等级，是与天道相符的，是合理的。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们不能够将后来的“三纲”与孔孟等的伦理=礼乐等同。在孔孟等原始儒家那里，固然没有否定等级，甚至还在维护等级，但是他们强调伦理关系的双向互动。比如《大学》所云：“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为与国人交，止于信。”便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根本没有后世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情形。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秩序，因为我们依然生活在人伦关系之中，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秩序没有了，就会动乱。当然，我们强调法律，强调民主，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礼乐对秩序的维护和润泽。

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秩序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格外重要。原来的父尊子卑的关系，乾坤大挪移，掉了一个个，反过来了。现在子女是家庭的核心，一切围绕着孩子转。父母惟二女的意志是瞻。有的家长为了体现平等，与儿女交朋友，甚者以哥们相称，这曾令人极端羡慕。其实，这并不正常，简直是“父不父，子不子”了，其成功率未必高于传统家庭。再说婚姻，原来的夫妻讲究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现代人都觉得太不浪漫。不过，一旦失去了所有的礼的约束，婚姻的危险系数也在增加。结婚和离婚变得越来越随意，越简单，近年来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就是一个明证。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但是离婚总是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伤害，不值得倡导。

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本是基本常识，我们从幼儿园就教的。但是不遵守秩序的往往是成年人，甚至是自恃有特权的人。红灯停，绿灯行，但是君不见即使有了监控器，依然有那么多闯灯“英雄”以身试法。多少交通事故因此而生。害人害己，令人心痛。再比如排队，本来也是一种常识。但是破坏者也往往是成年人。在看我们的公共设施，不管是公园，还是小区，大都没有几个完好无损的，多半缺胳膊少腿。而反观“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要好得多。当然，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不能仅仅归咎于当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当代的公德意识、秩序观念要远逊于古代。从这点滴就可以折射出整个民族的基本素质，何其堪忧！

（三）礼乐精神与社会和谐

我们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当前时期的时代需求和民众意愿。但是试想，一个缺乏教养、没有秩序观念的社会如何能够和谐？

儒家的礼乐文化其最终追求就是达到社会和谐。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前面更多的是提到了礼。礼通过别，区别差异来达致一种秩序，用秩序来保证和谐。其实，与之相匹配的还有乐。孔子对乐教的理解是“广博易良”，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非常重视乐，有源远流长的乐教传统。孔子本人对音乐非常精通，他了解音乐的感化人心的伟大力量，他有着深刻的体验。《礼记·乐记》、《荀子·乐论》等对音乐的教化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乐是一种艺术形式，通过优美的音符、音调、节奏，来表达一种情感，感发人，正如唐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起到一种“春风化雨”的效果。儒家格外强调：化。化是一种什么效果呢？这是我们生活中习见的现象，如把盐或糖放到水里，化了。与水相溶了，分不出彼此了。这就是化。音乐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我们听民乐，《高山流水》或者《渔舟唱晚》，你都会被一种意境所感化。那种意境是一种优美、宁静、高远的意境。这和摇滚的效果肯定截然不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其实，不止音乐，其他艺术如中国的书法、绘画，都能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通过长时间的熏陶，人自然可以达到身心的和谐。然而，如今的少年多镇日沉迷于网络，痴迷于游戏。从暴力与色情中获取感官刺激，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身心不和谐，最后出现种种社会人生问题。职是之故，社会开始关注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如何恢复礼乐传统，重建礼乐秩序，实在是关涉民族未来的大事。

礼与乐，通过规范与引导，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人发生作用，起到协调人的身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效果，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

总的说来，儒家的礼乐文化，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喜的是，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先觉者在努力在倡导礼乐精神。如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多年来研究三礼学，近年来尤其重视礼乐的普及和生活化，大家可以读读他的《礼乐人生》、《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肯定会收获很多。尽管单靠礼乐，靠道德无法解决所有矛盾和问题，但没有礼乐的社会肯定会问题丛生。回归传统，我们便会从那里汲取到滋润我们身心的无穷养料。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