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机制让人与人建立精神联系

来源：华商报 

2015年07月13日 

华商报：吕氏乡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吴钩：宋代是宗族共同体得以重新构建的时代。赵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对于主要依靠宗法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有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朝士大夫都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通过建立宗族共同体，“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

北宋士大夫吕大钧在陕西蓝田创立吕氏乡约，有了这些共同体，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至于彼此孤立、疏离。

姚中秋：宋朝吕氏四兄弟创立乡约的努力在这一背景下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宋儒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社会”，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的探讨上，都做了很多深入的探索和讨论。蓝田“吕氏乡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努力。

华商报：说到乡约，过去人与乡土的关系是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的历史沿袭中的，比如宗族等，是非常具体的、熟人社会中的事情。但今天在城镇化、消费社会的大潮中，乡约还有影响力吗？

姚中秋：乡约的力量是把陌生人变成熟人，各种社会机构的功能也是如此。所以重建社会就是要建立各种组织、机制和平台，让本来陌生的人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甚至产生某种情感。所以说我们今天提“重建社会”不是空洞的，就像儒家讲的“亲亲”，即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人们长期共同的生活，有了比较紧密联系，在情感上有相互的寄托。

人需要情感的相互慰藉和寄托。在现实中缺乏一些有效的机制让人能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而在中国虚拟的社会非常发达。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替代。但虚拟的社会毕竟是不够的，人需要努力建立面对面的联系，而网络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

吴钩：乡约只是宋代士大夫构造社会自治的其中一个NGO而已。此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如基于血缘的宗族、义庄，跨宗族、超越血缘的义约、乡曲义庄等等。今日重提乡约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要照搬古代的乡约组织，而是体会一个道理：优良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各小共同体给个人提供的保护、扶持、照应、安顿；同时见贤而思齐，学习古代士君子构建社会自治共同体的担当与技艺。

华商报：我们看到在古代乡约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正如儒家提到的“人人平等而有别”，但在今天的乡村，可能我们更多提到的是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问题、土壤和农业的污染问题等等。进城打工者与城市户口的人，你能说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吗？

吴钩：11至13世纪的两宋时期是流动性十分活跃的时代，士农工商全都卷入到社会流动中，那时候人口流动的规模虽不如今日之大，但肯定也已经催生了一部分“留守儿童”。而宋朝社会的“留守儿童”并没有发展成为需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难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群主持社会构建的士绅，他们创立并维持了无数小共同体，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个小共同体之中。今日社会则不一样，传统的共同体与救济机制被遗弃，新的社会联结网络又远未完全建立起来。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只有老人与儿童留守，农村空心化已成严峻现实。

从整个人口流动形态的层面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古今社会的另一处大差异。“留守”固然是人口流动的产物，但更恰切地说，他们其实是那种无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动的产物。所谓“无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接纳作为劳动力的外来工，而拒绝接受外来人口的完整家庭。由于户籍、孩子入学、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来的农民工往往很难在城市安顿他的家庭，只好将老人与孩子丢在老家。而在宋朝，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

华商报：比如说一个进城务工者，在城市里他的职业就是他的身份。但在乡村，他可能是有他独立的空间和话语权的，他和周围的人有关系。

姚中秋：现在的人们缺乏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的归属感。比如说，放假了，你会考虑下班干啥去，是去旅游还是逛商场。也许对于一个进城务工者来说，城市与他们的生命无关。在城市，他们的生命变得单薄。除了就业，剩下的就没有了。所以城市人口的生命远没有农村人丰富饱满。这样的状态不该是常态，人在这样的状态下绝不会感到很幸福，所以说重建社会在当下尤其重要。

我们应该在城市中设立过去乡村的那种礼仪和机制，当然具体的形态需要我们去探讨。但是类似于“乡约”组织一定是需要的，它反映了人内在的精神需求。乡约提供的机制和平台让大家能够定期聚会，并且聚会一定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它有各种仪式。人需要过有仪式的生活，只有在仪式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某种深刻的精神联系。而“吕氏乡约”洞见到了人性内在的这种精神需求，创建了公共生活的形态。今天的我们重建社会其实就是重建某种形式的公共空间，并且能触动大家的心灵，使人们愿意身处其中并从事某种精神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