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考论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现代语文》2009年10月上旬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七日丁未

           耶稣2016年1月26日

在古代典籍中，孔子曾经研习《易经》的记载并不多。迄今所见关于孔子与《易》关系的最早的、也是最明确的记载见于《论语》，这就是《述而》篇所记：“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向来被作为研究孔子最为可靠的资料，然而对于《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后世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一是所谓“鲁读”问题，二是对章旨的理解。前者是对孔子是否学《易》的关键性分歧，后者的分歧则是在承认孔子曾学《易》的前提下出现的。关于“鲁读”问题，实际上虽然还有争论，但基本已经得到解决。[1]而对于“五十以学易”章旨的理解，还有需要考辨之处。

 “鲁读”问题源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四《论语音义》所记：“‘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也就是说，《鲁论语》此章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如此以来，则此章无法反映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后世学者便据此作为铁证，极力否定孔子曾学《易》。自清代惠栋以后，近代持此意见者更夥，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学者对所谓“铁证”提出疑议[2]。

刘大钧、林忠军先生从陆德明《释文·周易音义》中有关“易”字的注释找到旁证，指出陆氏所谓“鲁读易为亦”，是指读音而言。[3]李学勤先生指出：“《古论》作‘易’，《鲁论》作‘亦’，异文的产生是因为音近通假或者传讹所致。”并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证：“易”与“亦”在上古音中韵部不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直到西汉两部仍不相通，因此，“实际上，‘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也是不足为据的。”[1] 这一看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4]吕绍纲先生指出：“若易字为亦，说孔子希望自己从五十岁开始学习，于理难通。况且易、亦古代不同韵部，不大可能读易为亦。”[2]

但1973年出土的西汉中期的定州汉简《论语》也作“亦”，那么这能否整体推翻李学勤先生的结论呢？王葆玹曾以为：“应当承认《古论》关于‘五十以学《易》’的记述是更为可靠的。……不论定县简本呈何种面貌，似都无助于推翻孔子确曾论《易》的结论，因为简本文字为西汉隶书，抄写时间应在《古论》之后。”[3] [5] 其实从《论语》的版本源流入手，《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古论》更原始、更可靠。《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互相替代假借以致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4] 所以，我们认为，尽管竹简本作“亦”，与《鲁论》相同，证明在西汉中期有“易”“亦”通假现象，二字通假的时间晚至两汉之际的说法是否吻合史实，尚有待音韵学家的进一步考察研究，但《鲁论》作“亦”在文义、版本、语感、史据和情理上都要比《古论》作“易”逊色得多。[5] 综上所述，我们十分赞同李学勤先生所言：“《论语·述而篇》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6]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马王堆帛书《要》篇的出土，为解决孔子学《易》问题，增添了更加直接的证据，使这一问题更加明朗。《要》篇中，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之说，而这位“夫子”的弟子是“子赣”即“子贡”，那么这位夫子正是孔子。而且又记子贡之语：“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表明孔子早年确实不曾好《易》，并且反对卜筮。而且，孔子还为自己“老而好《易》”进行辩护，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正如很多论者所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句与《孟子·滕文公下》记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颇为相类。从这种种迹象表明，《要》篇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孔子老而好《易》的记载正与《论语》、《史记》相吻合。[6]

如前说论，对此章章旨的理解分歧，是在承认孔子学《易》的前提下出现的。分歧实际上是导源于对孔子说这段话的时间的不同理解，这又直接关涉到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因为《论语》为语录体，非编年体，只据本章无法确定其时间。故自郑玄之后，异解纷呈，对此，程树德《论语集释》载之颇详，可以参看。这些说法，有胶柱鼓瑟之病，很难使章旨豁然贯通，为了解决这种弊病，学者们纷纷提出新的解释，即程树德所谓“别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改变章文的断读，如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谓：“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近年也有学者赞同这一观点，然于理不通。2、改变章文的理解，如明代孙应鳌《四书近语》云：“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以大衍之数五十作解，凿之太深，不足凭信。3、改变章文文字，如朱熹《四书集注》谓“‘加’作‘假’，‘五十’作‘卒’”，改经求解，不足为训，又如俞樾《群经平议》疑“五十”为“吾”之讹；又有改“五十”为“九十”“七十”者，皆属臆测之辞，理据不足。[7] 当代易学家程石泉先生也曾提出另一种说法，“五十”乃“用”字之残讹，然证据亦觉不足，难免臆测之嫌。[8]

我们以为，欲准确理解本章章旨、确定孔子“学”《易》的时间，首先应正确理解“学《易》”之“学”字。“五十以学《易》”之“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清宦懋庸《论语稽》云：“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彼曰修而此曰学，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宦氏定此语为孔子四十二岁时恐不然，以为学为修之义亦未必然，但他指出“学”乃夫子自谦之辞，则属卓见。其实，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五十以学”之“学”与《史记》“晚而喜《易》”之“喜”、《汉书》篇所谓“晚而好《易》”之“好”意思相同。“好”与“喜”乃他人对孔子的客观描述，而“学”则是孔子的谦称。[9]郭沂先生也认为，“学”不是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10] 而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未意识到这一点。清人毛奇龄在其《论语稽求篇》中说：“《史记》‘六十八赞《易》’，《汉·儒林传》‘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赞《易》非学《易》时也。幼习六艺，便当学《易》，何况五十？五十先学《易》而七十复好《易》赞《易》，未为不可。”毛氏即未准确理解此“学”字，将“学”理解为一般性学习，因而造成误解。

帛书《要》篇载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对“夫子老而好《易》”大惑不解，认为孔子违背了“它日之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老而好《易》”之前，确曾学《易》，但只“学”不“好”，此前的学《易》是一般性的学习，并未认识到《易》中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仅仅作为一种卜筮之书，因之也不曾以之教授生徒。

我们再从孔子此语的语气、语义来看，此语应为孔子深入学《易》之后的追悔之言。何以见得？因为如果是在学《易》之前，则何以知道学《易》后会无大过？因此，“五十以学易”章所记乃是孔子晚年对《易》有了精深的研究之后，自己的思想境界大为提高，对天道人道的理解更加深入的情况下的追悔之言。吕绍纲先生说：“孔子在垂老之年发这番学《易》恨晚的感慨，意谓如果让我年轻几岁，五十岁开始学《易》，就可以不犯大过错了。既有自谦之意，也是赞扬《周易》之词。”[11] 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孔子“好”《易》到底发生于何时？也就是孔子发此感慨的时间是何时？是否像吕先生所说的“垂暮之年”呢？

《史记·孔子世家》将此排在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之后。按《史记》的说法，孔子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其时孔子已68岁。那么是否意味着司马迁的观点是“晚而喜《易》”应系孔子68岁返鲁至73岁去世这段时间的事呢？对《史记》的编排，程树德以为：“《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12]刘宝楠《正义》以为“《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13]。李学勤先生也以为不可过分拘于其叙述次第，司马迁作《世家》并不是将《论语》随意编入，但《世家》此处是叙述孔子返鲁之后好《易》而为《易传》，因而提及孔子曾读《易》韦编三绝，也说过“假我数年”的话，这是连类而及，不可坐实这段话是在作《易传》的时期或以后。同时不可坐实孔子五十岁前没有学过《易》。[14] 因此，孔子学《易》的时间到底在何时还需进一步考察。

廖名春先生经过论证，认为此章乃孔子68岁返鲁后所言，也就是说，孔子68岁的垂暮之年始好《易》。廖先生将此章翻译为：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只要我从五十岁时就像现在这样学《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15] 这和上引吕绍纲先生的看法相同。

我们认为，“加我数年”之“加”与《史记》所谓“假”一样，义为“借”，故吕、廖二先生对“加我数年”的理解是对的。但从68岁时发感慨，“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再年轻几岁”指“五十”岁，于理不通，“十八年”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应以“数年”相称的。在这一点上，古代学者如郑玄、何晏、皇侃、邢昺甚至清代毛奇龄、宦懋庸等将“数年”限定在十年之内，是对的。

另外，从其他记载来看，孔子对《周易》的深刻理解并不晚至68岁返鲁之后，《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等记载多则孔子论《易》的话，其中有的明确记为周游列国时，如《说苑·杂言》所记：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据《史记》，孔子遭陈、蔡之困，事在鲁哀公四年，时年孔子61岁。此则记载中孔子对《易》的理解决非仅仅引用卦爻辞，而是发挥《困》卦的哲理。尽管《说苑》多带故事性，并非正史，然而许多学者指出，《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所记孔子之事，多有相同的资料来源，内容多是先秦资料的整理与改编。故我们虽不能完全肯定实有其事，但起码提供了一个参考。

那么，现在仍有一个疑问，就是孔子所谓“大过”究竟何指？很显然，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乃事竟假设之辞，也即是说，孔子承认自己学《易》之前是曾有大过的。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云：

予谓若以此章为孔子七十时所言，假我数年以学《易》，则又期在七十以后。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过一世矣。只从五十字说，亦有五十年大过，小过则又不论也，何足为圣人乎？[16]

此说似极有理，实极迂腐。一则，孔子七十言“加我数年”，乃追悔之辞，非待七十以后学《易》；二则，孔子之“圣人”乃他人所称，孔子从不敢自以为“圣”；三则，即使孔子亦不必无过，有过不必不能成圣人；四则，所谓大过，非谓之前全为大过。其实，以为圣人无过，乃后世之观念，在孔子自己，完全可以认为有过。

方东树《仪卫轩遗书》云：

夫子自言学《易》可以无过，过对中言，非对正言。……大凡有过皆偏于分数有余言，若不及则不可名为过。大贤以上不患不及，恒患其过，故孔子学《易》，欲明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中正耳。吉凶消长之理，天运也。进退存亡之道，人事也。明乎此，是为知天知人，合天人而察其几，以允协于中而无过，是乃圣人所蕲无过之精微也。然非平日学《易》，究时位之异，知变化之情，其孰能与于斯？[17]

方氏所说，十分“精微”，以“过”为“过犹不及”之“过”，偏颇之意。廖名春先生即以为孔子所说“过”是指对《周易》的认识的偏颇。这应是正确的。《史记》引孔子语为“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而无“可以无大过”之说。如果将二者联系起来，则《论语》所谓“无大过”应指“于《易》可以彬彬矣”而言。“彬彬”一语见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包咸曰：“彬彬，文质相半之貌。”朱子曰：“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在《史记》此处，“彬彬”的意思是指对《易》的理解恰当而不偏颇，适与“无过”相应。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曰：

可无大过，依《史记》说指赞《易》之无差，何解同。程叔子曰：“孔子时学《易》者支离，《易》道不明，故期之五十然后赞《易》，则学《易》者可以无大过。”意亦同。赞《易》不能不宽其期也，以下“雅言”例之，此为正义。[18]

黄氏以《史记》为据，认为“可无大过”指“赞《易》之无差”，实际上也是认为无过是指孔子对《易》之理解“无差”，因为赞《易》之无差需以正确的理解为前提。但他引程叔子语，又谓无过指学《易》者而言，非谓孔子自己，则未达一间。

对“大过”的理解，因为材料不足，孔子具体何指，今日说来，多少都有些推测的成分。孔子在人生接近结束的时候，总结其一生而谓“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五十”不应特指五十岁，而是概指五十至六十之间。正是由于孔子在五十几岁至六十岁之间曾开始好《易》，在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中深入地研习《易》道，基于其一生对社会人事的思考，对人生经验教训的反思，才对天道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思想境界也大为提高。他继承并发展了自文王、周公以来的“易教”传统，开创了人文易学的新传统。

（2008年12月29日）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53-62.

[2]吕绍纲.周易阐微[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287.

[3]王葆玹.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J].哲学研究,1996(3).

[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68.

[5]赵建功.先秦儒家易学略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6).

[6]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62.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3.97.

[8]程石泉.易辞新诠[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86.

[9]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164.

[10]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75.

[11]吕绍纲.周易阐微[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287.

[1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1.

[13]刘宝楠.论语正义[A]. 诸子集成[C].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144.

[14]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51-53.

[15]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C].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165.

[1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4.

[17]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4.

[18]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3.

注释：

[1] 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坚持“鲁读”，如黄怀信师。他在《论语汇校集释》大作中以按语形式说：“加，增加。加我数年而五十，是时年不足五十，皇、邢之说不误。学，谓学文。此孔子向人道学文的好处，勉人勿以年长而不学。言即是让他再长几年，到五十岁才开始学文，也可以使终身无有大过。旧不知‘易’当为‘亦’，而以天命易数为说，穿凿之甚。学《易》岂可以无过？”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11.

[2] 如金景芳、李学勤、吕绍纲、廖名春、郭沂等先生。

[3] 参见刘大钧、林忠军.易传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6.12-13.对此，李平心、李学勤等先生认为，所谓“鲁读”问题是文字有异，而非读音不同。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出版社,1992.58.但刘先生的考察也有一定依据，不必完全否定。

[4] 参阅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6.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 161—169.

[5] 后来他据竹简与《鲁论》同，看法发生了变化：“我们恐不能再坚信孔子曾认真地‘学《易》’或十分地重视《周易》，而应认识到孔子与《易》即使有关，这关系也一定是淡薄的。” 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6.

[6] 程石泉先生认为：“帛书《易》文之价值应不居于《论语》之下，其可信度亦不应低于《论语》。”杨庆中认为，帛《易》的出土，已使《鲁论》、《古论》之“加我数年”章的异文，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孔子曾经读易，已经是不争的史事。详参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163.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