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教堂事件调查报告及分析

作者：杨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道》第2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初九日己亥

           耶稣2016年1月18日

一、曲阜教堂事件的缘起

（一）新华网关于曲阜要建基督教三一教堂的报道

2010年12月9日，新华网报道（记者刘宝森、马扬、王悦欣、贺占军），在距离山东曲阜孔庙只有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于庄村要建一座曲阜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堂。记者根据图纸报道，教堂占地4亩，高41.7米，为哥特式建筑。曲阜市基督教教会负责人表示能容纳3000人，预计在两年内落成。曲阜市基督教教会负责人丰宗洁牧师说，“曲阜有基督教信徒近万人，教堂将会为他们和到曲阜体验儒家文化的中外游客提供便利的聚会场所。目前，教堂建设资金已经募集到三分之一，人们对教堂的建成非常有信心。”[1]政府态度则更倾向于增加城市内涵，扩大曲阜市的影响，招商引资，吸引更多旅游资源，推动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交流。

（二）儒家十位学者签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2]表示反对

此报道一出，同年12月22日，十位儒家学者和十家团体联名签署了《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首先反对在曲阜建立基督教教堂，若教堂选址一定要选在曲阜，应当在形式、地点有所限制。如，所在地点应远离孔庙，高度上也要有所限制，41.7米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大成殿的24米，实为不宜。哥特式建筑不宜出现在曲阜，至少应采取中国传统式的建筑风格。容纳3000人的数量，规模过大，有可能让人产生该基督教教堂欲比拟孔圣有弟子三千人的印象或联想。[3]此《意见书》一出，在网络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影响。

随后，众多学者和各界人士以及社团在网上以及发送邮件等方式参与签名。具体时间和签名人数详见表一：

表一：签名人数统计

其次，多位儒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文章，就曲阜教堂事件和儒家十位学者的《意见书》发表评论。既有支持儒家观点，也有支持基督教，也有持第三方观点就曲阜事件探讨当代中国信仰，儒、耶关系，以及宗教政策等文章。

最后，凤凰网对曲阜教堂事件进行了网络民意调查。

截止到2011年1月19日 00:00时，一共有18772人参与了兴建曲阜教堂的调查。本次调查涉及了四道问题，结果如下表：

表二：曲阜教堂事件网络民意调查结果

由上表可见，在被调查的18772人中，71.6%的人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教堂。在与表一的对比中，其数量远远超过签名的人和团体，由此可见，即使没在抗议书中签字的人群中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持反对意见。

二、儒家方面对曲阜教堂事件的回应

（一）在网络上的回应

1、坚决反对在曲阜建造哥特式的大教堂

代表儒家立场发言的学者以及社会人士旨在反对在曲阜市建教堂，而不是反对在中国建基督教教堂。国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4]。但是此次的抗议是因为曲阜的文化意义不同，陈来先生也讲：“曲阜是以孔子文化为主体的古城，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维护曲阜文化的儒家文化象征，不仅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新时代儒家思想的重建，对凝聚海内外中华子孙，都有其莫大的意义。”[5]网上关于此事的文章也将曲阜与耶路撒冷或是梵蒂冈相比较，认为曲阜对于中国儒家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是儒家文化的象征。

如果是在曲阜市建教堂是为满足当地信徒的需要，那么应该仅仅满足需要，而不是建一座40多米高，典型哥特式的建筑。

2、宗教的宽容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应该承认曲阜特殊的文化地位

在基督教单渭祥牧师作了《尊重·包容·和谐》的讲话之后，儒家学者又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在曲阜市建教堂已经是对儒家的冒犯，不能借由尊重、包容、和谐等口号单方面要求儒家的包容，而忽视基督教对儒家的不尊重，“基督教如果真正尊重儒教，尊重中国文化，避免冒犯，便不应在曲阜修建教堂，尤其不应毗邻孔庙而建，以避仗势挑衅、针锋相对之嫌。何况据说还要造得堂皇气派，莫非硬要让到孔庙祭孔的人低出一头吗？”[6]无论是包容还是尊重是要建立在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有效的进行宗教间的对话。[7]

部分学者在网络上质疑儒家此次抗议，有反应过激之嫌。儒家文化现在是“魂不附体”[8]，但是自居为文化主场，对基督教排斥。也有针对儒家质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儒家对于此次曲阜教堂事件，应该拿出足够的包容。但是“孔子在《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说‘人所欲，施于人’，但人所不欲，显然我们就不能施于人。”在儒家圣地曲阜市建耶教大教堂，如果我们知道并非大多数人的意愿，也不是大多数中国儒者与文化人士的意愿，我想耶稣也是不会同意的。当然这并不表示儒家学者与曲阜地区或济宁地区的人们不能容纳基督教，正如《意见书》所指出，儒家是兼容并包的，重视和而不同的，但这并等于先把不同强加于人而后拿和谐作为理由，要别人非接受不可。”[9]

蒋庆老师认为在三孔附近建如此大规模而且是典型哥特式建筑的教堂，是文化上的盛气凌人，对政府缺乏最基本的文化自觉意识感到失望。而且他表示在如果曲阜教堂旨在文明对话，那么前提是“儒家是以一个文化活体存在”，而且要相互尊重。“儒学正在中国复兴，人们有理由与权利要求中国历史上以及传统中的文化与教化圣地及其具有信仰意义的文明符号受到尊重与保护。在美国夏威夷州发展任何建筑，即使今天夏威夷本地人是少数，也都必须考虑不影响夏威夷文化信仰中的祭坛与神圣地的所在，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以示对已有的历史与地方神圣性的尊重。”[10]

所以如果是以对话为前提，那么就要相互尊重，尊重儒家圣地的地位和特殊的含义和象征。

3、政府应该给予儒教以合法地位，正视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缺失

有学者提出曲阜教堂事件其实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信仰缺失，对于这样的文化事件并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对此应有的敏感。

陈明先生认为此《意见书》的重点就是要求儒家的合法身份，“也必须指出，它所要竞争的对象，无论是基督教或别的什么，都是拥有各种有利位势的，或具有‘合法法律身份’、拥有各种力量支撑，或占有各种资源成为意识形态。提出应该由公权力介入这件事，通过法律的建设使儒教获得合法的地位。”[11]

儒家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一直以来的信仰，韩星表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

恢复儒家的组织形式，重构儒教在民间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大众的信仰。“是百姓日用的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如传统的礼乐就承担这样的文化功能，形成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各种儒家文化样态如家族祠堂、文庙、书院、先贤祠等，这些本来都是儒家‘亲民之道’的具体体现。”[12]在儒家看来，儒教真实的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之中，人们“日用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是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树立中国主体信仰体系，以有效化解外来文化冲击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大陆当局必须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放下历史包袱，突破意识形态束缚，高瞻远瞩，大胆作为。具体来说，就是必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恢复中华道统，重建儒教。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尤其在当前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不佳、拜金主义盛行的情形下，重新树立传统道德，对于激励广大民众的精神，促使社会道德的提升，促进民众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都很有意义。”[13]

（二）在访谈中的回应

1、曲阜教堂事件得知的途径

从对儒家方面代表的访谈中获悉，是从新华网的报道知道此事。之后在联络了社会上的知名儒者，起草《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首先是民间儒者A看到新华网的报道，并和蒋庆老师商谈此事，蒋庆老师表示，如果在曲阜建一座如此的基督教教堂，就一辈子都不去曲阜了。并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之后，由蒋庆老师的学生，民间儒者B倡议，儒家该为此事做出反应。

2、《意见书》的形成

A先生执笔起草一篇《抗议书》，希望能找到10位学者联名签署，这10位学者最好能覆盖港、台、大陆等地区，既有学者也有儒家的信仰者，又能兼顾年龄段，便向多位知名学者、儒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邀请，希望能联名签署，以促成其事。

但是由于《意见书》前几稿言辞激烈，主张儒教的合法地位，以及要求儒家的组织化形式等内容，使得一些学者无法认同。随后几番修改《意见书》，最终选定了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蒋庆（儒家民间学者）、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韩  星（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教授）、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赵宗来（济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十位作为《意见书》的联名发起人，并在如家中国、儒学联合论坛等征求社会上的签名，抗议曲阜建如此形制的基督教教堂。

（三）对教堂事件的态度

1、对媒体的态度

此事儒家方面是从权威网站上看到的，被采访人认为：“至于是否全部都是事实，这个与儒家无关，基督教方面这样发表，我们就根据这个报道，来表示自己的抗议。”并表示并不像外界所猜测，是儒家的炒作。

网上媒体的舆论使得儒家有炒作之嫌，并认为儒家反应过激，以及缺乏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儒家方面认为在曲阜教堂事件中，儒家虽然最终使得曲阜教堂停建，但是事实上，儒家也是失败者。被访者甚至认为，如果这件事在事实方面有捏造的成分，那么炒作的该是媒体，而不是儒家或是基督教方面。

2、对基督教的态度

在儒家看来，基督教在此次事件之中，开始表现的非常的无力，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圣城建一座世界第三大的教堂，这无疑是盛气凌人的态度，并没有做到当初利玛窦来华时的入乡随俗，入境问禁，也没有对儒家文化的尊重。

在当代中国信仰衰落的时候，基督教疯狂传教，无视在非宗教场所不得传教的法律规定。对于儒家的衰落，没有同情的尊重，反而摆出宗教需要包容、理解，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的姿态。儒家表示异常的气氛，因为包容、理解、交流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3、对政府的态度

首先政府应该理清这件事的情况，邀请基督教和儒家坐在一起，将问题和里面被认为是失实的地方进行对质和澄清。这样就避免了对具体数据和容纳量的误会，并且应该积极协调此事。

其次政府对于这件事没有足够的警惕性，对宗教事件和宗教文化的保护没有意识，才导致这个事件发生。曲阜既然是文化名城，政府也是这样打造的，却没有估计儒家文化除了是历史遗产外还是在社会中真实存在的。

最后，政府应该考虑给儒教以合法身份，虽然这个实现有难度，但是这少应该给予适当的尊重和发展的空间。

三、基督教方面对曲阜教堂事件的回应

（一）在网络上的回应

1、宗教间的对话应该尊重、包容、和谐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作了《尊重·包容·和谐》的发言，单牧师从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有关山东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学者联名反对的事件谈起，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单牧师认为儒学家们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表示关切这自然是值得肯定，但不能用 “此消彼长”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共融。和谐是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协调与统一，宗教和谐就是宗教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平性的基础上，追求“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境界，达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14]石衡潭教授也表示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应该在双方的善意、耐心与热忱下，并相互理解和尊重下完成。

2、儒家文化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黄保罗教授以《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来回应此事，认为《意见书》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以此来排斥其他基督教的精神道德资源，形象。涉及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往往与笼统的西学、帝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等概念紧密相联，又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排他、狭隘与封闭”的形象。而儒家文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在孔庙实地考察之后，更明显地感到儒学乃宋、明、清三代的国学，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15]

“此论发起者以全部炎黄子孙的代言人自居，忽视曲阜建教堂的官员与基督徒也是中国合法公民的事实，把中国基督徒排斥出炎黄子孙的行列，体现出了极度的民粹风格，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与其他同胞之上。”[16]黄先生认为儒家此次的抗议，不仅自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且还是以中华文化自居，排斥外来文化，这是狭隘的民族情感。

3、基督教已经获得合法身份

基督教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黄保罗先生认为“基督教虽是移民，但在中国的政治、法律与宗教地位上都获得了合法身份，即使曾经有‘偷渡’之嫌，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大赦’，基督教已经是中国的合法宗教，基督徒是中国的合法良民。”[17]

网上基督教方面的文章中提到曲阜现有教徒1万多人（据丰牧师介绍实际上曲阜现有基督教徒8000多人），中国社科院《中国宗教报告（2010）》（宗教蓝皮书）发布了2008-2009有关宗教信仰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基督新教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18]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身份，既然是合法宗教，教徒有礼拜的需要，那么建教堂就是合理且合法的需要。

4、儒家应该通过发展自身来应对宗教间的竞争

董建林主教《是谁导致了儒家文化的衰败？》是这些文章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其中不乏侮辱性的字眼，主要认为是儒家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儒家自身的衰败，而且儒家不能通过对其他宗教的排挤、打压来突出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取得自身的利益。

在黄保罗先生看来儒家要发展自己要做到以下两点。“一则可以通过自强自立来迎接挑战，二则可以通过抵挡他者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即俗语所云：或者通过合理的竞争胜过对方，或者通过无理的排斥摧毁对方。”[19]罗秉祥先生也认为“儒学要成为受国人信仰的宗教，不能老是要求政府马上改变宗教政策，把儒教与五大宗教并列。任何宗教都要靠本身力量先发展起来了，人数众多，有广泛影响力，然后才要求政府承认；否则是本末倒置”。[20]

（二）在访谈中的回应

1、曲阜福音堂的情况概述

曲阜市的福音堂隶属于济宁教区，丰宗洁牧师是曲阜教会的最高负责人，据丰牧师介绍，曲阜教区现在大约有信徒8000左右，多数教徒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信仰基督教，更准确来讲是在1989年以后居多。也有一些信徒是出自基督教家庭，从民国时期起就一直信仰基督教，历经文革时期一直保持至今。

曲阜是孔子故里，所以基督徒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孔氏族人，其中一些人出任教会重要职务，如长老之类，分教会负责人。

丰牧师介绍说，曲阜市里没有教堂，开始教徒做礼拜是租用的厂房，后来租借过电影院，也有分地区在一些教徒家中举行礼拜的情况，教徒人数众多，在家中礼拜有时要坐到院子里甚至是胡同里。虽然是在家中做礼拜，但是与家庭教会有本质的区别，丰牧师反复强调这一点，认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进行礼拜的权宜之计，并非是家庭教会的集会。而且据了解，丰牧师认为在曲阜他们的教会与家庭教会并没有冲突，因为在历史上两方都源自同一个教会组织。

根据曲阜县志所记载：“光绪季年，美国在西关创建耶稣教堂一处。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德国在西关中间建筑天主教堂一处。”[21]可见，曲阜在西关曾经有过一座教堂，现在该教堂已经成为民居，里面结构杂乱。

西关地处曲阜市中心，离孔庙很近，不到两公里，从现存的建筑结构看，当年的教堂规模不小，现在西关教堂遗址附近民居十分密集，人口密度很大。同在一条街上，还有一座建于03年的伊斯兰教清真寺。

目前，曲阜教会使用的教堂在鲁城街道，距离孔庙大概有5公里左右，在相对较为偏僻的地方，据教会其他人员介绍，这个地区一直属于曲阜下级的一个乡，直到1986年才划归到曲阜（曲阜为县级市），有26个街道，是曲阜比较小的区。这个教堂大致可以容纳800人，但据笔者实际上看来，要容纳800人做礼拜，应该是非常拥挤。

教堂为简易板材的临时建筑，若不是房屋顶上的十字架，很难看出这是一座教堂，但是笔者在沿途找教堂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不知道这座教堂的存在，虽然其目前还在一片工地的旁边。

2、曲阜教堂申请时间与负责人

据新华网报道曲阜要建教堂的时间是在2010年月12月9日，这个时候曲阜教堂的奠基礼已经完成。事实上，据丰牧师介绍，因为曲阜市信徒众多，却没有一座可以做礼拜的教堂，于是在06年向政府申请返还教产，即指西关的教堂。但是，现在无法返还，因为西关靠近市中心地价昂贵，人口密集，拆迁也难以安顿，所以在鲁城镇批了6亩地建新教堂，当作返还教产。

丰牧师说“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曲阜这边，通过官方途径申请，建教堂大约在06年用了一年的时间省里给批了下来，之后过了一年，到了08年又跑的土地啊，规划啊，这个时间没有文件记录就不算了，是06年省里批下来，07年济宁、曲阜这边跑手续，08年正式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首先是发改委报批，虽然是返还，但是建这么一个场所，也需要各部门的审批，省里是09批下来。”

建曲阜教堂办理手续的负责人开始是孔庆森的长老，曲阜三自爱委会第一任长老，是孔家子弟，今年七十多岁，现在办理这件事的是丰宗洁牧师。

3、教堂最初的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是由北京中联环设计公司提供，一共提供了5个方案。曲阜教会提出的要求大致有5点：①哥特式、②台阶：如上船、③三个门：信、望、爱、④两个雕塑：鹿和鹰、⑤一个喷泉（中间青草地、小羊）[22]。同时教会方面也补充说，希望这个教堂有现代气息。

但在这次的调研中，教会并没有提供关于设计高度、容纳量的数据，准确的说，丰牧师反复强调，在这个设计图中并没有关于高度、容纳量的数据，而且不是如同网上所说那样。

在访谈中，丰牧师曾经介绍到建筑部分的主体楼高，两个尖塔式建筑的高度，以三米一层计算，新教堂的高度超过三十多米。从效果图上看，曲阜教堂看起来很现代，也很雄伟，主体为玻璃建筑。

4、事件之后的修改方案

《意见书》的抗议之后，曲阜教会自认为对这件事保持了谨慎和节制的态度，笔者所在的时间，感到教民对于这件事的过程不是很了解，而且对于儒教的认知也有偏差，但是他们明确知道教堂需要停工，而且据丰牧师介绍，有些教区的信众对这件事曲阜教会的处理有误会，他举例子说,“停建之后，他们到下面的教区在打开奉献箱的时候受到阻挠，因为下面教区的负责人认为奉献箱是用来建教堂，教堂停建了，奉献怎么处理？”

现在曲阜教会对于这件事的诉求在于希望还是能把教堂建立起来，因此教会方面又提出了第二方案。

（三）对于教堂事件的态度

1、对于媒体的态度

在和丰牧师的访谈中，他提及到新教堂奠基仪式完成之后，新华网的记者刘宝森通过济宁市政府的介绍找到了曲阜市政府，要采访关于曲阜建教堂的事情，因为是教堂的情况，就由曲阜市的统战部专管宗教部分的领导介绍找到了丰牧师，交流了很多情况。丰牧师说他并没有提到教堂的具体数字，而且教会方面认为这种介绍教堂的新闻并没有什么特殊地方，而且这个采访有助于教堂的宣传。

只是在最后这位记者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问道，“你们觉得在曲阜市建教堂有什么感觉吗？”当时丰牧师表示这没有什么，只是曲阜的信众有需要，要求见一个教堂而且教会方面的手续也是合法的。

当笔者问及现在曲阜市建教堂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事件之后，教会方面有什么看法？丰牧师表示，真实感受是莫名其妙。他们认为这种莫名其妙不是针对儒家的，而是对于媒体，因为在访谈中，丰牧师自始至终否认新闻稿中的具体数据是由他们提供的，而且暗示这些数据他们也没有确定下来，更谈不上有境外势力渗透，也就是说，在考虑建教堂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儒家文化和曲阜是儒家圣城这个情况考虑进来，因为他们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引起冲突。

至于提到曲阜教堂规模宏大，据孔庙甚近之说，表示无奈，因为曲阜市本身很小，以距离来讲，这个教堂的选址已经是在市区范围内，离孔庙最远的一个方向了。

对于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及具体情况，教会方面表示他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在曲阜市本身来讲并不存在对这件事的巨大反响。

2、对于儒家的态度

首先，教会方面认为在日常传教中从来没有和儒家文化有抵触的地方，丰牧师表示在代表教会给非教徒赠送礼物时，并不是送《圣经》之类教会的纪念品，而是赠送《论语》或是关于的孔子的纪念品。

而且丰牧师认为在曲阜传教需要很好的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了解儒家文化在曲阜传教会受到影响，可惜的是他没有举出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只是强调了做了牧师之后对孔子的理解更深了，他说“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这话很绕嘴，远不如“爱人如己”。

其次，在教会了解到，曲阜很多人并不认为儒家是个宗教，和基督教信仰有所冲突，孔子是历史上的圣人，但并不是神，所以不是信仰，而且一位孔姓的女性长老也表示说，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当初文革时期这个地方比其他地方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导致很多人对于孔子的感情淡漠，孔子文化升温还是近几年的事，大概是从建立文化城开始的，毕竟三孔是曲阜旅游的支柱产业。

丰牧师表示在传教过程中并有遇到以儒家文化为信仰的人，对于孔子的祭祀也局限于官祭，民间祭祀很少，孔庙也没有本地的香火。孔长老说，即使我们的父母还是葬在孔林里，但是因为信了主，也不能祭祀祖先，都是摆束鲜花就算了，更别说祭祀孔子了。后来，她又说，孔庙对外开放后，其实还是有香火的，开始是外地的学生，后来本地的也有，主要还是求考试、求学业。

最后，丰牧师很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他认为中国现在的信仰缺失，是很悲哀的事情，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信仰。当问及如果有一个文化或是说信仰可以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该是什么？丰牧师想了想表示说该是孔子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这不过是民族共同信仰和他个人信仰间的选择问题，就像他尊崇儒家文化，但是个人信仰是上帝——基督教。他解释说，信仰是信仰，文化是文化。曲阜人其实从小还是受儒家文化熏陶，孔家的信徒讲他们小时候家里会讲关于孔子的故事和传说。比如他的出生、成长的故事。

3、对于政府的态度

教会表示对于之前的教堂申请时的帮助非常感谢。丰牧师说，对于如何申请一个教堂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不知道要准备哪些材料，但是找到宗教部门之后，政府的干部给他列了需要的材料和首先要找的部分，从发改委到规划部门，所遇到的干部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教堂停建之后，很多教徒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对于政府没有明确表态表示不满。但是经过教会负责和管理人员的开导、劝解，使得信徒的态度也相对平和，在等待着政府的决定，而且教会表示希望能杜绝教徒使用私人关系来干涉这件事，并表示教会方面会积极配合事件的后续发展。

总体来说，丰牧师等认为这次的曲阜教堂事件存在误会，主要是在媒体报道上，同时也暗示了儒家在网上发表的一些言论，有炒作之嫌。

四、政府对此事的回应

为出发去曲阜前，笔者听说奠基碑已经被偷走，到了曲阜了解到：之前奠基碑的确是移走过，但是被镇政府移走，考虑这片地用作它途，但是曲阜市政府又将奠基碑移回，表示在事情最终决定之前这块地方不能做其他用途。笔者到实地去看时，已经有村民在地里耕作，种满了农作物。

在走访曲阜市政府之前，无论是曲阜的基督教教会还是曲阜当地的儒家代表，都无法给笔者提供联络方式，也就是说无人牵线。于是当时只能自己去县政府去试试，当时据保安说宗教部门在统战办公室，并没有独立的办公部门，当时碰到一位工作人员，问清笔者来意之后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不在，如果我们没有预约的话就很难等到人，让笔者离开。但是笔者考虑到没有任何结果就离开，有些不甘心，所以坚持在楼道里面等是否有其他能回应此事的政府工作人员。

不久之后，又碰到一位工作人员，笔者再次表明来意，于是这位政府人员表示虚掩着的门里的领导就是统战部分管宗教的负责人。其实，这个人就是当初告诉笔者“领导都出去了不在，你们可以回去了”的那位政府官员。

于是，笔者再次去敲虚掩的办公室的门，但是这位孔姓的领导却去了阅读室，在阅读室门口的台阶上座了大致半个小时后，领导终于离开了阅读室，于是笔者走上前，表达了此行的来意。

几番请求之后，同意简单的说两句，但是拒绝录音，但最终只是说了“根据上层领导的意见，对于曲阜教堂事件不作任何回应。”语言神态间可以看出对此事有一定的情绪。

五、分析与结论——来自儒、耶文化与信仰认同的冲突

身份认同如同哲学中的永恒问题“我是谁？”一样，答案显而易见，却又好像没有提问的必要。当人们思索“我是谁”的时候，就意味这“我们”已经离开“我”这个“存在”已经很远了，“我”也变得模糊了。当今身份认同的问题备受关注，那么同样意味着人们开始失去了这个“身份”，也不确定该“认同”什么？“身份认同是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社会学学者来说，身份认同体现了政治变革、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等诸多重要社会因素。”[23]

很多研究都着意在中国基督教教徒的身份认同上，比如张敏的《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方文的《群体符号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还有李向平的《伦理·身份·认同——中国当代基督教徒的伦理生活》，都是对基督徒自我认同的研究，“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说法，使得在宗教身份的判定之外又多出了一层对于身份认同的困惑。

因此，中国基督徒在构建并强化自身的社会认同的同时还在建构这个群体自身的形象和社会标志，以此作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并不断强化之。“信仰成为一种身份或自我认同，不仅表明了基督徒的信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他们对这种信仰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对我群——基督徒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对他群——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表现出强烈的不认同。”[24]除了要不断地建构并强化自身的认同外，中国基督徒还要融合因基督徒这个身份所带来的和其他群体的疏离感。因为基督教本身被认为是外来的宗教，而且在近代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炮弹一起进入了中国社会。

故此，中国基督教和教徒也在努力地需找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契合之处，从理论的研究到民间的传教，都有此趋势。例如，在访谈中提到的曲阜教会在传教的时候有时候用孔子的话，而不是圣经上的语言，他们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文化有相同之处，而且这样跟贴近百姓的生活，平易近人。[25]

丰牧师介绍说：“我们送礼品，论语送的很多，有的时候几十本的送，还有就是艺术品，只要基督教能接受的不是偶像崇拜的，就大多送孔子，尤其是上等层次的人很多都送孔子像，一般送曲阜的艺术品。”[26]在笔者在访问儒家代表的时候将这一情况告知，儒家被访者说“那好啊，有点像利玛窦他们，但是，虽然我没接触过，但是我觉得他们没这个水平。”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的时候对儒家的态度是尊重，并且通过“以儒释耶”，他并不反对中国儒家的祭孔、祭祖等仪式，并在传教中极力表现与儒家文化的汇通之处。正如，利玛窦用“儒服”替换“僧服”，并正视了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将儒学的天和上帝，如从宗教所同具的终极关怀说，则较一般学者忽视儒学的宗教性更高明。”[27]

笔者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儒家代表的说法，不是说曲阜基督徒的水平不够，而是在访谈中体现了对于儒家仅仅被视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教导，并且反复提到儒家文“信仰和文化不能等同。”[28]

所以曲阜的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没有冲突，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身份和儒家文化的融合时产生的潜在的纠结，但这种纠结未必被教徒清晰的意识到，因为“基督徒身份本身即暗含着接受某种特定的伦理价值和特定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基督徒在获得这种身份之后，会采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来重构其日常生活。”但是，在曲阜这个儒家文化的圣城，既是曲阜基督徒的骄傲，也是给他们带来了认同的困境。在和孔长老[29]交流的时候，她说：“接触多了之后信仰了耶稣。心里要是遇到难事，祷告主之后就会得到解脱。”信仰并不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而且生活日用的伦理价值依然是儒家文化的。

由此可见，对于基督教的认同并不是来自“以整个人生和生活作为担保的”，是在儒家文化中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因此，信仰认同与原本文化的认同产生了困惑、纠结和抵触，形成了一种看似此消彼长的态势。再者，曲阜本身几大宗教的历史薄弱，以前的信仰主要以民间信仰为主，五大仙，以及更为虔诚的祖先崇拜，而不是佛道信仰，因此孔子在文革的时候被“打倒”之后，曲阜没有从对孔子的否定中完全走出来，然而，对孔子的崇敬又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曲阜人心里的，存在着文化和信仰上的矛盾。

很多学者提出用文化来界定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指的是“专属于一个族群（语言、宗教、艺术等）的文化特点之总和，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个别性，一个个体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30]用文化来解决现实性问题是极为普遍的，因自工业革命之后在世界很多地方，文化都面临着现代性的巨大冲击，也正因为如此，日益削弱的文化在20世纪被提出来进行充分的研究，希望能解决由现代性带来的对人性和传统的冲击，所以用“文化身份”来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成为必然。

曲阜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但是对于文化的认同却是儒家文化的，但是又无法将孔子作为信仰。在信仰基督教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一种宗教作为文化，承载着很多方面，比如他的道德，而在曲阜的基督徒认为这两种文化在道德上并没有什么冲突，事实是否没有冲突，还是在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已经开始用儒家文化来解释基督教的道德。

其实基督徒的身份变化是由信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信仰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从曲阜教堂的事件看来，不仅是中国基督徒出现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困境，对于现在儒家文化的认同也处于困境之中。

儒家在网上抗议曲阜教堂之后，网上各种评论层出不穷，除了来自基督教和儒家这两个当事人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评论，比如说儒家反应过激之类，但是回顾下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当时社会的反应。

“同治初年，河南南阳府士绅因法国教士拟在府城内购买土地建立教堂，嗣后，该教士等又要求查还昔年被政府没收后来改建为江浙会管的旧堂基址，乃纷纷起而反对。除多次联名禀请官府予以制止拒绝，于同治七年，发布《合郡公议条约》，”[31]以反对此事。

又，“光绪十三年，山东兖州士绅，因教士欲至府城购买土地，而发布《东鲁义士告白》，强调：‘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仪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岂肯任从愚民受其蛊惑，害我桑梓，将何颜立天地之间’，”[32]并列出条款以处罚通洋教者。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邹县，有洋人要在此地建造教堂，于是乡绅“号召县民同仇敌忾”，“复用‘亚圣府孟氏’与‘邹邑绅民’”的名义，告知乡里，禁止与洋教往来，同时制定出了惩处办法。[33]

引用上述资料并不是为表现此次儒家在曲阜事件所抗议的合理性，而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文化认同的困境，因为儒教早以完成汇合释、道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的过程。虽然从资料上看，两者之间的确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无论是从儒、耶关系上，还是从儒家认为现在的基督教仍然有西方政治势力的渗透[34]，可能最大的不同来自社会方面对此类事件的反应。在清末，儒家的抗议几乎能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乡里对待签署的乡约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毋庸置疑，当时中国的主体文化就是儒家，它不仅是代表中国的主要文化，还是中国社会中的主体信仰。人们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自主而明确，没有任何的困惑，所以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进入中国，即便是存在单纯传教的教士，但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反抗。

在费孝通先生的眼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低组织的社会[35]，在外国传教士眼中儒教的祭天、祭祖缺乏足够的宗教性，即便如此，儒家文化仍然成为了抵抗基督教传教的主要力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这点从前面引用的清末的资料可以看出。

曲阜教堂事件儒家的反应被认为是对其他宗教不够宽容，也有认为此事件是文明间的冲突，儒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应该是建设自身而不是通过排斥其他宗教来完成。但事实上，这次的教堂事件是对儒家文化意识的唤醒和重构，对于基督教方面则是应该思考，文化身份和信仰身份的区分和建设。

这次曲阜教堂事件虽然存在对于数据和事实的争论，但是儒家方面的受访者表示，“关键这次是儒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所谓儒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这表明，儒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化认同的困境。再进一步说，不仅是意识到了而是已经在建构文化认同中。从调研报告上可见，参与此次签名的人和参与凤凰网的人并不是由相互认识的人发起的，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正是通过这种自发的行为，使儒家形成了一个自觉的群体，这种群体是感情和思想采取同一个取向，形成了具有共同认知的集体心理。在某一事件出现的时候，立刻获得群体行为所特有的属性，虽然在平时的时候时以个体的形式存在。[36]这可能就是这次集体亮相可以到达的效果，儒家此次的行为虽然有被误认为是炒作的可能，但是通过这次抗议事件形成了具有文化认同自觉意识大的儒家群体。前面也提到，文化认同是“专属于一个族群（语言、宗教、艺术等）的文化特点之总和”，同样构建儒教本身也是可以看作是为了消除文化认同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12月9日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2/09/c_12864495.htm

[2] 本文往后简称《意见书》

[3] 参见《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4] 《宪法》第三十六条

[5] 陈来：《曲阜不宜建造大教堂》，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de990100nciz.html

[6] 郭文龙：《不宜在山东曲阜市建造基督教大教堂》，//m.katywinge.com/detail.asp?nid=1890

[7] 蒋庆：《虚心的人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蒋庆先生就曲阜耶教堂事件与儒教重建问题答北京诸道友问》儒家邮报，140辑

[8] 刘国鹏：《两个残疾人的战争》，世界博览

[9] 成中英：《一封公开信：未爱人，焉爱上帝？》，儒家邮报，140辑

[10] 同上文

[11] 陈明：《争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m.katywinge.com/detail.asp?nid=1756

[12] 韩星：《就曲阜建耶教堂答〈南风窗〉记者问》，//m.katywinge.com/detail.asp?nid=1776

[13] 耿硎：《曲阜建教堂之儒耶冲突及化解之道》，http://hlj.rednet.cn/c/2010/12/31/2148301.htm

[14] 参见中国基督教网http://www.ccctspm.org/news/ccctspm/2010/1229/101229700.html

[15] 黄保罗：《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http://www.stsy.sjtu.edu.cn/recommend/2011/1226/article_121.html

[16] 同上

[17] 同上

[18] 《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10）》

[19] 黄保罗：《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http://www.stsy.sjtu.edu.cn/recommend/2011/1226/article_121.html

[20] 罗秉祥：《曲阜建教堂争议与儒者忧患意识》，//m.katywinge.com/detail.asp?nid=2246

[21] 《曲阜县志》

[22] 摘录自丰牧师展示的一份设计要求的复印件

[23] 张萌萌，西方身份认同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11（3）

[24] 王莹：《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中原地区基督教会个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7页

[25] 参见基督教方面的访谈记录。

[26] 详见儒家方面的访谈录。

[27] 参见龚道运：《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页

[28] 参见基督教方面的访谈

[29] 孔宪芹：（1955—）教会常委，于1975年开始在孔庙工作共32年， 1988年开始信仰基督教。

[30] 转引自【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王鲲译，《身份认同的困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页

[31] 转引自吕实强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页

[32] 同上书，11页

[33] 见吕实强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页

[34] 详见儒家方面的访谈录

[35] 参见费孝通：《乡土社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9页

[36]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6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