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9年，唐朝刑部侍郎韩愈冒死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攻击佛为“夷狄之一法”，反对朝廷推助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当时官府民间，均重佛事，唐宪宗本人也于当年下令迎佛骨入宫禁，一时崇佛的气氛达到顶点，朝野上下如痴如醉。韩愈这时上书，既惹众怒，又犯龙颜，于是立即被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1187年后，公元2006年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举国上下一片节日喜气之中，来自十所名校的10名博士生联名呼吁，要求国人“慎对圣诞节”，希望“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表示了对洋节泛滥，传统寂寞的担忧。以王达山为首的这十名博士生甚至还希望相关部门适当介入对“圣诞狂潮”的管理。呼吁发出之后，一时网上议论纷纷，各种观点大相径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这种呼吁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把老百姓放松的节日和政治强行挂钩，体现出某种“不耐烦”的情绪，有“我过我的节日，别扯那么远”之意。也有一部分认为是“腐儒”的观点，觉得我们应该海纳百川，象唐朝一样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 

　　首先，笔者以为，老百姓过节日，也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这次呼吁的发起者作为一名致力于儒学复兴活动的哲学博士，对这种洋节日泛滥的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应该说是他份内的工作。社会的思想界精英，当然要密切关注，充分挖掘民风民俗变动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走向。所以笔者反对那种“不耐烦”的情绪， 

　　海纳百川的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本文并不想对借鉴，引进外来文化的得失利弊作太多的剖析，但毫无疑问，历史上每一次对外来文化的引进，都是收益和损失同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我们需要张开双臂迎纳外来事物的人群，也需要保持清醒坚守传统的“腐儒”。就象在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大唐王朝，我们也看到了韩愈，其实在整个大唐，坚守传统，抵制夷狄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这种声音和拥抱外来事物的恢弘气魄，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制衡与互补。不仅中国，纵观世界大国，在国内都多多少少有“保守”的，坚持本土文化纯洁性和主体性的声音。这是一种人的本性，也是一个民族保持自己特征与保持凝聚力的本能，这种声音还起到对外来事物的过滤和改造作用，笔者认为无可厚非。 

　　另外，在引进外来文化上，我们不能盲目地比拟唐朝。 

　　首先，唐朝是民族大融合后出现的朝代，原来意义上汉民族的西晋政权已经在“五胡乱中华”中覆灭，中原的民族，经历了一个重整，重生的过程，北朝和隋唐历代皇室大臣，多有胡人血统，包括大唐皇室在内。某种意义上，大唐的民族，是一个经历了新一轮大融合的民族，这和民族主体稳定的现代中国完全不同。大唐的海纳百川，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合的惯性；另一方面，唐朝又有在世界上十分强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依托，说唐朝豁达而后强大，不如说强大而后豁达。当代中国可以借鉴其历史得失，但如果强行比照，恐怕会邯郸学步，画虎而类犬。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民族的融合进入稳定期后，抵御外来文化入侵，挺立中原文化主体性的声音就由涓涓气流汇为一时浪潮，直接服务于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现实需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唐时代的韩愈所代表的复兴儒教思潮。这种思潮的另外一个诱因，是当时的中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没有盛唐时代那种对他国的绝对优势，甚至受到他们的侵略和威胁。 

　　当代中国，不象中唐一样是从一种绝对优势中跌落下来，而是从一种更劣势的历史角色中重新崛起。两个时代的中国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个相近的格局中，中唐由盛而衰，我们由衰而盛，但都处在一个不盛不衰的时期。我们希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未来将走向盛唐那样的局面，但从目前的实力，格局和文化互动讲，用中唐的形势作为借鉴，无疑比盛唐更为合适。把这两个相隔千年的时代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相似的文化交流，也看到思想精英内心相似的焦虑，所以笔者以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对这种焦虑给予充分的重视、理解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