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

作者：罗传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七日丁卯

            耶稣2015年12月17日

今天很高兴参加赵法生召集的这个会，因为这是我参加的传统文化研讨会里最接地气的一个主题——乡村儒学。将儒学定位在乡村，还有前面发言的彭永捷教授定位在“人民”层面（“人民儒学”），都让我感到亲切，也是我认为最符合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本质含义的一个层面。文化虽然有很多种解释，但它最基本的定义是指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华传统文化就地域和生活方式来讲，是东亚内陆的农耕文明，以及由农耕定居而结成的宗法等级社会。

很显然，那个社会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民间、在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甚至在都市人的人际交往和潜意识里，传统的根脉还在，尤其是以习俗和观念组成的小传统还在。正是这样一个基本层面，让我们今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进，整个东方包括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解体，开始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而每一次历史关头都会在思想领域发生中西之争，发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说明对这道历史难题我们还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没有过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仍然在以各种方式持续发酵：从八十年代反思传统文化，到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再到近些年越来越强烈的复归传统的保守倾向，包括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之争，等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呢？我想提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维度作为参考。

作者近照

一、要有世界历史眼光

我这里说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观，即我们看待传统不只是要看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还要看到世界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理性地面对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传统，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应该说整个世界的巨变开始于18世纪中叶源自英国的工业革命，由于机器生产而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向海外的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连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的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到了现在的全球化时代（地球村）。

因此，如果我们以一种宏观的动态的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大历史”是一个由商业资本的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先有后，有内发（原发）、外发（后发），有中心、边缘的区别（“现代化理论”）。广大的东方国家无疑属于后者——即这里的现代化不是由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是在外力（资本入侵和扩张）推动下被动启程的——这就决定了这个过程有诸多不适应，有诸多艰难困苦和无奈纠结，有比原发国家更为强烈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西之争会反复出现，每到一个历史节点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逼着你做出抉择，像宿命一样无法逃脱？而且，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要思考：既然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正视和接受这个事实，并通过自身的调适和转换，适应、融入进而参与、创造一个中国的现代化，化解固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实现传统文化（关键是制度）的古今之变——这可能是一个古老民族在融入世界、获得新生时最好的选择和结果。

二、继承什么样的传统？

世界上所有民族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都会带上自己的基因，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哪些是经过时间淘洗之后可以延续和存留下来的、富有内在生命力和恒久精神的传统呢？这当然是一个大话题，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历史上经过反思和批判之后被理性认识了的思想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看，至少有两大内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儒学内部推动其不断演变的新的话语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实践；二是以异端和反叛姿态出现的社会批判思潮。尤其是后者，往往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所忽视和不察。人们只重视正统思想和理论，在很多情况下儒学便成了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即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道家思想开始被重视，也是在儒道互补和与儒争胜的情形下出现的（“道家主干说”），仍然离不开儒的视界。至于其他非正统的、官学之外的学术思想，更是难以进入舆论视野。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正统观念就不难发现，自秦汉大一统政治建立之后，直到清末，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会出现抨击时弊、揭露社会危机根源的社会批判思潮：如东汉末年以王符、仲长统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明末清初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等等，它们既是对政治的批评，也是对学术思想的检讨和纠偏，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合理的成分，直接影响到新王朝的政治改良，是古代社会内部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可称作一种“自净力量”）。

尽管各个时期的批判思潮在主题上有所侧重，但依然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比如对权力和土地高度集中的批判，对选官任官制度的批评，对贵族等级制的不满，对国计民生的体恤、建言等等。这些发展到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最高权力拥有者——君权，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认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切弊端都源于君主专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建立“万民之法”的初步民主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批判思潮是对传统社会固有矛盾的反映和应对，它们直接来源于这个社会内部，是对传统病症的把脉，代表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在当时带有异端和反判色彩的思想，比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传统具有更大的价值，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重视和继承的活的传统。

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侯外庐提出、八十年代由萧萐父“接着讲”的“早期启蒙学说”，就已敏锐观察到，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自身发展，后期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动，具有了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萧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的重新发现”、“初步的民主思想”及“近代科学精神”三大主题，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接合点”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固然必须与传统文化结合，但与其中的哪些传统结合/对接是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他指出，只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萌发了的、具有现代文化意蕴的思想精神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驳，才能让现代化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具体说，就是要与明清启蒙思潮对接。这一主张既立足于民族自身，又面向世界和未来，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但可惜这个学说既不被西化派重视，也为守旧派不满，至今不彰。

三、寻找传统文化的生长点

前面已经讲到，我们的现时代和生存境遇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于是我们的传统也就离开了原有轨道而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场域，面临着何去何从和被选择的境遇。那么，在我们这种后发现代化国家里，既往的传统在新生的传统中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当然，就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会打上自身的烙印，这是世界上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的内在根据，即所谓的“身份认同”；但是从根本上说，传统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与现代化的契合程度，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现代化的需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在现代化这幅图画中是作为底色起作用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自己，取决于整幅作品的主题和光影对它的调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是被选择、被创造的，不存在一个离开现实场域抽象起作用的固定传统。

比如这些年大讲特讲的“天人合一”概念，其实已基本离开了传统的语境语义，更多地被赋予了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等现代意蕴。而传统的“天人合一”，其实表达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人与某种绝对存在（天道、天命）的关系，它在儒、道等思想中都有，是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或言说模式，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天人合一”这一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而言，它是传统的；但就其现实内涵和目的而言，它又是现代的。这也说明，当我们在讲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形式和表面，还必须深入分析其实质和内涵，明确复兴的条件和限度，这也是转换话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如何对待传统的“三纲五常”？我比较同意牟钟鉴和李存山两位先生“三纲不能要，五常可以留”的意见。但我也认为，必须对“五常”进行细分和转换。比如“仁”当然很好，这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但是对何谓“仁”首先要作符合现代价值的界定；其次如何实现“仁”（制度保障）也是问题，这是儒家历史上最缺乏的一个环节。“礼”和“义”也有时代的隔膜，一些符合古代“礼”、“义”要求的不一定适合现代，像这些年关于“亲亲相隐”的争论即是如此。“智”的分别更明显，因为古代与现代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已完全不同。“信”在“五常”里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但中国文化是一个熟人文化、亲亲文化，所以“信”也带有由近及远的亲疏等差之别，这在现代公民社会同样是需要反思和矫正的。

所以，明确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是我们作出判断和分析的前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与以宗法等级为内核的传统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主要不是靠道德起作用，而是以满足市场的平等交换原则即契约作为维系社会的根本保障，由此建立起一套与之配套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则，如公平公正、平等互利、基本人权、社会保障等等。简言之，就是对个体权利（right）的保护和对公权力（power）的限制。只有这样，资本市场才能良性运转而不至沦为抢劫和腐败之地。因此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上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一个良性秩序，在这里马克思讲的“资本往往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的话也是适用的。

基于上述，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能提供这样的资源，那实际上也就是将传统融入了现代，焕发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我认为在这方面传统的资源和价值是很丰富的，如儒家的民本、明公私之分、推己及人、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等；道家不仅在哲学上有与现代互通互融的理念，而且在政治哲学上更是具有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组织原则易于接轨的思想，如强调“屈君伸民”、“民自化”等。

总之，如果我们能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去保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用孟子的独立人格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去做一个自觉维护群己权界的现代公民；用道家的尚俭理念去遏制弥漫于世的腐败之风；同时提倡墨家的科学精神、名家注重名实之辨的分析方法，那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正面作用，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助力。但遗撼的是，现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泥沙俱下，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

今天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宗亲、乡绅社会解体了，现代法治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实际成了一个几不靠的荒芜地带。尤其是这里的老弱人群，更是无亲可投、无法可依，传统伦理和现代法治都是缺乏和缺位的。在这里进行乡村儒学实验，如能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将现代法治和公民教育融入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培育现代新农村的人文基础，应是有广阔前景的伟大事业，也是所有真诚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值得努力的方向。在此向赵法生和志愿者们致敬！

了解世界和新时代的发展诉求，明确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定位，是我们甄别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前提条件，如此，才是抓住了传统文化新生的契机。否则，自说自话、空喊口号，或者虚于粉饰、做大做强，表面上看是抬高了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自断生路，扼杀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故将儒学的复兴是定位在庙堂高处，还是日用民生，应是检验儒学和传统文化现代生命力的一把大尺子。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似可以概括为九个字：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这应是我们看待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缺一不可。

谢谢！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