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如何解释中国——纪念冯友兰诞辰120周年

作者：钟治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来源：搜狐文化频道《偏见》专刊（2015. 12. 04　|　第 98 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三日甲寅

            耶稣2015年12月4日

导语：今年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120周年诞辰。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作为一代哲人，他孜孜不倦地传承着、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并致力于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等职。

冯友兰晚年曾自拟一副对联用以自勉：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据他自己解释，“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旧邦”、“新命”，源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冯友兰以“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用“新命”指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

阐发旧邦：照着讲还是接着讲

冯友兰不仅是哲学工作者，更是一位哲学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传承，更多是诠释，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所以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养料，结合时代特点构建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应对当下的时代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完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国哲学史》，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后来他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时又将讲稿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该书是冯友兰哲学与思想融铸的结晶，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初级入门书。

此外，冯友兰于抗日战争时期为增强民族自信心而写就“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贞元”的说法取自《周易》，书中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分别象征春、夏、秋、冬四季。“贞元”即“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的意思，表示抗日战争必定胜利，民族复兴一定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其中，《新理学》是冯友兰构建的“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新事论》和《新世训》都是“新理学”的应用，《新事论》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这条路就是工业化。《新原人》讲的是人生的四种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新原道》是讲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新知言》是讲哲学的方法论。

哲学家的任务：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

冯友兰说：“真正哲学的性质，如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最哲学的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科学则是对实际有所肯定。”在他看来，哲学不是知识，不是各学科的综合，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哲学的功用仅仅在于帮助我们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觉解，人对宇宙的觉解越是透彻，被觉解的宇宙对于人越是有意义。随着觉解的程度加深，人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的生命意义由此得以丰富地呈现。他在《新原人》一书中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但是，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他的这一认识受到了冲击和瓦解。一开始冯友兰认为“革命家已经改造世界了，至于说明世界，那就是哲学家的任务了”。但在同一年他又发表文章说：“哲学怎么能改变世界?它如果正确地解释了世界，这种解释，就成为改变世界底指南针。”在他看来，哲学已经不仅在于解释世界了，它甚至可以改变世界，他本人作为一个哲学家，也要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进程中，愿意为必将崛起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效力。只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才使他明白，不仅是改变世界，就是怎样解释世界，也不是哲学家的事情了。

 “帝王师”理想的破灭

张载曾经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哲学家不懈追求的使命，这一宏愿引起后世哲学家强烈的共鸣。冯友兰既然“接着”宋明理学讲，他的价值理想并未摆脱这一鼓舞人心的强有力传统。事实上，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历程正是对这一使命孜孜以求地生动诠释。所以，他强调人生价值在于内圣外王的兼顾，提出哲学的一大用就是“外王”理想的实现，即做社会的最高首领，甚至提出了“哲学王”和“帝王师”的概念。

冯友兰生当晚清风雨飘摇之际，又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对“帝王师”角色的渴求过于执念。早在蒋介石当政时期，他就以受蒋的礼遇为隆；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他积极向毛主席写信表态，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毛泽东虽然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态度却相当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有一次在会上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冯友兰因此而备受鼓舞。后来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冯友兰在多年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之后，渐渐丧失了基本的自信，他判断事物的标准只剩下了简单的一条：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中央走，跟着革命群众走，“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1973年，作为一位深通儒学的大师，他还居然积极加入所谓的“批孔”运动。对于这段经历，冯友兰后来自我反省说：“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正是因为他对“帝王师”的执念，他在政治权力面前的价值坚守（中国古代所谓“从道不从君”）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内圣外王的理想虽有其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但在先秦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却从未得以实现，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圣”与“外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外王”指涉人伦日用的社会现实生活，“内圣”则是个人内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修养，无论是性质、范围和方法，内圣和外王都迥然不同，它们之间的转化和嫁接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将遭遇巨大的挑战。而冯友兰依旧笃信内圣外王的一致或内在关联，力图通过境界说将内圣和外王予以贯通，并一直试图寻找践行这一理想的机会，即对“帝王师”角色的念兹在兹。这势必显得窒碍难通、不合时宜，因而冯友兰的“帝王师”理想最终破灭，并因种种过分之举而受到许多人的诟病。所以台湾学者韦政通批评说：“冯友兰的真正问题，是50多年来一直靠得权力中心很近。”

辅作新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化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冯友兰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及其融合，他基本没有注意到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和“民族化”问题，他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从农业文明（古）向工业文明（今）的转变。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文化观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即更加重视作为“个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对于中国文化不仅要从文化类的观点来看，同时需要从文化个体的观点来看。从类的观点看，张三作为一个工程师，所关注的只是其之所以为工程师者，他的其他特征都不相关。但从个体的观点看，张三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诸多其他性质，如身高、相貌、性格等虽与他作为工程师不相干，但却是张三之所以为张三并与其他人区别开的重要性质。从这方面说，个体就有重要的意义了。

同样，从文化个体的观点看，不同的文化虽然可以被划分到同一种类型中，但从文化的其他特征看，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又是绝对的。从文化认同和民族生存的角度看，在区分文化类型时被忽略掉的诸多文化特征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处在现实的民族危亡的时代，只有民族性的文化才能激发民族的凝聚力，使人们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去。因此，冯友兰大力强调每一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异”。

此外，冯友兰确立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至今也仍然支配着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他晚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春蚕吐丝般地耕耘写作，最终完成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在学术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新编》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不朽的篇章。如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数十年，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日趋强大，曾经被西方坚船利炮摧残蹂躏的中华文化正逐渐显示出它的内在生命力和强大吸引力。时至今日，西方文明的弊端不断暴露，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的开始转变，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扮演它越来越重要的独特角色。而这些现实正与上世纪一代哲人冯友兰的观点不谋而合。

冯友兰生于旧时代，终于新社会，一生跌宕起伏、饱经动荡，也曾被各种政治势力和潮流裹挟，不少行为未必尽如人意。至于他的文化抱负，一方面要阐发旧邦，即诠释中国文化传统；一方面则辅成新命，即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其间的种种矛盾未必皆能圆融。他的一生，透露着一个夹杂在旧观念和新时代中间的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他的哲学，表现出“旧邦”与“新命”之间的难以弥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冯友兰是旧邦与新命之间的哲学家。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