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法理重构——论公元4至6世纪中国的“大分裂”

作者：徐辰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原道》第26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初五日丙寅

           耶稣2015年10月17日

内容提要：自东汉末年开始，中国陷入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大分裂”。西晋王朝表面的统一只是其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它的崩溃却标志着“大分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公元4至6世纪的分裂既是汉末分裂状态的延续，又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使得分裂状态维系得特别长久。“大分裂”的根源何在，重建于其上的隋唐帝国，其政治共同体的法理基础又何在？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而在这些议题背后，更深层的，则是有关政治共同体重构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政治共同体；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共同体的精神基础

公元311年，匈奴人攻破洛阳，西晋这个曾经结束汉末以来分裂状态的大一统王朝宣告崩溃。这个短暂王朝最后的执政者，也就是“八王之乱”的胜出者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陷入重围前病逝，其部众在扶柩东归的途中为羯人追及，十余万人俱被残杀。司马越身前最为器重的臣僚王衍亦被羯人俘虏并杀害。但是，司马越与王衍这一对“王与马”的组合，在南方早已有了新的对应物（司马睿与王导），[1]后者幸运地避过了这场被后世称作“永嘉之乱”的浩劫，他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江左这一片晋室的乐土。在孤城长安亦陷重围后，司马睿与王导佯作姿态表示要北上勤王，事实上却未发一兵，等到长安陷落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宣告自己是晋室的继承者，是为东晋。司马睿登极时并没有独享龙床，他慷慨地邀请王导同坐御位。时谚有云：“王与马，共天下”，这并非民间的夸张铺陈，而是有关江左政治的贴切描述，田余庆先生称之为“门阀政治”。门阀政治是汉末以来士族分离主义的极端化，皇权政治遭遇了彻底解构的命运。[2]

就在江左特殊型态的新政权形成时，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胡族部落在西晋王朝中原故地上先后建立了诸多胡族政权，并引起了一系列的战端，史称“五胡乱华”。所谓“五胡乱华”，其实是西晋边疆问题中心化的结果，它为汉末以来的分裂状态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民族问题），使得统一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此后南、北政权的主要困扰分别在于分离主义与民族冲突，在它们彻底解决各自问题之前分裂局面都难以结束，即使偶然出现统一该局面也注定难以持久。因为分离主义与民族冲突限制了南北双方的政治动员能力，双方都无法发起富有成效的北伐或南征，即使出现偶然性的成功，南北战争的成果也会因为政治整合能力的缺失而付诸东流。其结果最终不过是将本来随着汉族流亡政权南移的分离主义带回北方，或是将北方胡族政权内迁后的民族冲突蔓延至南方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其实是南、北双方的一种时间上的竞争，何者率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将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公元4至6世纪的分裂与统一是本文的中心议题，而在这个议题背后，更深层的，则是有关政治共同体重构的普遍性问题。

一、分离主义的极端化：门阀政治

皇权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重建于江左的晋室政权却是皇权政治的独特型态，或者说是一个例外状态。东晋的皇权依赖于门阀间接地维系着国家的统治，门阀（而非皇权）才是东晋的政治核心。东晋政治的稳定与否，取决于门阀之间的平衡与否，平衡则稳定，失衡则动荡，皇权只是门阀名义上的共主罢了，由于门阀之间的相互制衡，司马氏的皇权才得以在夹缝之中苟延了一百余年，因此如前所述，史学家将这种政治形态称为“门阀政治”。当然，“门阀政治”并非一个冒然出现的状态，它其实是西汉中叶以来士族崛起现象的一种极端性呈现方式。自汉武帝崇儒后，“士大夫”逐渐取代“游士”成为主要的辅政者，两者的不同在于，“士大夫”背后有地方宗族的势力作为凭籍，而非仅仅依靠自己的知识获用于朝廷。[3]而以东汉的党锢之祸为标志，皇权政治完全腐化，作为皇权衍生者的外戚与宦官主宰了政权，排抑了士族的政治参与，破坏了东汉既有的政治格局，因此士族的国家意识转而趋淡，分离主义意识增强，渐渐地演变成了一股股独立的地方势力，并因此成为政治共同体的离心力。

正是因为这些分散的分离主义势力的存在，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状态特别难以结束。而盛行于此时期的无君论则在观念上否定了皇权政治的正当性。但相较于消极的无君论，积极的虚君论显然更具现实意义，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论，为皇权政治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崇有”论，则是皇权与士族的冲突最终得到调和的标志。无论是“贵无”还是“崇有”，其实都是要求皇权“无为”，它们是相同主张在不同时期的体现。[4]太康元年的平吴之役后，终于统一天下的西晋王朝，亦不得不屈从于此种既存的分离主义状态，故仅以“孝”（而非“忠”）相标榜，以为安邦之计，分离主义正式合法化。“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乃古之美训，然而西晋时期，“忠”与“孝”成为了竞争关系，最终“忠”为“孝”所完全吸收，“忠”的范围缩小到门阀之内，共同体则徘徊在解体的边缘。此后皇权则无为于上，士族之间则通过“婚”“宦”的方式相结于下，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形态。晋武帝死后，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权而导致的“八王之乱”，进一步消耗了皇权的正当性与实际控制力。而在接踵而来的“永嘉之乱”中，随着东海王司马越（皇室最后的威权主义者）的病逝及其部众的覆没，皇权彻底衰落。衣冠南渡后，势孤力薄的司马睿，只能藉由门阀的扶翼才得以赓续晋室的皇统，并无振兴皇权的资本，其本身也只是门阀用以缘饰政权的傀儡而已，一个以门阀为中心的虚君时代正式来临。

东晋政权是一种“悬浮型政权”，[5]它只是一个由地方离心主义势力组成的松散联盟。门阀冲击了政治共同体，朝廷无法在超越门阀的更大范围中构建权威，所以它并不能直接地统治国家，只能依赖门阀来保障政权的存续，以及为江左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而作为工具理性体系的军队则处在门阀的控制之下，军队一方面是其对抗中原胡族政权的依靠，另一方面也是其对内争夺政治控制权的工具。但等到京口的流民军形成后，门阀与军队的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流民军是以北方的流民充作兵源，以久历疆场且与流民兵卒原本就有统属关系的流民帅领辖，它是一股新势力。这一势力在挫败了盘踞荆州的门阀王敦的叛乱后，获得了重要的影响力，并很快酝酿成了著名的“苏峻之乱”。这场动乱虽然最终被东晋政权平息下来，但它预示了流民军将不断地扩大其独立性，尤其是北府军创建后，流民军获得了稳定的建制并趋于集团化。而在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谢安之侄）隐退后，北府军更是逐渐摆脱了门阀的控制，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摇摆于各个门阀之间（继士族谢玄、王恭之后而接掌北府军者，是寒门将领刘牢之，他是这种摇摆状态的代表人物，其反复于各股政治势力之间，显示了他拙劣的政治技巧，也反映了流民军对成为一支独立力量的不知所措[6]）。另一方面，士族南渡后，因应江左的地理、风情，多采取庄园型态的组织，而放弃了以往的坞壁型态，其部曲多转为佃客，大大地降低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弱化了其宗乡武装，故逐渐丧失了武力上的自主性。[7]流民军的独立，以及宗乡武装的弱化，最终导致了江左政权型态的转变，南朝刘宋的建立则是其标志。

但南朝刘宋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皇权政治的完全恢复，门阀政治并未随着东晋政权的结束而终止，因为皇权并没有取得对门阀的绝对支配，相反，门阀虽然不能再像东晋时期那样左右皇权，但是它仍然制约着皇权，此为门阀政治的余波，也可以称之为门阀政治的第二期。虽然在此期门阀政治中，门阀的影响力弱化了许多，但它们仍然控制着庞大资源（土地与人口），导致皇权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皇权仍然须倚重门阀，而且由于门阀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朝廷仍然得依靠他们来治理国家，所以庙堂之上依旧充斥着士族。而且，士庶之别仍然非常严格，即使是深获君主重用的文官或武将，也不因其权位而得以提升其社会地位。《世说新语》记载：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侯景传》亦云：“（侯景）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可见，君主对于门阀的问题亦毫无置喙的余地。同时，南朝在建立后，它仿效西晋时期的做法派遣皇室子弟赴各地担任刺史、郡守，可是这些皇室官僚们不仅没有藉此有效地控制地方，反而被地方士族所左右，形成“封建的地方分权”，这意味着以官僚组织为主导的帝国体制并未恢复。[8]皇权政治是一个“君主—官僚”的理性体系，仅有威权主义的君主，却没有官僚组织的辅助，这种皇权政治的集权程度是极为有限的，或者说是一种蹩脚的皇权政治。虽然军队重新收归皇权，但官僚制度却从未恢复健全状态，这使得南朝的皇权政治颇不上轨道，且更类似于陈志让教授描述的“军绅政权”，而非一个常态的政治体制。另外，在门阀政治的格局下，由于作为政治主体的门阀是多元的，政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门阀之间的平衡是很难维系的，门阀之间总是在寻求平衡点，因而总是处在结盟与对抗之中，其中消极的例子是王敦和桓温，[9]他们先后成为门阀政治的代表人，却想独掌政治，甚至萌生取司马氏政权而代之的野心，他们在其他门阀的联合对抗下先后失败，但桓温的势力败而未亡，其余波在其世子桓玄的引导下，最后还是颠覆了司马皇朝，建立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桓楚政权。虽然桓玄最后事败身死，但他成为了刘裕篡晋的开路者，后者在讨伐桓玄的战役中获得了政治军事的控制权，其威望与实力在是役中达到其人生中的一个高峰（刘氏的另外几个高峰分别是追随刘牢之挫败孙恩的天师道作乱、平息天师道在卢循、徐道覆指挥下卷土重来的反叛以及北伐中原收复旧都），这为他以后创建刘宋政权积累了重要的资源。

出身寒微的刘裕毫无疑问地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与军事天赋，在门阀环视的政治局势下，他这个曾经的“田舍翁”竟能超然于当时的政治生态，以微贱的出身凌驾于所有门阀之上，确实令人叹服，但其所开创的刘宋政权并没有完全改变门阀政治的状态。而且，虽然政治主体趋于单一化（多元的门阀→单一的皇权），但南朝刘宋的政治也并不稳定，正是围绕着皇权，刘宋政权内部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相互残杀，尤其以明帝刘彧为代表，这位早年也曾饱受迫害的君主，为了剪除来自皇室内部的威胁，将拥有兵权或声望的兄弟一一残杀。[10]而且，刘宋政权那些起自寒门的最高统治者，缺乏特定的文化熏陶与政治训练。虽然创业之主刘裕很注重自己文化修养的提高，常与名士谈玄（当然这也是他仍然不得不向门阀妥协的一个证据），而且他也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得到了极为残酷的训练，但他的后嗣则养尊处优，且没有门阀式的祖训宗规，肆意放纵，导致了刘宋政治品质的低劣。最终，刘宋政权被另一个军人领袖萧道成取代，当然萧齐政权，同更晚的梁、陈政权一样，都只是此种劣质皇权政治型态的延续而已。其中尤以陈朝最为不堪，因为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衣冠世族被戕害殆尽，且国家已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陈霸先虽然以建康为中心创建了陈朝，但丧乱之余的陈朝并没有能力讨平各地的军事分离势力，只能曲以优容，以求各自相安无事而已。

二、分离主义中的皇权：东晋、南朝失落的皇权政治

但皇权也并不是一直无所作为，相反，它一直在寻求伸张。晋元帝司马睿自登基始，就不满于“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他重用刁协、刘隗、戴渊等寒士，想用他们逐步消除门阀的政治影响，恢复皇权政治，结果遭致江左门阀的一致反对。在王导的默许下，镇守荆州的王敦（王导堂兄）举兵反叛，获得门阀支持，领军攻入建康，杀刁协等人，失意的晋元帝则郁郁而终，皇权对门阀政治的第一次反动宣告失败。当然，后来王敦想结束司马政权，自己取而代之，就得不到门阀的支持了，谁也不希望某个门阀独大，尤其不能容忍它试图转化为皇权，握有重兵的王氏取代司马氏，将会缔造一个强势的皇权，其他门阀必然会抵制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王敦的第二次举兵在其他门阀的联合对抗下失败，王敦则病逝于军中，这也可以说是门阀对皇权的一种变相压制，将一个可能的新皇权扼杀在未萌状态。敦乱平息后，庾氏代替王氏成为门阀代表，晋明帝又想恢复皇权政治，他重用司马宗与虞胤对抗门阀，结果被庾氏挫败，这是皇权对门阀政治的第二次反动，亦告失败。庾氏势力大增又破坏了门阀的平衡状态，于是王导与郗鉴合作制约之，恢复了门阀之间的相对平衡。庾氏家族势力消退后，桓温成为了新的门阀代表。桓温极具野心，为扩大声望与势力以最终迈向皇权，最好的方式是发动对外战争，一方面可以藉由克复中原的赫赫功勋帝位自为；另一方面，战争的筹划与进行涉及整个政治共同体的资源分配，故可借机扩张势力。桓温的西征与前两次北伐获得了巨大胜利，但第三次北伐中的枋头之败结束了他的北伐事业。桓温南归后为篡晋积极准备，但其他门阀百般抵制，后桓温病故，其事作罢。从前高枕东山的谢安出任东晋丞相，替代桓氏成为门阀代表，而桓氏家族（以桓温之弟桓冲为代表）在荆州一带的势力仍然存在，依旧威胁着东晋朝廷。但此时已经统一黄河流域的前秦帝国大举南犯，谢氏主持的东晋朝廷与桓氏乃相互合作，抵抗入侵势力，此时司马皇室也乘机再次活动，为恢复皇权政治努力，孝武帝及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也通过战事方面的调度而分享到了相当的政治权力。

淝水战后，谢氏因立下了不世功勋，达到了其声望的顶点，然物极必反，谢氏也因此成为其他门阀的嫉妒对象以及皇室的打击对象，故而战后两年内朝廷竟没有就此役论功授勋，谢氏且被逐步排挤出朝廷中枢，但谢氏秉持一贯的谦退，谢安、谢玄先后主动去位。[11]孝武帝兄弟掌握了政权，貌似开启了皇权政治恢复的前奏。谢氏引退后，获得最高统治权的孝武帝与其弟司马道子开始争权，等孝武帝暴毙后，司马道子总揽朝政，皇室的权威颇有复兴的迹象。但司马道子能调用的资源其实非常有限，门阀根本不在其控制范围内，而荆州的桓氏更是心腹之患，尤其是在桓玄吞并制约他的殷仲堪与杨佺期两股势力后，这种威胁更显急迫。为了防范桓玄，司马道子（后期主要是其子司马元显在主持朝政）加大对三吴地区的租税与兵役，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结果天师道反倒借此酝酿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席卷江左。但其为乌合之众，缺乏有效的组织，在北府军的讨伐下，其乱平息。桓玄则趁乱攻入建康（北府军主帅刘牢之为桓玄所收买，故未回师救援建康），颠覆了司马政权，桓玄处死了司马元显，流放了司马道子（后亦杀之），司马皇室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振兴活动，宣告失败。

而北府军主帅刘牢之因为举措的反复不定，失去了对北府军的控制。在刘牢之死后，刘裕、刘毅成为了新的北府军领袖。刘裕以讨逆为号召，自为盟主，组织联军击败了桓玄。后刘裕又平息了卢循、徐道覆之乱，并剪除了刘毅的势力，然后消灭了在桓玄之乱中独立的谯纵，再次平定蜀地，其威权日盛。刘裕在篡位前，仿桓温故事，两次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后秦，一度光复洛阳、长安。后因为江左政局的变化，南归篡晋，称帝于建康，但如前所述刘裕远没有达到恢复皇权政治的状态，他只是把南方带入到了门阀政治的第二期，这个政权并没有改变其“悬浮型政权”的特征，仍旧缺乏大规模政治动员的能力。而北伐途中的刘裕之所以急于南归，是因为他安排留守建康主持大局的亲信刘穆之去世，江左门阀立即蠢蠢欲动（从此事亦可发现其“悬浮型政权”的不稳固性）。刘裕南归后，其滞留北方的大军，并没有能力固守中原，并滋生内乱，在撤退时，为匈奴人所全歼，这导致江左的军事实力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而刘裕北伐所取得的战果，在其身前身后也逐步丧失殆尽。在北方皇权政治所建立的“嵌入型政权”的步步紧逼下，南方政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最终被并入北方政权的版图。

总之，无论是作为第一期门阀政治的东晋，还是第二期的南朝，它们同样都只是“悬浮型政权”。门阀在这前后两个时期虽然有强弱之分，但都制约着皇权，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动员能力的政治共同体在江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江左虽然能在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以及在南朝刘宋时期的瓜步之战中击退北魏，但这些胜利都不具有全局性意义，它们只是推迟了北方对南方的吞并（但前者仍然一直在蚕食后者）。南方在获得防御战的胜利后，根本没有趁机北上扩大战果的能力，而待到北方完成了“嵌入型政权”的建构后再度南征时，积弱已久的南方政权的防御体系瞬间便土崩瓦解，公元589年隋军的渡江灭陈之战，非常轻松地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势（除开西晋时代的短暂统一）。

三、民族主义：从汉统走向汉化

皇权与士族冲突的问题，其实是汉末分裂以来的“老问题”，只不过在南方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门阀政治）呈现出来。该问题在北方亦有它的存在方式，比如士族在地方建立的各式各样的坞堡集团，它们同样是一种皇权之外的分离主义势力，不过，尚未强大到足以左右皇权。而北方的“新问题”在于，随着“五胡乱华”的展开，北方陷入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之中，如何完成民族的融合，打造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政治共同体。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以前，北方的政治军事状态其实是碎片化的，其混乱状态与南方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东晋建立初期，北方陷入胡族互相攻伐的混乱之中。但所谓“五胡”并不是以各自统一的状态出现于中原，它们内部也是极端分裂的，比如鲜卑族即分为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等部落。而滞留北方的汉族，以各地的门阀为中心，形成了一股股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治势力，它们也是北方完成统一的障碍。在“衣冠南渡”中，很多真正根深叶茂的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轻易地放弃故地举族南迁（尤其是在错失了南渡的最佳时期后）。[12]这些“根深叶茂”的门阀以及饱经苦难的汉族平民都期待重建于江左的晋室驱逐胡族收复故地，恢复西晋的大一统局面。北方这种虚弱的分裂状态，以及中原汉族的归心晋室，对于东晋政权的北伐非常有利，这也是东晋在北伐初期屡屡获得战果的原因。而汉族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也确实成为了东晋政权的旗帜，它以正统的名义自居，贬斥北方的胡族政权，否定它们的正当性，故不与之互通使节。但东晋政权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它虽然不像北方那样直接处于分裂的战争状态，但其政治势力也处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北伐所能带来的声望与实力，则是强权者所觊觎，而又为其他人所忌惮的。这种错综的情况，让东晋的北伐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成为了一个具有复杂因素的政治行动。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操纵以及北方胡族政权的反攻下，祖逖、殷浩、桓温以及刘裕的北伐均告失败，导致江左的民族主义旗帜最终褪去了它的光芒。因为汉族的民族主义：“汉统”，会随着北方民族融合的深化，尤其是胡汉血统的融合，而逐渐降低它的重要性。而北方政权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很强烈，例如攻陷洛阳的匈奴族首领刘渊便自称是汉朝皇室的余裔，其政权即号曰“汉”。所以，民族主义的旗帜逐步的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手中，当然这将是一个缓慢的从“汉统”走向“汉化”的过程。

在混乱的中原，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诉求。氐族在苻坚这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指挥下，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前秦帝国，并希望以“汉化”为方式在北方重构一个稳固的政治共同体。但前秦帝国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由一个弱小民族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氐族在帝国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苻坚为了控制地方，又不得不将氐族军队派往各地要津驻防，导致了氐族力量的进一步分散。敏锐的王猛没有被帝国庞大的表象所迷惑，他一再向苻坚指出帝国的死穴所在，并在临死前告诫苻坚不要南征。但以“汉化”为精神理念的前秦帝国，不可能长久的容忍另一个汉文化中心的存在，建康对前秦帝国的正当性构成了极为强烈的威胁，它的存在就是对前秦帝国的讽刺，在南征成功前，前秦即使不被视为蛮夷，也只能是次一级的汉文化中心。于是苻坚萌生了南征的强烈愿望，他对于建康文化中心存在的耿耿于怀，事实上只有当他将“王化”推广到了偏处东南的建康，前秦帝国才能真正地成为汉文化的唯一中心，而中原的汉族遗民们才没有了其他的寄托。而此时以慕容垂、姚苌为代表的异族首领们纷纷支持，因为南征将会带来两种可能：成功或失败，前者意味着可以立功获赏，后者意味着前秦帝国崩溃，各部族恰恰可以借机恢复独立。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公元383年，前秦大军陆续南下，与谢玄指挥的北府军对峙于淝水，结果前秦失利，苻坚本人亦为流箭所伤，拖延观望且未受重创的异族军队纷纷散走。等到苻坚逃返中原后，发现帝国已然崩溃，曾经归附的部族各自据地反叛，北方再次陷入了狼烟遍地的混乱之中。在苦苦支撑两年后，帝都长安为慕容鲜卑的一支（慕容冲）攻破，苻坚出奔五将山，又为羌族所围，叛将姚苌在索要传国玉玺不得且苻坚严辞拒绝禅位的情况下，将其缢死。再经过数年的挣扎，前秦帝国的残部在各部族政权的不断攻击下转战各地，公元394年，前秦最后一位君主苻崇为乞伏鲜卑人所杀，前秦正式灭亡。苻坚的失败是由于他在远未完成一个成熟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前，就早早地发起南征所致，结果导致前秦这个松散的政治共同体迅速分崩离析。[13]此时的东晋虽然由于内部复杂政治因素的掣肘不能发起有效的北伐，但在前秦南征的压力下，它的民族主义精神仍然足以将其共同体内的所有力量（主要是长江下游谢玄的北府军与上游桓冲的荆州军）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反击能力。甚至在这个共同体以外的汉人也仍然会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如前秦将军朱序仍旧归心于东晋，他在淝水之战中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使得北府军取得洛涧奔袭的成功，并在关键时刻涣散了前秦军心，立下赫赫奇功。这说明苻坚以“汉化”为中心的新民族主义，只具备初步的雏形，尚未能真正实现北方的民族融合，在与南方“汉统”竞争时也不具备优势。

前秦帝国崩溃后，北方政治秩序进入了新一轮的动态组合期。在纷扰的战争中，拓跋鲜卑族脱颖而出，从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焘，北魏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在前秦帝国的废墟上重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此时，南朝刘宋的第三位君主宋文帝，颇有继承乃父（宋武帝刘裕）恢复中原抱负的雄心，先后发起了三次北伐，史称“元嘉北伐”，结果均为北魏所重挫，在宋军第三次北伐失利后，魏主拓跋焘且趁势转而发起南征，但亦止于瓜步，未能获得更大的战果。著名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所写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就是对南朝刘宋“元嘉北伐”失败后宋文帝仓皇南归情形的描述。“元嘉北伐”固然以南朝的失败结束，而且这也成为了南北交兵的转折点，此后南朝陷入了全面的消极防御战，再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北伐。但辛弃疾所没有提及的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反击也只是止于瓜步，他并没有能顺势完成南北的统一，南北双方只是陷入了持久的攻守战而已。这背后的原因则是北方民族融合尚未完成，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嵌入型政权”的建立仍然有待时日。

在逐步统一北方并与南方交兵的过程中，北魏秉持了前秦的汉化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自幼便受冯太后（汉人）影响的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北魏的汉化开始急剧地深化。孝文帝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其中最为关键的是：1.禁胡服与胡语；2.改胡姓为汉姓（皇族拓跋氏亦改姓元）；3.鼓励胡汉通婚；4.迁都于洛阳。与苻坚一样，作为汉化政权的统治者，孝文帝不能容忍另一个汉文化中心的存在，因而数次亲征南朝萧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不能消灭南朝，南北双方的战争始终处在瓜步之战以来的胶着状态里，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当然，北魏不会遭遇苻坚的那种悲惨结局，其在黄河流域维持统一局面已久，也不会因为一次对外战争而导致政权的全盘崩溃。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北魏比前秦要稳固得多，它的衰亡不是由于外在的战事，而是缘起于孝文帝迅猛且激烈的民族政策。孝文帝时期以汉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虽然比苻坚时期更为成功，但也没有真正完成北方的民族融合，而只是通过服饰、语言、姓氏等表象将民族冲突的问题掩埋了起来。公元523年，六镇爆发大规模叛乱，北魏政权的北疆遍地烽烟，各种势力割据地方，严重威胁了北魏的统治。诚如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北魏晚期的“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以孝文帝为代表的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的反动，“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14]后来的西魏政权有鉴于前秦、北魏以汉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的弊端，而且其统治者宇文氏就是在追随尔朱荣反对汉化的叛乱中崛起的。它采取的是一种复合型民族政策，一方面要与“汉统”的南朝争取民族主义的正当性，以获得在人数上居于绝对优势的汉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必须向西北地区胡化的现实妥协，以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核心。宇文氏的民族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继承者隋王朝在公元589年的南征中，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僵局，消灭了自“永嘉之乱”后南迁江左已历270余年的“汉统”政权，实现了前秦与北魏在淝水与瓜步之战中所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四、遗留问题：共同体的精神基础

黑格尔（Hegel）认为，国家是特定精神的现实呈现。这个论断引起了颇多争论，但在以下范围内，则大概能为一般观念所认可：国家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它是国家的坚实基础。在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构中，秦始皇与汉武帝对于这种精神上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帝国的初创者，秦始皇的方法非常粗暴，他试图藉由焚书的方式禁绝学术思想在民间的流传，再以法家的手段建立一个极端理性化的“君主—官僚”的皇权政治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冷酷理性的威权主义者，秦始皇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但他的帝国在其身后迅速分崩离析，其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亦告失败。作为帝国遗产的继承者，汉朝在统治初期转而采取道家虚静无为的政治哲学，但这种消极的意识形态也许并不能长久地符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追求，继始皇帝以后的另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汉武帝打破了这种沉寂。汉武帝选择了儒学作为帝国的精神基础，虽然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怀有恢复王官学传统的抱负，但他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方式：表彰古代经籍，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以受经术，并命地方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这些都为儒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于是儒学在百家之学中脱颖而出，儒学所保存的三代以来的礼乐精神也为民众所普遍接受，从而实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对接，诚如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以儒学而入仕的循吏在实现这种对接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儒学在经过两汉经学的漫长诠释后，越来越繁复，这种过分支离且不言“性与天道”的学术，[15]并不能成为人们精神的栖所。而且，经学作为一门高度复杂的学问，被经学世家所垄断，他们并藉此获得了入仕的特权，最终形成了地方士族，在党锢之祸后，这些拥有庞大势力的儒学士族反而成为了分离主义的根源。随着帝国的彻底崩溃，儒学作为一种提倡大一统理论的学术，更是失去了它的寄所，复兴的道学（玄学）逐渐取代儒学在士族之中流传，而儒学（尤其是三礼之学）则仅仅作为齐家之术在门阀之中得以保存，此种现象被史学家称作“玄礼双修”。[16]“玄礼双修”是儒学与道学冲突得以调和的结果，后来佛学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综论佛、道、儒成为了此时期学术的一种特征。此种学术体系，只求各种思想的消极调和，以各自的相安无事为追求，并不能为政治共同体的重构提供支持。所谓“玄礼双修”，主要是就东晋与南朝的情况而言，至于北方则因为西晋末年的亡国之痛，北人对任诞之风痛恨不已，加之在前秦时期苻坚曾大力倡导儒家经学，且明禁老庄图谶之学，因此北方学术思想比较质朴和保守。但北方的学术也只是因仍汉代旧有的经学传统而已，并不能开创一个思想的新局面。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北方汉化政权有意提倡儒学，但它也只能与佛、道之学保持着某种平衡，三者之间且互有激荡，反不及南方的调和状态。[17]

重建于“大分裂”之后的隋唐帝国虽然有大儒文中子王通闻名于世，还有孔颖达奉诏编撰《五经正义》的儒学盛事，皇室亦曾下诏“兴化崇儒”，但儒学并未恢复其中心地位。隋代以及唐初的儒学只是支离繁琐的章句之学的延续，并不足以重构动荡之后的心灵秩序，故文中子之后亦不复有鸿儒传名后世，《五经正义》之后也不再有如斯盛举。而且在隋唐的科举制度中，文学的地位远重于经学，文选学已经接替了两汉的六艺学，士大夫无人不能吟诗，但少有通晓经学者，帝国之中充斥的是浪漫的艺术气息而非儒家学术。[18]而隋唐帝国因为立基于西北胡风盛行之地（隋唐皇室皆有胡族血统），对胡族文化颇为欣赏，而且帝国以其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对各种异域文化充满好奇心，它们最终纷纷涌往长安，帝国盛世之下掩藏的其实是彻底的文化危机。失去了精神基础的共同体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聚合性，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始终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保障，有了它即使羸弱如两宋，亦能维系三百余年的内部安康，没有它即使强势如隋唐也终将崩溃。隋唐帝国的政治核心是西魏、北周以来立基于均田制与府兵制之上的关陇集团，在这个政治军事集团没落后，隋唐也就越过了盛运的顶峰而趋于衰落。这是公元4至6世纪分裂状态所遗留的问题，隋唐帝国亦没有将之真正解决，所以它在带来一段绚丽的繁华后，再次跌入历史的谷底。唐代中叶的韩愈、李翱则复启了这种政治与心灵双重秩序艰难的重建过程，他们接续了玄学所未能完成（但已开始）的使命，下启儒学的新形态：宋明理学。可以说，宋明理学其实是玄学的继续（或曰玄学是经学与理学之间的过渡形态），理学是玄学的成熟形态，它完成了玄学所未能完成的佛、道、儒三家学术思想的融合汇通。此后，理学成为了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保障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即使在非汉族统治下的蒙元与满清王朝，理学仍然相承不息，为共同体提供了政治与心灵的双重秩序保障。[19]

结语

自东汉末年开始，皇权政治彻底崩溃，中国的分离主义状态长久地维持下去，其中虽然有曹魏政权（孙吴与蜀汉政权亦同）以刑名法术的方法恢复皇权的努力，但并未获得长久的成功。随着士族对曹魏政权的同化性影响，尤其是在王弼、何晏的政治哲学引导下，曹魏政权最终被“和平演变”为士族政权，从而告别了名法之治。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氏，则只是政权的易姓而已，并不涉及政权性质的改变。而且，这种皇统的嬗变进一步削弱了皇权政治的正当性。最终，在楼船破吴后，西晋获得了一种表面统一。皇权与士族之间处于一种相安无事的平衡状态，这其实只是汉末分离主义状态以一种合法化的方式延续而已。在皇室内部的“八王之乱”中，司马氏诸侯王俱引胡族以为外援，边疆胡族纷纷介入晋室的争端，并在晋室力量内耗结束后彻底失控。胡族不断地侵扰帝国内地，数次冲击帝都洛阳，并最终吞噬了皇室权威的最后凭籍：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八王之乱”升级为“五胡乱华”，这是西晋边疆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而虚弱的皇权在江左重建后，迎来的是分离主义的极端化，即门阀政治。江左的这种“悬浮式”政治形态，在刘宋政权建立后也没有能够完全改变。而北方的力量则处在持续的动态组合之中，潜在的社会力量如何能够通过组织的方式动员起来，是政治共同体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通过均田制、府兵制，以及民族政策的反复调整，北方最终完成了“嵌入式”政治形态的构建，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因而，南北之间的对峙，以其疆界的不断南移为结果，最终整个南方被并入北方政权的版图。

然而，重建的政治共同体缺乏一个坚实的精神基础，虽然它以兼容并蓄的气度，缔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帝国，但诚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缺乏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亨氏甚至感叹：“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20]隋唐帝国的情势亦是如此，它内部文明的多元化程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其容纳能力，一个缺乏精神基础的共同体只能依靠它的繁荣保持聚合性，一旦作为它政治核心的关陇集团衰落，帝国必将解钮，“天可汗”的荣耀只能湮没在渔阳鼙鼓动的喧嚣之中。建立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动员能力的“嵌入型政权”，以及寻求一个坚实的精神基础，是政治共同体重构的法理基础。公元4至6世纪纷纭的历史表象下，是这两个主题的各自展开，前者在共同体的重构之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共同体的持久与否，则有赖于后者。或许可以说，后者与前者分别是政治共同体的“灵”与“肉”，合而为一，才是一个具有心灵与政治双重秩序保障的坚固共同体。

* 徐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关于司马越与王衍、司马睿与王导这两对“王与马”组合的问题，田余庆先生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中有着极为细致的论述，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2] 钱穆先生则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称作“变相的封建势力”。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6页。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4] 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11-350页；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1—242页。

[5] 章永乐：《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袁世凯1914年宪制改革刍议》（未刊稿）。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3页，第283页。

[7] 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6-97页。

[9] 积极的例子则是王导、谢安，他们成为了门阀政治的人格典范，二者皆秉持镇之以静的政策，注意门阀之间的平衡，因此在各自的执政期间保持了东晋政治的稳定。

[10] 即使贤明如宋文帝刘义隆，也有皇室残杀的举措，他为了剪除来自皇室内部的威胁，杀死其弟刘义康。而且，宋文帝本身后来亦为其子刘劭所弑。

[11]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8页。

[12] 江左门阀地位是以“婚”“宦”两端来决定的，故而渡江早晚具有决定性意义，《晋书·杨佺期传》记载：“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13]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30页。

[1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7页。

[15]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92页，第47页。

[1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38页。

[17] 在某种意义上，如何重组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吸纳并安顿外来因素，是中国思想史的永恒主题。而儒学则始终是其中的核心，它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心灵秩序。

[18]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19]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77—278页。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2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