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冯契思想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

作者：李念

来源：文汇讲堂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十八日己卯

           耶稣2015年8月31日

1935年，20岁的冯契以全校新生“榜眼”名次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他去拜会冯友兰，冯说清华的传统是逻辑学和逻辑分析。于是，冯契大一就选了金岳霖的逻辑学课程。三年后，经历了奔赴延安的热血激情后，冯契在西南联大复学。1942年，他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哲学部，师从金岳霖，是年，金岳霖决定为他一个人开课，每周六在家中为他讲休谟，后来是布拉德雷。1980年代末，冯契将恩师金岳霖的 “知识论”延续创新为广义认识论，他也称之为“智慧说”。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刘世军（右）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颁发望道讲席教授证书

“在我看来，广义认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哲学的最高成就之一。”8月20日上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在2015年书展特别学术讲座 ·望道讲读会上不吝赞扬之词。

今年是冯契诞辰100周年，望道讲读会以“北斗错落长庚明——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天空”为主题的系列演讲中推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冯契四位分别诞辰130、120、110 、100周年的哲学家，冯契是第三讲。尽管从世俗角度而言，冯契不如其他三位光芒四射，但是，在淮安插队时于牛棚中孜孜不倦读黑格尔大小逻辑学的张汝伦看来，冯契的贡献足可称道，张汝伦在《冯契：现代中国哲学的杰出开拓者》的主题演讲伊始，便从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角度，将冯契的哲学工作和思想定性为“应该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

2小时的讲读会上，张汝伦一如既往地激情昂扬，气势如虹，只是这次他精心准备了讲稿，冯契晚年凝心静气倾注而成的360万字著作精髓，在一小时内被学贯中西的张汝伦“庖丁解牛”般清晰呈现：融会中西马并有独特创见的冯契，超越其师金岳霖的知识论框架，打通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创立了智慧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而他提出的“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命题，不仅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来实现，并且成为他自己的践行和生活方式，其人格与学问的互融也成为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对话嘉宾、后学才俊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蔡志栋，则以“化理论为政道”的见解生动地承继了冯契的独立思考，给听众展现了冯契这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原创哲学家的思想厚度和人格感染力。

张汝伦讲述冯契对智慧的定义

破除中国哲学身份的焦虑：

打通中西马并有原创的20世纪下半叶第一人

哲学一词是舶来品，日本哲学家西周前往德国留学根据英文的“philosophy”翻译过来，并在中文里挑选了哲和学两个字，来对应西方的这门思辨之学。在西周看来，东方的佛学和中国的儒学都不是西方的哲学。一开篇，张汝伦就从哲学的词源引出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他介绍，早在1914年，京师学堂和北大都有哲学部，但直到冯友兰和胡适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才发现中国所有的哲学与西方分科制下的哲学相比，在内容、方法、形态上完全都是两回事。因此，如何根据西方哲学的精髓来改建中国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家或学人面临的共同任务。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衔玉而生，中国哲学从出身就注定着必须是如王国维等大家所说的融会中西并有所创新的。“西学其实是中国哲学新的传统。”张汝伦强调。

但是，现实的高要求并非人人都能达到。张汝伦以本次望道讲读会所纪念的四位哲学家为例，他分析，熊十力最接近传统，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他主张学生先读西哲，再学佛，最后才是中哲，他的资源主要是中哲；冯友兰和金岳霖留学西方，很自觉地传播着西学，但金岳霖最早是从政治学转到哲学；冯友兰是在西学的“实在论”思想中解读中国思想，属“中体西用”。

学生时代的冯契师承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左起），接受过系统的中西学训练

相对而言，比他们晚一辈的冯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接受了系统完备的西学和中学学术训练。除了开首所说的金岳霖给予的系统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熏陶；在本科时，传授中哲的冯友兰就常在课堂上单独提问他，引得同窗妒忌；在西南联大时，北大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先后开了《印度佛教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冯契浸染其中；在张汝伦看来，由于冯契的革命经历，使得他又能“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和八路军前线实习生的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兴奋地阅读《论持久战》，此后在西南联大高亢地吸收《新民主主义论》，比起留学西洋的那代“海归”而言，冯契有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然亲近感。张汝伦由衷而言，“拉回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如此融会中西马”；而晚年冯契又写出四卷本哲学史，三卷《智慧说》并创建了自己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在张汝伦看来，冯契的成就是“不可替代”的。冯契在世界范围内凸显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并使之成为有机的一部分，从中也完成了这代哲学家的时代使命。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蔡志栋谈话语理论与政道

对恩师金岳霖知识论的超越：

把形上学看做认识论的最高阶段

在张汝伦看来，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既融会了中西马，又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因此，一开始就超越了导师金岳霖的知识论。冯契把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最根本的问题看成是“古今中西”之争。表现在哲学中，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紧张。

主持人林牧茵和大家一起品味冯契的广义认识论

具体而言，张汝伦举例，金岳霖认为，哲学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前者近乎科学，靠分析靠批评，后者近乎宗教，靠综合和创作。金岳霖认为研究前者这样的知识论，不需要带感情、立场，“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而研究后者这样的元学，可以忘记我是人但不能忘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但冯契认为，需要打通知识论和元学（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里不能不考虑“整个的人”。所以，冯契把元学看成认识论的最高阶段。张汝伦指出，忽视认识主体是整个的人，不是金岳霖一个人的问题，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实证论者都如此。而冯契要将人的自由问题作为讨论范畴，那样，研究范围必须从知识扩展到智慧，因为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与自由发展有内在关系。“所以认识论要讲自由。”因此，在从形而上学来理解智慧后，冯契的认识论问题有四：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必然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和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张汝伦指出，前三个都是传统认识论范畴，但第四个，西方哲学家看成形而上学或伦理学问题。因此，他主张用Epistemology，而不是theroy of knowledge来翻译广义认识论。

冯契与妻子赵芳瑛

有温度的“智慧说”：

通过德性自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打通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后，冯契把广义认识论称为“智慧说”。张汝伦指出，智慧在冯契那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聪明才智，是指“认识天道和培养德性”。冯契心目中的智慧既有中国古代的圣智，佛家的“般若”，希腊人的爱智的“智”。是关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

阐述到此，张汝伦回顾了整个中西方哲学史。他指出，近代主流西方哲学认为哲学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哲学家不屑于把人的情感投射进去，“西哲和马哲，很少会说如何做人，认为这不是哲学的问题。”而中哲中的儒学到了近代，很少讲究成德成仁，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贼易，而破心中贼难。”这也是和哲学的世界性倾向有关。在西方中世纪，哲学也研究天道，因此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前的哲学“都是有温度的”。

1946年在云南陆良与该校任教的西南联大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赵芳瑛，中排左三为冯契

张汝伦因此高度评价了广义认知论把智慧论引入，将认识天道培养德性看成哲学的根本目标。晚年，冯契对于智慧定论有三：智慧是关于天道、人道的根本原理的认识；智慧是自得的，是德性的自由表现，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自由表现；从人性与天道通过感性活动的交互作用而言，转识成智就是理性的自觉。一方面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另一方面是德性的自证，在自证中体认道，张汝伦指出，这就是主观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了自得的情操。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样，人才能成为“压不倒的芦苇”，张汝伦论述到此，颇为慷慨激昂。他说，广义认识论就是人自身的提高，培养德性，是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对此，冯契弟子、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认为，“智慧说”中的德性自证，其实也解答了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作用。在冯契看来，改造世界和成就自我是相辅相成的，扩展开来说，中国人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要站立起来，而且在文化上、在精神上站立起来，而后者就意味着找到一个既“可信”又“可爱”的价值王国，它从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中提炼出来、又通过创造性的实践而逐步变成接近真善美理想的美好社会和自由人格。

1991年5月，冯契夫妇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哲学体系的构造与理想人格的培养：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让人成为压不倒的芦苇”，张汝伦高度赞扬了冯契建立了以智慧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其贡献在于，结合中西思想资源，阐明了智慧与知识和意见的关系，用智慧打通传统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壁垒，赋予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地位，并为认识论向实践哲学过渡奠定了基础。

对于实践哲学的探索，张汝伦重点突出了冯契先生在“理想受到嘲笑的年代”，郑重地提出了“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这也贯彻了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传统。

张汝伦再次将视野拉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衍变，他提示到，由于近代科学主义鼓荡，不少西方哲学家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知识的知识”，它研究知识的形态、逻辑、内在结构和规律。在我国，说法不同，但想法却相似，“殊不知，规律越一般，离人的生命实践的要求也越远。”当然，张汝伦不忘与科学主义平行的人文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更多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可是忽略了知识及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所以，冯契的智慧说，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弥补了以上两种学说的缺陷。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两句飘扬在华师大丽娃校园和樱桃校园的智慧之语，为培养理想人格指明了方向。张汝伦理解，一方面，哲学理论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要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哲学不只是理论活动，而且也是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

张汝伦当然也不忘冯契哲学具有的犀利的批判性，冯契认为权力、金钱成了异化的力量来支配人，而且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正人君子的外衣，这也是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

冯契先生著作

尽管坦承自己与冯契并无私交，张汝伦还是用“如沐春风”形容了冯契先生积极践行的人格魅力。而在即将出版的记载着39位华东师大师友访谈的《丽娃心声——回忆冯契先生》一书中，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在序中写道：“先生眷顾一起度过难忘青春岁月的同学战友，关切老友们劫后余生的学术和生活，赞美地下党基层领导的可敬可爱，感念普通商人的侠骨义气，认同鲁迅对中国人的‘健忘症’的尖锐批评。在与老友分享青春记忆和时政观感的同时，先生几次说自己也曾受到过‘极左’影响，并表示这启发他更全面地理解今天的年轻人，更努力地为后人留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也忠实地留下了张汝伦所说的人格与哲学融合为一的影像。

“文革”期间，冯友兰给冯契写的材料

“智慧说”的丰富可能：

人道原则、群己之辨、政治实践智慧的提示

对于先哲财富最好的继承，莫过于批判地接受。在望道讲读会上，对话嘉宾、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蔡志栋，其十多年前的硕士论文就是对冯契先生美学思想的首次阐述。他现身说法提及硕士毕业工作的源动力就是践行冯契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在成功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德性的自足。而其博士论文又是对冯契“智慧说”的一次应用。

他和听众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理解——“化理论为政道”。蔡志栋意图从“智慧说”中发现建设政治哲学的若干原则，他得出三点：人道原则的突出，群己之辨的民主意义，政治实践智慧的提示。

蔡志栋认为，人道原则的突出是冯契政治哲学的第一要义。冯契说，“道德的主体是人，以道德的准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一个的人都是主体，都是目的，所以要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就是人道(仁爱)原则。”这个观点认为绝不能拿任何人当作工具；同时，由于人是人而不是神，人是必然会犯错误的，这为现代政治哲学对于人在认识论上的可错性提供了衔接的渠道；而冯契的“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成就圣贤人格的主张，在这里也能找到平等的诉求。

听众就哲学与人生问题积极提问，嘉宾回答听众问题

蔡志栋还试图挖掘出群己之辩的民主意义。冯契认为，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认识论上的成果作出了总结，其中包含的群己之辩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具有民主的意义。冯契关于辩证法和真理讨论的表述中可以得出，第一，允许不同意见发言、交流，本身就是民主。用密尔的话说，就是言论自由，超越了单纯的思想自由。第二，以对话的方式来理解民主，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并非只有选举、投票，而理性讨论是冯契对民主的其他形式的补充。蔡志栋指出，冯契先生在阐述从无知到有知过程中的诸多论断都能为作为理性讨论的民主提供丰富的借鉴。

在蔡志栋看来，冯契对技术实践的认识也可以运用到政治实践上去。但政治哲学中默会知识如何展开，显然应该是需要着重思考的。

演讲尾声，张汝伦深情回忆，1992年他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看不惯商业大潮突袭校园，冯契曾开导他，当时表情的平静但坚定如在昨天。冯契说，随着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会有所进步，民族精神将会高昂，对20世纪做系统的批判和反思的社会力量将会增强。接着冯契预言，世纪之交，中国哲学能达到自我批判阶段，进行系统的反思，克服种种盲目性，那便在总体上通过“批判、会通、创新”环节取得新貌，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契弟子、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陈卫平曾告诉记者，1997年，在韩国展开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年会，会上设了两个专场，一个是牟宗三，一个是冯契，巧合的是两人都在1995年去世。如今，冯契离开我们也有整整20年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首次在中国召开，冯契所预言的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并非遥遥不可及。张汝伦提及1995年追掉会上曾有同行悲叹“沪上再无冯先生这样的学者了”，尽管如此，冯契所留下“不管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空间，是爱智者的本色”依然鼓舞着后学们去赢得中国哲学在世界的尊重。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