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作者：海中青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五日丁巳

           耶稣2015年8月9日

2015年是“一代儒宗”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由弘道书院（北京）、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道南书院承办，“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7月30日—31日在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举行，以此纪念钱穆先生，探究钱穆先生政治思想及儒家学术发展趋向。会议由弘道书院姚中秋院长和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张戬炜院长发起组织，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成功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常州、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40余位学者、钱穆先生家族代表以及相关高校博硕士生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录论文15篇。在30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常州大学副校长芮国强出席论坛并致辞。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戬炜主持论坛。

常州大学副校长芮国强先生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学校办学37年的基本情况，尤其是近几年文科建设方面的成就。他指出，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加强了文科建设，以研究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将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渗透到学校人才培养中，提高师生国学修养和生活品味，为校园文化提升品质润泽滋养，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造血生津。

弘道书院院长、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姚中秋先生发布论文《钱穆政治学初探》，提出钱穆政治学理论（作者指出其或可称作“历史政治学”）的若干基础问题。文章回顾了二十世纪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现代新儒学与全盘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实为一体之两面，共享科学与民主两大价值。在现代新儒学论述中，儒学义理与政制是割裂的。中国人欲建立现代政制，不能不完全从外部引入。钱穆政治学对上述观点形成有效回应。钱穆的学术可概括为经学意识和史学进路，他坚决拒绝现代的历史主义（历史终结论与制度完美说等）。经学阐明社会治理之道，史学以人、事、制度，更为具体地显现治理之策略，故“中国经史之学，可谓即中国之政治学”。钱穆政治学蕴含三个基本命题：第一命题：西方政制为政民对立，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政民一体；第二命题：西方政制为间接民权，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直接民权；第三命题：西方政制为多数代表，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贤能代表。钱穆先生阐述之上述三个政治原理，均立足于作为政治共同体之中国的基本属性：超大规模。在结论中，姚中秋提出中国政治学之文明自觉命题，即立足于儒家义理和中国政制经验，同时援引西方既有知识，发展出更为普遍的政治学说，这是钱穆政治学的典范意义所在。

弘道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任锋先生发布《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文章从钱穆先生治学中的追求通人通学的理想展开，探究了在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术专业精细分工的背景中钱穆通学观中的经世致用的现代意义。中国古代传统中，政、学和治三者紧密结合。这个传统的最好发展在于学术、文化、教育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进而为政治奠定了一个基础、方向和前提。文章接下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大陆儒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将其中最具发展生命力的理论概括为蒋庆代表的政治儒学，姚中秋代表的儒家宪政和新康有为主义。文章认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型在其此后的发展进程中，无论依托任何一个儒家思想人物（如康有为、张之洞、钱穆等）都不足以建构一套理论话语回应时代问题。文章之后论述了钱穆与传统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对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陈陈相因的黑暗化处理，这种处理既无法概括中国古代的全部历史，也无法呼应当前中国的文化复兴。而在20世纪，钱穆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及其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的阐发，无疑是空谷足音。如果说康有为提供的是针对现代中国问题带有前现代回响的君主制与国教论方案，那么钱宾四提供的则是针对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党国家体制在宪政层面基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回应，后者无疑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随着21世纪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计量科学化的持续进行，当前政治学理论已逐渐淡化对于本国传统政治经验的探究。而钱穆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开掘，无疑对于时下中国法政学界挺立自身学科的文化主体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弘道书院副院长任文利发布论文《中国古典士人政治——基于钱宾四先生的阐释》。任文利的论文围绕由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士人政府这一命题展开，并对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实际运作轮廓加以论述，进而开掘士人政府的现代政治学意义。秦汉以降，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君主制政治架构。钱穆在反驳中国传统政治专治论的同时，提出古代皇室与政府的分立，两者的职能呈现越来越明确的趋势。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形态为君主制下的士人政府政治，君主与士大夫的相与共治模式，有效化解了家天下与公天下的紧张关系。论文接下来展开论述古代士人政府的运作机制、职能划分和价值基础。士人政府的运作机制包括“选士”和“养士”两部分。汉代的察举制及唐宋以降的科举制等都是士人政府的选士机制。科举制即通过考试从普通民众中选拔官员，其制度用意为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这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权的全民性和开放性。与选士相为辅翼的是养士，三代的王官学、汉代的太学、宋代的书院、明清的翰林院等分别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构成士人政府的养士机制。古代士人政府更多关注的是政府职能问题，即设官分职。历代的会典清晰的划分了士人政府的职能分工，并由此构成各司其职的责任政治。此责任政治的道义基础在于天命民心。言官构成政治监察机构，监察士人政府的公正运作。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士人政治并非与君主制是相依关系，士人政治亦对现代政治的良善治理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清华大学方朝辉先生发布论文《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与新文化运动的宿命》。文章认为，过去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建立在这样三个预设之上，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这三个“预设”也可称为一种“文化无意识”、“文化心理结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种“微观政治学”，即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整合方式和价值系统表现为德性权威、礼大于法和三纲五常等。由此也可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制度模式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既然新文化运动没有颠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则说明未来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即权威、制度及价值建设的方向，应当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充满了深厚自由精神的儒家传统中来寻找。

上海大学历史系陈勇先生发布论文《钱穆“传统政治非专制论”述评》。文章系统梳理了钱穆提出的“传统政治非专制论”的思想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反对论说。文章指出，传统政治非专制论是钱穆毕生坚持的观点，从该观点的提出，直到晚年，他为中国传统政治进行辩护的言辞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具体解说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传统政治是民主政治。其二，传统政治是士人政治。其三，中国传统政治是“法重于人”。其四，王室与政府的划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经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的大力宣传之后深入人心，即便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承认这一事实。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启示我们，中国传统政治有它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演进途辙，绝不能因为传统政治里有王室、君主而无近代西方意义的立宪、国会制度便把它一概视为专制独裁。同时，钱穆对传统政治并非只是牧歌式的赞扬，对其弊端也曾作过诸多的考察和深刻的分析。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对于钱穆的史学研究，应择其论述与方法之精当，扬弃其不足。

清华大学李志超先生发布论文《学术与政治——钱穆学术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李志超的论文以时间为线索，探究钱穆学术思想的思考线路与民国时期历史环境的互动关系，分析了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思想及学术基本命题的演进过程。该文反驳了学界中普遍认为的钱穆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持有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这一观点，并指出钱穆在三十年代之前并没有提出非专制说。青年时期的钱穆积极吸收和应用新学术，响应新学风，在治学方法上迎合了民国时期经学衰落及史学中心化的近代学术转变。三十年代以后是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专制说的反思和批判时期。《国史大纲》以政治、社会和学术三者为支架，以结构主义解构了专制说。四十年代，钱穆开始进行中西政治比较研究，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性质的思考在此时期由结构主义向功能主义转变，认为民主是中西政治精神的共同趋向，但民主制度并非必须完全一致。钱穆此后从政治理论层面探讨中西政治，并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以职分、责任和道义为主要特征。在本文结论部分，作者指出，钱穆的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既有应然的部分，也有实然的部分。在应然层面，钱穆的认知表征着他的文化价值倾向，在此过程中，他逐渐由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转向政治保守主义。在实然层面，他力图摆脱西方政治理论话语，而从中国传统政治内部抉发政治精义，如信托论、职分论、汉唐二型及王室组成结构等。作者将钱穆的学术生命置于具体历史学术环境中进行分析，探究钱穆的学术思想演进及其对于时代命题的回应。

河南科技大学王灿先生发布论文《钱穆先生历史“重常”观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钱穆先生格外重视历史中的“常”，指出应该“重常”不“重变”，这是在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批评中重点提出的观点。钱穆的“重常”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应该重视历史中的正面的、“常态”的方面，包括和平时期的建设、制度、文化和虽然没有事情可记、没有煊赫功业但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要把内政作为历史记载的重点。钱先生反对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重点记载“乱”“反面的”的事情，反对只重视战争、外交而忽视和平建设和内政。他认为袁枢不识历史的大体，欠缺史识。对袁枢史学思想的批判折射出钱先生的“重常”史观。钱先生的这些“重常”史观对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他强调在政治中应该更重视继承和建设，反对破坏和反传统；尤其是指出要避免迷信建立新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时强调要在政治中重视文化、教化。钱先生“重常”史观及其政治思想具有特殊价值，揭示了先秦“常事不书”原则背后被忽视的另一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秦际明发布论文《钱穆论王官学与百家言的政教意蕴及其历史经验》。钱穆通过考察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关系，阐发政、学合一的传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立国必立教（文教而非宗教）的意义。钱穆先生将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用法从战国秦汉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将原指诸子的百家言扩大到所有民间学说，从而在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建构了一种动态的政治政教结构。作者围绕《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进行阐发，并分析了王官学与诸子学在先秦以来形成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中国古典政治的影响。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与社会治理离不开文教，一则造就士人君子，培养治国贤才；二则教化社会，澄清社会道德风尚与礼仪风俗，民人若不能作俊杰，亦不失笃行之礼。而且，这文教虽表现为王官之学，但并非政治钳制学术，而与民间的百家言相辅相成，迭互为用。

济南社会科学院王征先生发布论文《论钱穆对文化基因以及中国文化特质的看法》。文章指出，钱穆的文化观从发生学上讲是一种自然环境决定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本位论。他探讨了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阐释了中西文化的一系列差别问题。钱穆的文化哲学思想以及中西文化比较论为我们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中国文化的包纳性与同化力，最终得归功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精神。

弘道书院（岭南）吴钩先生发布论文《论宋太祖的立制智慧——从钱穆先生对宋制的评价说起》。文章从宋初太祖政治设施的立意规模出发，驳证了钱穆先生对于宋代政治因循袭旧的评价。宋太祖创制立法的进路乃是承认既成事实，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体制度框架，并在内部作渐进之改良。太祖有他的长远目标，那就是确立一套可以维持长治久安的制度，他对唐—五代旧制的改造，大体上都是围绕“分权与制衡”的重心展开，为建成一个“二权分立”的权力架构奠定了基础。文章虽然对钱穆先生的部分史论提出了商榷意见，但文章的整体立意，却是向钱穆先生对待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史观致敬。

华中师范大学沈文博博士生发布论文《钱穆论“文治政府”初建——基于<国史大纲>的解读》。近代学者多以“封建”来概括中国之传统社会，又将之与西方中世纪封君封臣制相比较。钱穆反对这一观点，他提出中国之传统社会实为“非专制”的四民社会，在《国史大纲》中多次用“文治社会”、“文治思想”等来表述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在他看来，所谓“文治”，乃是基于“学术指导政治，政治影响社会”。纵观《国史大纲》全书，其“文治”与“平民”和“统一”相联系，钱穆以为，这一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酝酿形成，引导国家建立文治政府，构成了以士人集团为中心的政治结构。

苏州大学文学院侯敏先生发布论文《钱穆<晚学盲言>的“和合”观念及其价值诉求》。《晚学盲言》是钱穆思想的最后进境。在这部闳约深美的大作中，钱穆提纲挈领，探讨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凸显中国文化的“和合”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政治的关系、人与文艺的关系方面，钱穆认为中国人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他把自己的思考最后定格在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和合”的认识和实践方面，从而在追蹑圣贤思想踪迹的基础上，明确标示了“返本开新”的信念。《晚学盲言》的理论思考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新开展。

天津市委党校席伟健先生发布论文《“通三统”与<国史大纲>之历史视野》。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之叙事文本乃是具有根本制约力量的“古代宪法文本”，在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的体系中,有一个名为“通三统”的公羊学术语,其具体含义为，每个继起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统，以应天命。钱穆先生认为，观察、认识乃至研究一国历史，必须看到其光明面，认识到推动其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原动力。然而，对于钱穆先生的观点，文章认为在肯定其特殊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观点本身存在的局限，正视中国传统政治设施中存在的低效率特征。文章结论部分，作者指出，钱穆先生对待中国传统之温情与敬意史学观，有助于时下学界抛掉“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当前的世界，这也对当前思考如何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形式的传统中发掘适于国情的精神及制度资源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许淳熙发布论文《钱穆政治学研究特点探析》。政治学研究尽管在许多评介钱穆的文献中着墨不多，然而在钱穆一生中，对中国政治也有独到的体认与思考。他主张从传统中吸取长处，反对盲目模仿，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新的解释和理解。文章以探求钱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为主题，在概述钱穆政治学著述的基础上，归纳出其政治学研究的三大特点，即“从历史的视角考察政治学”；“多视角的中西比较”和“将政治学与其它学科会通和合”。

弘道书院、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张舒发布论文《论钱穆的宋学观与清代学术研究：一个相维互动的解析视角》。文章指出，钱穆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治学，深深投射出其对近代国运盛衰及中国文化转进的思想关切。相比于民族主义关怀等外缘因素的影响，文章提供一种内在理路以解析钱穆学术思想的演进。在钱穆的宋学观与他的清代学术研究之间，呈现出一种相维互动的关联。钱穆的宋学观以“转而益进”和“包孕再生”为核心命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在这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钱穆对于宋代学术源流精深研习，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将宋代学术作为中国学术由古代到近世承前启后之枢机而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做出的展望。

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基本涵括钱穆学术体系中的主要部分，政治学研究、学术史研究和文化学研究。会议主要围绕钱穆先生的士人政府与现代政治秩序、文教的现代命运等命题展开。钱穆先生的 体系，既有古今之辨，即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如何安顿中国传统儒学，又有中西之维，即中国古代士人政府与西方民主政体对比。钱穆先生的学术体系，对于当代中西法政学说的建构和现代治理秩序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本次会议怀抱问学经世的精神，期待未来学术界能够继续就钱穆先生的学术命题和思想创发，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并于兹守望国族的崛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