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语录中的矛盾及其解释

作者：邓梦军

来源：《原道》第25辑，陈明主编，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四日丙辰

           耶稣2015年8月8日

作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的《论语》，自从它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等。关于《论语》的编撰、结集以及西汉时期的流传情况，前辈学者已经做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论语》形成的过程以及早期儒学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都主张《论语》是经过精心编排的，而绝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一部简单和随意的孔子语录。虽是如此，但是他们对于《论语》语录本身当中的矛盾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及对矛盾背后存在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现将鄙见略述如下，敬祈方家指正。

一、《论语》语录中的矛盾

关于《论语》的成书，《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知，《论语》的编订是在孔子所亲授的弟子们所记录的材料基础上，由孔子门人相互讨论编辑论纂而成的。在《论语》篇章的主旨、结构以及语录的甄别选择上，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虽然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但是在《论语》中除了内容重复的五条语录外，还是存在着大量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的语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孔子言行之间的矛盾；二、孔子与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三、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接下来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关于孔子《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行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上。在天命鬼神方面：孔子一方面否认天命鬼神的主宰性，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这里的“天”都是自然之天的意思，没有丝毫的主宰性。对鬼神的存在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祭祀鬼神好像鬼神真的存在那里，实际上是说它并不存在。但另一方面，孔子又承认天命鬼神的主宰性。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并且认为自己背负着天所给予的使命，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因此，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上，要去“畏天命”（《季氏》）“敬鬼神”（《雍也》）。在人性方面：孔子一方面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人类在本性是差不多的，只是后来的教育、环境等使得人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孔子又将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并且认为这四种等级之间的鸿沟是很难逾越的，特别是上智与下愚之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在评价人物方面：孔子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如圣人、仁人、善人、贤人、君子、小人等等。但其中有个非常明显的矛盾就是对管仲的评价。孔子一方面对管仲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已经是一个仁人了：“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但另一方面却又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管仲“器”小，不能知圣贤大学之道。并且认为管仲个人行为不节俭，在很多场合都僭越了礼制。（《八佾》）这种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了。在治国的礼仪制度方面：孔子一方面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主张顺从和恢复周代的礼制，以此治理国家就行。但另一方面，孔子又主张要损益四代，择善而从。如在《卫灵公》中提到“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又如在体力劳动方面：孔子一方面称赞大禹亲自劳动“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并且以此得到天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但另一方面，孔子在针对樊迟学稼学圃的要求时，显得很不高兴，并骂樊迟是小人。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子路》）除此之外，《论语》中记载孔子矛盾的语录还有很多：如对待名的态度，他一方面说“不患人之不已知”，但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如对待具体的生活方式上，他一方面赞美颜渊式的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旷达生活，而另一方面却又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式的精致生活。

其次，孔子与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论语》中除了收录孔子的 言行外，还收录了许多孔子弟子的言行语录。这些语录也有很多与孔子的言行相互冲突的地方。如在《论语》开篇第二章，编撰者将有若的话编入其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里有子认为仁之本是孝弟，一个人只要做到孝弟，那么就不会犯上作乱。虽然孔子也很重视孝悌，如他说“入则孝，出则悌”（《学而》），但却从没说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甚至说君主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据理力争，如：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又如在《学而》的第六章，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在第七章，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两章都在讲求学的道理。孔子认为一个人做到孝、弟、信、爱众、亲仁并不是学，有余力才去学。但子夏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反而说一个人只要尽力做好了孝、忠、信、爱众亲仁（贤贤易色）等等就是学了。这难道不是和孔子唱反调吗？

第三，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论语》作为一本以孔子语录为中心的格言集，却将弟子间的争论与矛盾收录其中。如子夏与子张关于如何交友方面：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交朋友在子夏看来应该有所选择，如孔子所说“毋友不如己者”。而子张认为子夏的不太对。他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也就是贤与众，善与不能都可以交往。又如子游与子夏同时作为孔门文学科的代表。在对待本与末、大道与小道方面却又相互矛盾：如子游批评子夏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张》）子游认为子夏在教学生时太重小道，有末无本。子夏不服气，反过来批评子游。他说，学道当然得循序渐进，贵在有始有终。人都是从小事做起，没有小，焉有大。又如，《论语》中收录了弟子间互相评论的言论。如子游评论子张，曾子评论子张的言论。这两人都批评子张未能达到仁的境界。这种未关孔子是非的言论被收录到《论语》中似乎让人不可琢磨。另外，《论语》中也收录了一部分孔子评论弟子的言论。这一部分言论可以影响后人对其弟子的印象。如冉雍可使南面，颜回好学，子张过，子夏不及等等。

通过上面论述可知，《论语》一书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除此之外，《论语》中也有一些孔子语录与其他流传下来的经典典籍中所记载的孔子语录相矛盾。如《论语》中论述孔子的孝道观点，主要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对父敬、顺、无违的角度着眼。而《荀子》中所引孔子语录却不尽如此，他说父亲犯错误时，应该争辩才算得上孝，所谓“父有争子，不行无礼”。这一点，在《孝经》中孔子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论语》作为孔子语录中的杰出代表，经过一代又一代儒者们的千锤百炼。可为什么依旧存在如此之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呢？特别是关于弟子们之间言行矛盾，为什么没有被删除掉？这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二、《论语》语录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对《论语》中矛盾的原因进行分析前，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与《论语》之间的关系。孔子死后，关于孔子的遗言轶事非常之多。这从流传下来的书籍以及近些年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就可以知道。如在《左传》《国语》《孟子》《荀子》《孝经》《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等书籍以及上博简、郭店楚简、帛书《要》等出土文献中就有很多《论语》中没有记载的孔子语录。顾炎武曾对这一现象以孟子为例研究考察后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日知录，卷七》）可知，《论语》中收录的只是一部分孔子语录，还有大量的语录散落在其他书籍当中。换句话说，当时记载孔子语录的书籍非常之多，包括很多伪造孔子言论的书籍如《庄子》、《列子》等等。因此，《论语》的编者在编撰的过程中，必须要慧眼识珠，以便在众多繁杂的孔子语录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使《论语》从众多孔子语录的书籍中脱颖而出而受到儒门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

既然如此，那《论语》的编者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中的固见有识，或者说标准是什么呢？只有弄清楚此标准后，才能解开《论语》语录中存在矛盾的原因。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赵岐《孟子题辞》云：“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可知，第一，《论语》的选择标准必须是孔子本人的话，不能是后人转述；即使是转述也必须是孔子入门弟子所说的话，并且这话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而不是胡乱编造的。只有这样才具有可信度。但仅有此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解释《论语》记载孔子言行的真实性，而不能判断其思想取向性。第二，《论语》是在孔子弟子各有所记的材料基础上，由门人相互讨论的结果。弟子与门人是有所区别的。欧阳修认为弟子是孔子学生，门人是孔子弟子的学生。这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弟子指的是亲身受教于孔子的人，而门人的范围则广一些，除了以各种形式受教于孔子的人，还包括受业于孔子弟子的人。因此，《论语》的编撰是门人在众多的孔子语录中选择哪一条，是经过反复讨论与争辩的。

那么又有谁才有资格参与到讨论与编辑的过程中呢？《论语》的编撰是经过了400多年的历史才完全定型。在定型之前，相关语录的增删以及文字上的改动与篇章次序上的调整是经常发生的。最为典型的一个参照物就是《老子》版本的流动与变迁。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对内容的篡改，如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是在郭店简中“绝圣弃智”作“绝智弃辩”，“绝仁弃义”作“绝伪弃诈”，并且三组句子的顺序也不相同。《老子》既然如此，那么《论语》也逃不过这种命运。我们知道，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就发生了分裂。最有名的是《韩非子•显学》中“儒分为八”的记载。当然当时的分裂情况远不止此。在这些分裂的流派当中，每个流派都存有孔子大量的言行记录的材料。时间久了，加上当初孔子“因材施教”以及各个弟子的领悟能力高下不同等一系列的原因，每个流派掌握的孔子语录必然会出现差异和矛盾。因此，《论语》初期结集的讨论与编撰只能落在孔子门人中那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流派的弟子身上。只有他们才有原始材料和能力去编撰。

那他们为什么又非得抽出时间，不远千里而“相与辑而论纂”呢？是为了调和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矛盾与纷争，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以便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社会中取得思想的主导地位。战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如果儒家内部的不同流派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是非，那必然会在内讧中消耗实力而使得儒家在与墨、道、名等其他派别的竞争中败落下来，甚至消灭。因此他们不得不编撰一部让儒家各派都能接受，并且又能够概括总结儒家基本思想与主张的孔子语录。其中还包括亲身受教于孔子并得到孔子承认的部分弟子的语录。这就是《论语》编撰者的思想取向性。《论语》代表的不只是孔子的思想，更体现的是《论语》编撰者的思想。孔子只是《论语》编者的工具罢了。明白了这个道理，《论语》中看似矛盾的地方也就非常好理解了。

首先，对于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语录。《论语》的编者之所以收录其中，除了表达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论语》编撰时各流派弟子实力的体现。《韩非子·显学》中说的“儒分为八”，包括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即荀况）之儒、乐正氏之儒。其实儒家的流派并不仅仅如此。根据古书记载及现代研究可知，孔子死后，至少还有子夏、子游、曾子、澹台灭明等流派。韩非的老师荀子在《非十二子》一文中，曾将“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并列提出，将他们都骂作“贱儒”。可见在荀子时期，这三家门派已经比较衰落，到韩非时几乎凋零，只剩下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子张氏之儒”了。因此在《论语》中，“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子张氏之儒”的学派开创者子夏、子游、子张的言行语录虽然在《论语》中多次出现，但也收录了他们互相批评指责的话。这样一来他们的形象就不显得那么高大了。而作为战国中后期影响巨大的学派，如子思之儒、孟氏之儒、荀氏之儒，他们的学派开创者曾参、冉雍在《论语》中的形象非常高大。除了收录他们大量的言行外，《论语》的编者，不仅没有选编一些弟子间对他们批评或者不赞成的语录，甚至还选择孔子一些对他们赞扬的话来为他们的形象保驾护航。如对冉雍，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雍也》）或曰：“雍也人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篇》）相反，对于子张、子夏而言，《论语》的编者则保留了一些对他们形象有损的语录。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其次，关于《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言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是后世儒者不想见到的，其实也更是《论语》编者们不想收录的。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如此。以《论语》第一章为例，《论语》开篇就记录了孔子用启发式的语气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但对于究竟学什么内容，孔子没有说。这就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而在接下来的一章，读者自然而然会把它当做是第一章悬念的谜底。但是第二章收录的并不是孔子的语录，而是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那为什么不选用孔子的话，而选用有若的话呢？只能说明孔子本人的语录中没有这样的话，但编撰者为了向取得统治者的信任，又不得不采用这样的话。据此，《论语》编者对学习内容悬念的结果解答就是“仁之本是孝弟，孝弟的效果就是不犯上、不作乱”。这个答案是当时诸侯、大夫以及掌权者所欢迎和提倡的，也为后世帝王等统治者尊奉儒学提供了资源。虽然孔子也很重视孝悌，如他说“入则孝，出则悌”（《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但孔子却从没说过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甚至说君主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据理力争。如：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因此，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孔子此时已不得不沦为编者的工具了。又如，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天命鬼神以及人性的看法有很多，但是《论语》的编者依然收录了子贡个人对孔子在天道与性的看法。他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这种矛盾的存在，是《论语》编者又意造成的。因为战国儒者关于性与天道的争论分歧过大，甚至相互矛盾。如在人性看法上，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就完全相反，一派主张性善，一派主张性恶。还有的主张性无善恶。郭店楚简以及上博简的出土也证明了当时的儒者对人性问题有过激励的争论。在天道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为了调和儒家内部的矛盾，《论语》的编者不得已选用了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现身说法。既然子贡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后世关于性与天道的看法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并没有高下之分，从而维护了儒门内部的团结。

最后，关于孔子《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行之间的矛盾。孔子在与曾子的谈话中，提到他对道的体悟时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认为自己对对道的理解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但为什么《论语》中还会出现那么多看似矛盾的话呢？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是编者不得不收录。孔子一方面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扶天下，利泽百姓，维系华夏文化”，认为他已经是个仁人了。但另一方面却说管仲为臣而僭邦君之礼，认为他“器小”“不知礼”。这两处看似矛盾的地方，让后人不知所措。所谓“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谓僭不知礼，今乃连称谁如其仁，谁如其仁，圣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很多人为了维护孔子的形象，为它曲折辩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中就收录了四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此时能换一种思维方式，从编者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就很好解释了。编者之所以不得不收录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语录，是因为孔子之后的最有影响力两大儒者孟子和荀子为了应付其他学派的挑战和社会战争形势，对管仲进行了不同的评价。孟子站在尊崇王道否定霸道的立场上否定管仲，他对于弟子拿自己与管仲相提并论，表示出特别的不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既尊王道又大力提倡霸道。所以后世的《论语》编者为了调和儒家内部矛盾，防止儒家因内讧而衰落，不得不收录这两则看似明显矛盾的语录。又如第一节中提到的《论语》中关于孔子在治国的礼仪制度的理念上有两条明显的不同。一条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此条主张顺从周代的礼制；另一条是：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此条则主张要损益四代，择善而从。对宣扬以“礼”治国的儒家集团来说，为什么在编辑《论语》的时候会留有如此明显的矛盾而不择其一呢？理由只能如前面所论述的一样，它必定是为了调和后世儒家不同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矛盾而不得不收录。因为这不只牵扯先秦时期儒家流派内部的矛盾还涉及汉代和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我们知道今古文之争是儒家学说内部的一大公案。无论是在经文文字的异同上，在对待孔子是素王还是先师的态度上，在对待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还是在以“今古文”为借口的政治斗争、党同伐异中，今古文学派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梁启超曾说过：“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那么这与此两条语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廖平的《今古学考》。廖平以礼制划分经今古文学，可以说揭开了今古文学派的部分区别的谜底。他认为“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他在“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中提到：“今祖孔子，古祖周公；今主因革（参用四代礼），古主从周（专用周礼）；今为经学派，古为史学派。”而历史上那些“好言今、古得，争辩申难，无所折中”之人，“则莫非门户之见，徒为纷更而已”。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今古两派皆源出于孔子：今为孔子晚年之说，而古为孔子壮年之说。因而认为今古两派无所轩轾，从而平分今古。另外他提到：“《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欲一律牵合，于今古说必多削足合履之失。然旧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强合之，窃欲仍分为二家。”而后面这点恰恰是与我们的意见相左。我们认为《论语》在400多年才编撰定型的过程中，正是为了调和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矛盾才将两条似乎相反的言论收录其中，而不是故意使《论语》“矛盾”迭出。又如，对待天命鬼神上，《论语》中将孔子看似矛盾的语录收进去，也是后世儒者在这方面的分歧所造成的。如后世影响巨大的思孟学派强调天人合一，而孙氏（荀况）之儒特别强调天人相分。因此为了调和儒家内部的矛盾，《论语》的编撰者不得不收录孔子在天命鬼神方面看似矛盾的话语。另外在体力劳动方面，在对待名的态度上等等显示出的矛盾，都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内。因为《论语》的编者们为了维护儒门内部的利益，有太多的思想不得不借孔子的嘴来表达。

三、结语

总而言之，《论语》从最初的结集到最后的定型，是经过儒门内部反复讨论，精心编撰而成的。在看似许多矛盾的地方，其背后有着它存在的重要缘由。这些矛盾的存在揭示着一个重要现象：《论语》是在“儒分为八”后，各流派为了防止因内讧而造成儒家衰落，并借此重新统一儒家而“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它包涵的不纯粹是孔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论语》编者的思想。孔子只是《论语》编者的工具而已。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