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诞辰120周年：缅怀“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宗师”

来源：未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

           耶稣2015年7月30日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字宾四。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家与国学家之一，曾在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一生著书无数。1949年秋，钱穆随当时自己供职的华侨大学迁往香港。次年，他与几位大陆学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日后，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书院合并，香港中文大学就此成立。

7月30日是钱穆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这期专题从人物生平简史、学术经典语录和著述经典选集三个方面，与你共同缅怀这位通晓经史子集的大师。

【生平回顾】

1904：果育学校· 钱伯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伯圭是钱穆最重要的启蒙老师。钱伯圭曾劝导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不要再读《三国演义》，因为他认为本书开篇所言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的结果。这番话给了钱穆极大的震撼，也为钱穆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19：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 教育改革

讲学时的钱穆

钱穆的才华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学识修养上，也体现在他对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上。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访华并发表演讲，钱穆在读到杜威的讲稿后感觉十分受益，这种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相差极大的教学方式燃起了钱穆改革教育的热情。已有一定小学教育经验的钱穆来到了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全面改革了这里的教学方式，有点类似于我们如今倡导的「寓教于乐」，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

1930：北京大学· 胡适

钱穆与胡适

1930年，钱穆受顾颉刚的邀请与举荐，前往北京大学任教。那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钱穆对这位大学问者也早就充满敬仰之情。话虽如此，二人在学术观点上却有根本性的分歧：胡适认为老子在孔子前，而钱穆则坚持老子在孔子后，因此两人经常在各自的课堂上抨击对方的观点。其实学术争论在思想自由的北大并不算什么，但要命的是这股火药味慢慢飘到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比如，传说两人之间曾发生如下对话：

钱穆：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

胡适：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1949-1950：华侨大学-新亚书院

傅斯年（左）与胡适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胡适受命出任校长。但复校初期胡适人在美国，所以便指派其门生傅斯年代理校长事务。傅斯年也曾与钱穆有过分歧，这可能是钱穆没有收到复校聘用邀请的原因之一。1949年，钱穆赴广州华侨大学任职，并在当年秋天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随学校迁往香港。次年，钱穆与多位大陆学者共同创建了新亚书院，继续为传播亚洲文化奋力奔走。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共同组成后来鼎鼎大名的香港中文大学。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1967-1990：迁居台北· 生命终篇

钱穆故居——素书楼

在迁居台北前，钱穆便已经患上青光眼，并被严重的胃病折磨。迁至台北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病痛一直折磨着钱穆，1978年时钱穆双目完全失明。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学术创作，致力于唤起新的中国文化之魂，并让自己的夫人帮助担起校订的职责。1990年，因不满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钱穆不顾高龄搬离了自己的居所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钱穆辞世，享年95（虚岁96）岁。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经典语录】

所谓“学·问”

“故其学问无止境”

“学问”二字，本应作动词讲。学问必有师、弟子两方。从事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子弟心情。最伟大之学者，正为其能毕生问学，永远不失其一分子弟心情之纯洁与诚挚。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可借来此处作说明。惟其永远在从师与受业之心情与景况中，故其学问无止境。若我们专以“学问”二字作一名词，如说你能这门学问，我能那门学问，则学问已成一死东西，再无进步可望。

“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

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却莫早就自作聪明，反先把自己聪明窒塞了。如今大学制度，尽教人修习专门之学。但自己智慧不一定只在这方面。先把自己智慧宽度隔限了，自己智慧之深度，也将有害。不向更广大的基础上用力，常不易有更崇高之树立。这在学问上是最值得注意的。我们该先涉猎，先筑广大基础，先知学问之大体系与大格局。而能在此中发现自己智慧，此事更属重要。

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少一分功力，即少一分启悟。对自己将来远大前程，是一种大损失。

“学问可谓正从盲从开始”

学问之始当读人人必读之书。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之书。学问之第一步，也可谓正从盲从开始。我自己且当先认为是一盲目人，只有依随此传统智慧之结晶而用我之功力，我则依墙摸壁，跟着人向前。

论读“诗·书”

钱穆

“无一日不读书，我只不情愿做一小人”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多见异说”

慎独

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

“常读：七部书”

首读《论语》，次之《孟子》，再次《老子》，再者《庄子》，第五《六祖坛经》，第六《近思录》，第七《传习录》。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

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

“中国人学文学，实即是学做人”

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真伟大的人，他不觉得他自己的伟大。要是杜工部觉得自己伟大，人家请他吃顿饭，他不会开心到这样子，好像吃你一顿饭是千该万当，还觉得你招待不周到，同你做朋友，简直委曲了，这样哪里会有好诗做出来。

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就与其他。

“读诗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

学问如大海，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所要喝的，只是一杯水，但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若在下流浊的地方喝一杯浊水，会坏肚子的。 比如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

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加进新的，替换旧的，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了。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来读，也尽够了。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

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你的内心情感，如何讲来才讲得对，讲得好。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又有什么工不工可辨？什么对不对可论。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简论“人生”

“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飞翔的远离现实，将不是一种福，沉溺的迷醉于现实，也同样不是一种福，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

中国近代的风气，似乎也倾向于向外寻求，倾向于权力崇拜，倾向于无限向前。但洗不净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一种现前享福的旧的人生观。

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现象。

“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

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此之谓美善合一，美善合一之谓圣。圣人之美与善，一本于其心之诚然，乃与天地合一，此之谓真善美合一，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

“养生”心得

先生以95（虚岁96）岁高龄无疾而终

“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

一者，太极

他在清晨起床后，一般都要用两拳搓擦眼尾、颜面二十分钟之久。至于太极拳，更是他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功课。

二者，静坐

静坐必择时地，以免外扰。昔人多在寺院中，特辟静室，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静坐稍有功，反感不适。以后非时地相宜，乃不敢多坐。

三者，冷水浴

所谓冷水浴，就是用5℃-20℃之间的冷水洗澡，虽寒冬不辍。

【作品选集】

1930年6月：《刘向歆父子年谱》

这是钱穆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它主要是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作的。钱穆撰《年谱》的目的就是要“撤藩篱而破壁垒”，破除学术界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成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用的方法很简单，以史治经，所用的材料仅仅是一部《汉书》。因为他认为经学上的问题，同时即是史学上的问题，他“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钱穆以史治经的方法，受到了当代学者的注视和称赞。

▌港台学者何祐森指出：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这部书根据的仅仅是一部《汉书》。很多非有新资料不能著书立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部《汉书》，人人可读，未必人人会读。一部古书，人人能读，未必人人愿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人，通常不讲经学。钱先生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亦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向歆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

钱文刊出后，轰动一时，在北平学术界造成了很大震动。原北平各大学原本都开有经学史及经学通论之类的课程，皆主康有为今文家言。此文出，各校经学课多在秋后停开。所以，钱谱使晚清以来经学上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在近代经学史上贡献特大。

1931年5月：《国学概论》

《国学概论》是钱穆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力作。该书不用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的体例，前章专言经子，不及文史，内容包括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等，扼要地叙述了上自春秋孔子，下至晚明心学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变迁轨迹。

▌“其用意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新的机运之能力。”

1935年12月：《先秦诸子系年》

《先秦诸子系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名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的考订，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蒙文通称其“体大思精”，是“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的大著作。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

在这样大规模的考证中，由于资料的不足和推断的失误，自然不免有可以改正之处。此书自1935年出版，到1956年再版（香港大学出版社增订本），便增订了250条，约3万余言，占原书篇幅的十分之一。最近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足以补充此书的新材料，如《孙膑兵法》的出土即为一例。但全书大体立论精确，考翔实，决不因此等小节而动摇。此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研究先秦诸子和战国史的人们必将受惠良多。

1937年5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全书共14章，上自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晚明诸老，下至晚清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共叙述了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

1940年6月：《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的正文前，冠有长达万字的《引论》。《引论》除论述国史的研究方法、各时代的史事特点、评说近世史学流派的理论外，还着重就通史的编篆理论与方法进行了阐发。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论述先秦民间自由讲学兴起和宋明社会自由讲学再兴起的演变，论春秋战国大势所提出的文化同化论，秦汉相制与汉代文治政府，魏晋屯田、占田、课田至唐代租庸调的演变，自唐至明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等等，皆多创见。

▌《国史大纲》是钱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它是本世纪中国史坛中“最成功的史学名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程光裕语）。台湾著名学者严耕望称《国史大纲》：

“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已见才思横滋，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　”

1952年11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951年冬，钱穆第二次赴台北，打算在台北筹建一新亚分校。第二年春，应“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邀请，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钱穆认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要目，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能忽略中国的传统政治。演讲共5次，专就汉唐宋明清5朝有关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方面来叙述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指陈其利害得失。在演讲中，钱穆又一次重申了他的自秦以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的见解。

本文钱穆著作选编自人民出版社『钱穆传』（2001出版）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