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研究到经学重建

作者：任锋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六日庚午

           耶稣2015年4月24日

近年来国人对自家文化传统的温情与敬意渐趋浓厚，显示出愈来愈明确的文明自觉，这本身构成我们理解与构思中国之现代命运的一个重要参数。在这个意义上，学人的文化意识与思考范式之变迁，无疑最能彰显其内在精神蕴涵，进而可能影响国运及世运之泰否。

姜广辉先生发表新著《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在笔者看来就具有这种学思变迁的指标性意义。这本书汇集了作者数十年来辛勤耕耘的学术成果，特别向我们展现出从思想史研究走向经学重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脉演进。作者将中国经学标识为吾国文化的根与魂，清晰显示出他不仅仅是在学理层面、而是在文明精神层面点拨出此一演进的归趋与贞守。

阅读此书，很多地方都引起笔者的共鸣。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思想史研究为证，广辉先生指出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书写过于注重诸子（无论先秦前后），而忽视了作为诸子根脉的经学体系。笔者也曾指出，譬如萧公权先生煌煌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主要呈现为一个诸子竞逐的群英谱系。教习此一课程的同仁，将主要比重放在如先秦诸子上，往往一个学期刚能讲授儒墨道法数家。问题是，像诗书礼易诸经传，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根源性法政信念与宪制典范，关乎道法大本，如无系统论述的呈现与观照，后续的诸子讲授势必是单薄而碎裂的，故国学脉的范式变迁也无由得以充分透视。

思想史研究一向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而经学的现代状况除了被纳入经学史作批判研究，可以说是门庭淡泊、不绝如缕。这一比照本身就折射出现代中国精神的格局与特质取向。自新文化运动颠覆政教相维的传统规模，道统崩塌，学脉中断，世运转而为输入学理，高唱主义。学人政人，焦心竭虑，所关切者大多已落于主义格局下的问题辨析。

广辉教授学出于侯外庐先生门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衣钵有自。观乎侯老，虽有国学根底，思想智识资源的最大启迪主要来自早期十载对《资本论》的涵咏精译与西方法政理论的吸收。侯先生的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也因注重故实事相、教条性相对较少，而显示出思考的真诚与特立。但其大旨不外于西土真理的输入及其中国化，背后仍然是启蒙理性憧憬的文明再造这一时代精神。

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竞争与整合是现代中国难以摆脱的转轨路径约束，那么，近百年风云激变之后，我们应当对此有一番更为沉着与周到的审视。应当认识到，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数千年延存之文明体，中国自身既有的共同体机理是我们理解其承续与变革的智识根基。侯先生曾经揭橥的文明维新道路，其实型塑了先民数千年相传的温故损益智慧。即使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激变，根底上依然跃动着文明传统精神的濡化与渗透。由是之故，广辉先生从经学传统的层面指示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恰恰兆示着国人文明理性的常识回归，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的流变也是一种提撕与警省。

这种从思想史到经学的学脉演进，当然不是以此非彼，取此代彼，而是在更为本源的意义上把握到中国文化的基本规模，从而接续并激活其内在活力，以推进现代国人更精准地安顿其精神、信念与智识格局。

今年适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如今回顾当年的“打倒孔家店”，其中的教诲启示仍然值得咀嚼。民初共和的政体易辙，使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双重危机上升到一个新的境地。如何为新生的政治共同体奠定一个深厚而稳定的文明精神根基，成为高度挑战政治与文化精英的难题之一。我们熟悉的新青年诸君，认为中国传统与共和民主两不并立，将儒家传统历史化、专制化、诸子化，最终采取了不破不立的现代立国路径。

这种激进主张的历史-政治缘由，原本是民初制宪活动中孔教入宪引发的相关争议。代表传统文明精髓的儒家，究竟在共和宪制中以何种形式得到安顿，在民初的制宪讨论中经历了从国教化到文教化的辩难。当时儒家支持派的议员们清晰认识到，古老文明的现代立国大法，需要将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以恰切的宪章形式表述出来。这方面，既有的现代国家的成规并不能提供精准的例证榜样。其中，关乎共同体精神特质的儒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信念和实践传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争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由对于儒家之宗教性、“教”之确性的追究，一步步逼出关于孔子之道、国家国人之“性”的探讨，恰恰对应了四书之一《中庸》首三句纲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逻辑逆推。这也是合乎当时文化与政治精英共享文化背景的一个经典共识。无论是否赞同孔教入宪，绝大多数制宪议员都持有对于孔子、儒家的尊崇，分享共同的经典意义系统。这也构成制宪讨论得以深入展开、并最终否弃宗教化动议而确立文教化条款（“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文化政治前提。

这种在继承传统文明基础上建立共和的稳健宪制理性，可以说把握到了儒家传统作为国族核心价值载体的本质特征。换言之，它认识到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来自历史和权威的精神支撑，公共的政治凝聚需要文明意义上的公共纽带之绾和。而儒家之所以膺胜此任，正是源自历史上对于华夏经典意义系统的传承提炼与践履担当。这种文明体的公共身份，始于孔子先贤对诗书礼乐的重整阐述，成于汉代士大夫群体对于君主体制的型塑，续于历代志士仁人对于此番政教传统的善继善述。

儒家因经学而树立其公共角色，民初的制宪事业仍然内在于这个开放过程之中。即使新青年诸君欲截断众流、再造文明，新文化运动中仍然不乏如杜亚泉那样重视国是统整、经典意义传承的稳健思路。

今日思想界，颇有将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比照的说法。笔者拙见，在未能对两大传统深研精知、特别是中国经学长期断裂的现状下，简单比附反倒可能混淆或模糊各自的文明特质。对于抓取西方古典学某一独门秘诀进行国学经学格义的思想操练，同样要抱持审慎的态度。中国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倚靠西学智识资源寻求正当性与有效论式，如今也许到了一个重要的复元时刻。而立根经学，一种开放对话中茁壮成长、有效应对时代大挑战的经学重建，应当构成这个复元时刻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人在世界文明舞台上被视为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这个历史感其实是经学意义系统在实践情境中的道成肉身，我称之为“经史经世”的文明典范。把握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明的根如何一点点长成大木、枝叶繁茂，也才能更具前瞻性地展望中国文明的魂如何参与到现代复兴的大业中来，成为国人安顿身心、平治天下的精神信条。如是，姜广辉先生论著的指标性价值方能充分释放、泽惠世代。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