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解构三纲”

作者：李存山

来源：原载于作者新浪博客

时间：丙戌年八月廿二

      西历2006年10月13日

我前些时写了一篇题为《重视人伦，解构三纲》的短文（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稍后又写了一篇《道德的“变”与“常”》（见我的博客）。后一文也包含着要重视儒家伦理之普遍性的“常”道（如“五常”），解构儒家伦理之带有时代特殊性的“三纲”的意思。我在写《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时，在其第二部分“儒家构想和谐社会的几个层面”中写了第二个层次“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在其第三部分“儒家和谐社会理念的历史局限”中写了“君臣之伦与家庭和社会伦理”，此两小节也大致表达了前两文的观点。近日收到《学术月刊》第9期样刊，见吾友景海峰先生在《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

李存山讲要“重视人伦，解构三纲”，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我认为，现在“三纲”究竟是个什么状态？百余年来，解之又解，以至于已无解，则还解构什么？恐怕现在需要的是解释，而不是解构。“三纲”与“五常”能否剥离？此其一。倒了纲常，儒家伦理的形而上根基完全坍塌，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如此困局，何日是尽头？此其二。除了哲学理论方面形而上的意义之外，三纲五常学说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完全弃之，我们总不能去信西方人或东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吧！此其三。这些根本问题的解答需要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而且今日省思正当其时，要不然一无“资源”，二无“特色”，我们怎么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又怎么能去思考和处理远比20世纪复杂得多的那些伦理难题？

景海峰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儒学研究中渊源很深，也很有代表性。可惜，他没有从正面回答：如果保留了“三纲”，我们是否就可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是否就可以思考和处理21世纪的“那些伦理难题”？我对以上提出的三个“根本问题”试作以下回答。

其一，关于“三纲”与“五常”能否剥离？我认为，如果我们坚持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那么“三纲”与“五常”是可以剥离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我们现代社会道德生活仍然需要的“常”道，“三纲”则须作历史古今之“变”的分析：“从积极方面说，它适应了秦汉以后的君主集权政治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也曾起了稳定和统一的作用……但是从消极方面说，君主集权也给中国古代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祸害，特别是宋代以后君主集权变本加厉，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明清之际的儒家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唐甄等人就已提出了解构“三纲”的思想（参见拙文《道德的“变”与“常”》）。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破除或解构“三纲”的过程。近时，牟钟鉴先生提出“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我对此深表赞成。

至于“百余年来，解之又解，以至于已无解，则还解构什么？”我对这个提问有所不解。起码，在有些人（如景海峰）的思想中，“三纲”与“五常”还是不能“剥离”的，这就有了提出“解构”的现实针对性。另外，从社会现实的发展来说，戊戌变法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实即要解构“三纲”，但失败了，以致张之洞将维新变法理论称为“邪说”，提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劝学篇·明纲》）辛亥革命虽然以“民国”取代了“帝制”，但是袁世凯等人又要用“纲常”之说来复辟帝制，这就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纲常”。是否五四运动以后“三纲”就已“无解”了呢？远不是如此。冯契先生指出：

对近代人来说，人格独立，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应摆到第一位。这同旧时代的纲常名教确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近代思想家都认为要进行道德革命。梁启超……章太炎……鲁迅……陈独秀……虽然激烈的言论甚多，但是其成绩现在看来并不很大。……由于道德与政治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分强调阶级性的倾向，对旧道德作了许多“左”的批判，结果还是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就是变相的家长制，变相的君为臣纲。仅这点就可以说明社会伦理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顽强。（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冯契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说“个人崇拜就是变相的家长制，变相的君为臣纲”，这话说得真是深刻！而且，这话显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我在今年9月27日从北京乘飞机去杭州的途中，读了当天的《参考消息》，见其转载有香港《亚洲周刊》10月1日（提前出版）的文章《法拉奇以笔代剑战斗一生》。文中记述了9月14日去世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1980年对邓小平的采访：

……法拉奇索性切入要点，问道：“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话，不喜欢你，这是真的吗？”邓小平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但也不是指我一个人，对其他的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他很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革。”

法拉奇接着问：“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邓小平气定神闲地回答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以上问答都是我们在学《邓选》时学过的（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307页），但近些年可能是因为宣传的“导向”，这些话已经很少见诸报端了，以致我们已经有些感到生疏或淡忘了。邓小平两次提到毛主席后期“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他甚至没有说这是“变相的”家长制或“变相的”封建主义。若如冯契先生所说，这是“变相的君为臣纲”总不为过。

由以上可见，“三纲”思想并非“解之又解，以至于无解”。而且，我认为“三纲”思想还有比以前更难“解”的问题。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孟子曰：对于“贵戚之卿”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对于“异姓之卿”来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犯之”就是对君主的错误进行批评，“止”或“去”就是要在“以道事君，不可”的情况下辞官隐退。孔、孟的这些思想在汉代“三纲”之名确立之后就不被提倡了，但历史上仍有一些儒家身体力行了这种“出处进退之道”，王夫之甚至把君子的“仕与隐”看作是“君子之生死”的终极关怀（《宋论》卷十四《理宗四》）。然而，在中国现代的“个人崇拜”中，由于把道德与政治完全混同了，所以在“变相的君为臣纲”中，当“君有大过”之时，不但难以谏止，而且没有“出处进退”的余地。如冯契先生所说：“主要问题在于把道德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忽视了道德的特殊性……政策老变，思想教育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结果只能培养随风倒的人。这对道德伦理是破坏。”（《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235页）如果我们解构了“三纲”，保留了“五常”，那么，是否有利于强调道德所区别于政治的特殊性呢？

其二，“倒了纲常，儒家伦理的形而上根基完全坍塌，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如此困局，何日是尽头？”我在《重视人伦，解构三纲》一文中已经考辨，先秦儒家有五伦或三大伦的思想，但“三纲”之说是“汉承秦制”以后继承了韩非子的“三常道”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儒家所重视的五伦或三大伦是怎么演变为‘三纲’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就可以证明‘三纲’之说不是出于千古不变的‘天理’，而是中国历史变化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新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儒家伦理的形而上根基”是否就是“千古不变的‘天理’”呢？孔、孟没有“三纲”的思想，那么，此“天理”为什么要待“汉承秦制”以后才被发现呢？孔子、子思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和智、仁、勇“三达德”（《中庸》）的思想，孟子有五伦和“仁义礼智”四德的思想，可以说他们有“伦常”而无“三纲”，因此，他们并没有为统一的“纲常”建立“形而上根基”。当我们解构“三纲”，同时也就解构汉代以来“纲常”的形而上根基时，这正是贴近了孔、孟的思想。孔、孟没有“三纲”的思想，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篇主张“禅而不传”，否认传子制的“家天下”可以“化民”，《礼记·礼运》篇也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秦儒家并没有因无“三纲”而感到“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为什么我们重视了人伦，保留了“五常”，解构了“三纲”，就要陷入“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的困局呢？

事实上，正是因为近代以来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把“纲常”捆绑在一起，而“三纲”之说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从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们在反帝制、反“假共和”时又不加分析地反“纲常”，乃至有“打孔家店”的口号，于是把儒家伦理中应该“变”的内容和应该继承的“常”的内容都与“科学和民主”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才是“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的一个原因。“三纲”是与近现代的“民权之说”和“男女平权之说”等等相对立的，张之洞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说错。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宁肯弃“三纲”而不会弃“民权”和“男女平权”。只要儒家伦理还把“纲”与“常”捆绑在一起，儒家伦理就不会走出近现代的危机。“道德价值迷茫，观念浮游无根”，这个“困局”只有在讲明了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把应该改变的“三纲”与普遍性的“伦常”剥离之后，才会有“尽头”。

其三，“除了哲学理论方面形而上的意义之外，三纲五常学说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完全弃之，我们总不能去信西方人或东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吧！”的确，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程、朱也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氏遗书》卷五），“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这里不仅有“哲学理论方面形而上的意义”，而且“更包含了信仰的成分”。但这是否就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秦汉以前没有“三纲”之说，是否那时的中国人（包括孔、孟在内）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说自秦以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认为后世君主不过是“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是否因此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呢？实际上，“三纲”之说并不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是君主集权制度的“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在《道德的“变”与“常”》一文中已经指出：

有些儒家道德，实际上也并非中国所独有的“国粹”。如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也有：“父亲对子女的统治是君主式的……体现着某种君主式的权威。……君主在本性上优越于他的臣民……这种关系也是长幼关系和父子关系。”（《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再如妇女“三从”的思想，“摩奴法说：‘女人童年时从父，少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则从其夫之最近亲属，妇人不能自己作主’，希腊与罗马有同样的说法。”（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转引自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页）

“三纲”之说的内容并非只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它是世界历史上男权社会和君主集权制度所共有的，只不过它在中国历史的秦汉以后更加突出、更加系统罢了。查一查中国历史上凡信奉佛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奉天主教的，同时也信奉“三纲”的，可能不在少数。而黄宗羲、唐甄等人坚持了儒家一贯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破掉了对“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信仰，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改信“西方人或东方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宗教”。

我认为，儒家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的人本主义，就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主义，就是“正德、利用、厚生”（《左传》文公七年）的“三事”之说。“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并不在于有“三纲”，而在于是否坚持了这种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和“三事”之说。

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明夷待访录·原臣》）这里没有“三纲”之说，但其确为儒家之言是可以肯定的。陈独秀虽然把儒家伦理与民主对立起来，但他在1915年所作《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可见在他的思想中仍不自觉地继承了儒家的“民惟邦本”之说。在近现代，“三纲”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不“弃之”，那就有背于“民惟邦本”之说，在我看来，那也就并非现代儒家之言。

   我们现在对儒家伦理确实需要有“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在我看来，“重视人伦，解构三纲”就是一种“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路”。我不相信，保留了“三纲”之说，就可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就可以“思考和处理远比20世纪复杂得多的那些伦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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