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法生作者简介:赵法生,男,青州市人,西历一九六三年生,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 |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专访乡村儒学发起人赵法生
记者:郑秋轶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六
西历2014年9月19日
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
儒学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的观察,目前中国农村是一个什么现状?
赵法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摆脱了饥饿,但进入21世纪以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教育水平差距等。
我们所调查的乡村已经没有了高中,初中也在减少,这大大提高了就学成本,并迫使那些不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民也拼命向城里转移。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是未经民主科学决策的一次严重失误,它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乡的失衡。
大量村民抛弃乡土涌入城市,其中有不少人并没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这又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成为一个老弱病残的留守世界。另外,乡村社会风气下滑,刑事案件发生率上升,环境污染有后来居上超过城市的趋势。
总起来说,目前乡村面临价值真空、治理紊乱和生态危机三方面问题。这三方面关系到人与心灵、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举措,就有可能演化为一场乡村治理的全面社会危机。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农民最大的困惑在哪里?
赵法生:那些皈依了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村民已经没有了困惑,他们一心信靠耶稣,向往天国,对于现实也不抱希望。那些还没有皈依宗教的村民最感叹世风日下,比如认钱不认人,不孝敬老人问题等。
《瞭望东方周刊》:在农村,是否有儒学与基督教争听众的局面?
赵法生:孔子故里的家庭基督教会发展很快。不远处有一座能容纳三五百人的基督教堂,略远处还有一座,能够容纳2000人。
目前的农村还谈不上儒家与基督教争夺信徒的问题。基督教是严格的制度化宗教,从信仰到传教都有一整套建制化体系,还有圣徒意识和传教热情。而儒家传统的传播体系已经被破坏,比如过去的宗祠、家庙等,在北方尤其如此。
儒家现在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些生活习俗,自身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
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
《瞭望东方周刊》:孝悌、友爱这些道理,农民本来是不懂的吗?还是只是道德水准在滑坡?
赵法生:孝悌、友爱等人生道理,许多农民至今还知道。但传统的乡村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有私塾、宗祠、族长、乡绅和家教系统,这一系统是乡村道德养成和自治秩序的基础,可是今天,这一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一些遗存的道德思想碎片也就无济于事了。
乡村儒学,目标就是要在国学教育中断一百年后的今天,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和价值系统,为乡土文明的重建提供人伦道德基础。
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在孔子故里的尼山圣源书院集体诵读《论语》
《瞭望东方周刊》:乡土社会重建的关键是什么?
赵法生:目前,乡村精神文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儒家教化已被打倒,但现代化的乡村组织体系尚未实现。道德困境与治理困境俱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对于乡土文明的意义。儒家道德中有一些基本的人伦规范,如孝悌诚信、礼义廉耻,不但不与现代化冲突,反而是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乡土文明重建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文化重建,一个是向法治文明转型,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单一方面都不能竟其全功。
《瞭望东方周刊》:从农村入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恰当路径?
赵法生:梁漱溟80年前指出,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破坏和伦理失调,所以他意图通过文化重建来振兴乡村。我们所以首先从乡村儒学开始,是因为乡村的文化衰落最严重,尤其是孝道的破坏使得众多老人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这里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最急迫。儒家文化的根在乡村,老子曰“归根复命”,儒学这棵历史巨树的复活也应该从其根部的复活入手。
韩国成人礼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礼仪的影响,从高丽时代开始就有了分别为男女青年举行“冠礼”和“笄礼”的风俗
自由平等和长幼有序并不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作用,它能解决什么?
赵法生: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内涵,所谓三教合一,又以儒家为主体。儒学是修身之道,修身的目标是成就君子人格;核心思想是“仁”,基本道德是“仁义礼智信”。
现代大儒牟宗三说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能启发和培育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可以说,儒学的五伦和五常维系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这又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
传统儒家敬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辛亥革命以后帝制被推翻,有学者建议改为“天地国亲师”,其中包含着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信仰。
《瞭望东方周刊》:对儒家文化有一些批评声音,比如过于强调道德,较少提倡法制,有人指出儒家的纲常伦理不适合现代社会,你怎么看?
赵法生:儒家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部分,无法适应民主法治的要求。但是,儒家主要的道德思想,尤其是修身做人的思想,依然为今天的国人所需要。
近代思想史的一大误区是将儒家道德与自由平等观念对立起来。其实,自由平等是政治观念,长幼有序是人伦道德,并不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到底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是,从家族辈份上又不平等,我应该尊重他,给他鞠躬,让他先坐。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混为一谈,以政治权利的平等否定人伦辈份的差异,进而否定一切传统人伦道德,这搞乱了整个民族的思想价值系统。
以韩国为例,韩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儒家的敬老礼、敬师礼等保留完好,二者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东亚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全面否定传统,所以人心有所依托,现代转型也比较顺利。
我们实验的村子,一年左右,道德改善了,村里的治安与村风都大大好转,也证明二者不矛盾,而是存在有机关联。
《瞭望东方周刊》:余英时曾有“儒学的幽灵”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儒学有复苏的迹象。
赵法生:儒学的幽魂化是现实,原因在于它的传播体系被彻底打倒了。最近的儒学复兴,首先是因为民众需要,社会自身需要。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绝不会有幸福和谐,这样的民族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儒学之所以打而不倒,因为它的基本人伦之道是发自人心又合乎人性的。当然,最近儒学的复兴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
儒家恐怕得走建制化的路
《瞭望东方周刊》:儒家和宗教的区别在哪里?
赵法生:我大体赞同这样的看法,宗教可以分为建制化宗教和非建制化宗教,前者如佛教、基督教等,后者就是儒家。儒家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安身立命和教化大众的功效,但它与以往的组织形式趋于分散和多层次性。
建制化宗教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非建制化宗教传播力度较弱。在当代各种宗教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儒家只有实现从非建制化到建制化的转变才有存活下来的希望。
印尼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印尼华侨经过近百年的抗争,终于建立了印尼孔教,实现了儒家的建制化转型。儒家恐怕也得走建制化的路子,而且要走民间化的路子,不能重蹈政教合一的覆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是否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信仰?有人认为文化多元也是一个选择。
赵法生:信仰自由已经写入中国的宪法,没有必要再为中国人设计一个统一的信仰,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复兴的儒家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一个供国人自由选择的文化选项而已。有人要搞政教合一,要将儒家定于一尊,那是祸害儒家,如果他们的设计成真,将会有第二次打倒孔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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