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经典会读应有之态度

作者：程旺

来源：作者惠赐 发表

时间：2014年6月17日

编者按： 本文作者程旺，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辅仁人文学会（辅仁读书会）会长。该读书会以研读儒家四书为主，已有四年的时间。作者特就负责组织读书会相关事宜、参加读书会的见闻写成总结报告，与大家分享当代青年体认儒学的心得。

题引：近年来，国人在寻回文化主体性和心灵归属感的历程中，逐渐返归国学经典来建立文化认同，国学热、读经热逐渐升温，国学经典正重新成为民众文化教养的本原，这无疑是文化传统之复兴的重要一程。此间，怎样“读”经典，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并非普泛地谈读经方法，关于此点，历代哲人已多有论述，其中尤以朱子、马一浮先生《读书法》之专论，谆谆详实，宜为细观，笔者无需续貂。本文主要就时下渐兴的“经典会读”活动而谈。笔者近两年参加北京师范大学“辅仁读书会”（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以研读儒家四书为主）、“老庄读书会”（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以研读道家老庄为主），蒙诸师友夹持扶养，燻染所至，幸得一二体会，深感有些关于经典会读的前提性问题还需再加省思。故笔者不揣浅陋，针对读书会上的观感，姑妄以“经典会读应有之态度”为题，掇拾前贤余蓄以为提点，略陈一管之见，以期有助于经典会读参与者能更“深入”地走进经典、经典会读组织者更“有效”地开展活动。

1.先存“温情与敬意”。

今日读经，首先应对经典抱持一份温情与敬意。为何？因今日我们处在近乎断裂的传统之中，已经丢掉了经典置身其中的文化土壤和思维方式，若不先存一温情与敬意，我们必以今日之文化、今日之视角、今日之思维去评点、审视、质疑古人，轻则诬为糟粕，重则径为唾弃，实均不免隔绝、误读、狂妄之弊。所谓“温情与敬意”，并非欲诉诸非理性的心态来信奉古人，恰恰相反，“温情与敬意”主张应先摆脱今日之成见，贴近古人之思维和立意，设身处地体察古人着说之情境，对经典进行一番“客观的了解”，在现代视域中重新滋生起对传统、对经典的再启蒙效应，然后方能合情、合理、合时地去作评判，否则难以持守公正的态度。故钱穆先生有言：“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无一点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自遣）。”（《国史大纲》卷首）是以应先存“温情与敬意”，此实乃今日对“经典”进行“客观了解”的前提；而若能“真了解”，不仅不会诬评古人，反而自会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心态。怎样才算得上“真了解”呢？陈寅恪先生指出：“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及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从“温情以了解”到“了解之同情”，其间贯彻的恰是一理性的认识态度。而今日有些读经者，动倾标榜“理性”，对古人立说全断以“理性”，则其所谓“理性”，实则是带着“习心成见”去读书，一叶障目，滑转为非理性而不自知，亦不能有“了解之同情”，既无益于学问，亦无益于身心。徐复观先生针对此点剖析道：“读书最坏的习惯，是不把自己向前推动，向上提起，去进入到著者的思想结构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对著者的如实的了解；却把著者拉到自己的习心成见中来，以自己的习心成见作坐标，而加以进退予夺。于是读来读去，读的只是自己的习心成见；不仅从幼到老，一无所得，并且还会以自己的习心成见去栽诬著者，栽诬前人。始而对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断，终且会演变而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为可以自欺欺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应当如何读书》）故需先明此点，以矫根结之弊。

2.重视历代重要注疏。

今日读经，若欲达陈寅恪先生所言之“真了解”，亦非易事，毕竟我们与经典之隔膜并非一日而然。所以我们需要藉助古注，来帮助我们了解经典。尤其是公认的重要注疏，应重点参看。（马一浮先生《通治群经书目举要》所列经典注疏可资参考）其他注疏，若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有助于“知一篇之体要”者，亦可适当简择。最好能参看两本以上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古注，作为会读之基础了解。历代经典注疏汗牛充栋，我们并不主张竭泽而渔，但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废注不观，则尤为盲目可警戒者。如我们读《老子》，“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挥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王僧虔《诫子书》）所以我们应对古注有必要的了解，这是我们接近经典、走近经典的重要阶梯，又有助于今人规避“神游冥想”所可能导向之弊，以免以今律古，流于穿凿附会之说。但也应注意，不能完全停留于古注，任何注解，都有其自身的体系性、时代性、取向性，古注是我们回归经典之津梁，却并非经典本身。这是运用古注所应清醒之态度。

3.善于利用现代研究成果。

近几十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传统经典的研究取得了飞快发展，相关领域已有不少成熟的研究成果。今日研读经典，若能对一些现代研究的成熟成果有自觉的了解和利用，则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似乎是目前会读活动中做得不太够的一点。在读书会上我们纠缠的问题中，其中一些学界已有了相对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若能对这些成果进行一下基本的查考，了解一些已有的总结、论述、观点、分歧、争论，无疑会对增进我们的理解、加深问题的深度、开阔讨论的视野、提高会读的水平。即使我们欲自创新说，也应建立在对已有成果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否则只能是固步自封，难以服众。现代研究成果中，比较突出的成熟之作，无不是充分吸收前人成果而做出的，如《老子》研究领域，今人陈鼓应、刘笑敢等先生的成果之所以得到推重，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对现代研究成果的的尊重，并不主张轻于附和，而是在借鉴甚或辩难同时，更多地发现经典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和理论可能，逐渐建立自己解经之宗旨，找到自身与经典对话的规范机制。

4.微观考据与宏观义理相结合。

今日我们的会读情形，似更偏于“微”的一面，对“宏观义理”的表达略少。读书会研读经典以精读、细读为主，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要严防死守，未明不可权放过，这种态度是很必要的，非如此经手一番，则对经典不能谓之熟识，这是探明文义的重要基础。程子指出“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二程遗书·卷二十二》）这说明考据对于文义理解的基础性意义，但同时指示出在文义之外，尚有“意”可求。故在微观、细致的考究字义、词义、文义之后，还需从宏观义理上深求玩味、体贴、提升、观照，否则就成了饾饤之学，见树不见林，大义缺失，买椟还珠，经典的意义也就无所依附了。古人云：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并不严谨，但其所指示不要拘限于文字训诂，而要探求大义，则是有道理的。进一步看，宏观上的义理把握对微观字词考据的贞定亦是不无帮助的。这个问题在汉学和宋学的方法对比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比较朱子《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朱子之注并不废训诂，但更注重义理的言说及与训诂的结合，以理明义，故对字词篇章的理解，常常比偏重于事事均求考据精详的《正义》还有说服力。其实，“由大略而切求”与“循度数而徐达”，两种研习进路在先后主次上正相反对，然并无优劣之分，均主宏、微之间的两端贯通，最终指向“闻道”之境。若执其一端，则不免偏执。

 5.逻辑方法与体认方法相结合。

中国传统儒道思想，按西方学术体制划分，并不能对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但又常能感受到其丰富的哲理性；并不能称之为西方式的宗教，却总含蕴着一定的宗教性。故仅以逻辑推导式的方法来阅读、理解经典文本，则难免会遮蔽其富含智慧启示的一面；而仅诉诸感悟会通式的体认方法，亦不能满足今日“研究”之需要。两者结合，不宜偏废。然两方面并不是平行并重，对中国哲学而言，后一方面的体认尤其应引起今日研读之重视，本体认而进以逻辑，以逻辑来支撑体认，庶几不失大旨。近现代中国学术大师重建文化传统的努力中，往往对体证、证验、性智、智的直觉等多有强调，现在杜维明先生仍大力弘扬“体知”观念，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盖近现代以来，我们对理性、对逻辑视为“科学”，大力肯认，对中国学问固有之学问方法则视为“神秘”，避之不及。直至今日，我们仍未能完全适当地承接这一方法传统，故不论我们对此方法掌握、运用到何种程度，都应明确地树立起这一方法意识。关于此点，前人实早已有过睿智的明示，如汤用彤先生有言：“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汤先生所论虽就佛教而言，但揆诸儒、道，又何尝不然。“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尤需今日经典会读者有所肯认。朱子《读书法》非常重视“切己省察”，为何要“切己”？这本是生命的学问，不切己不体察，如何能谓对经典理解透彻；不切己不体察，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又当如何落实。儒道之学，不外乎以一种普遍性的论说指点切于人生的意义，常存切己体察、变化气质之心，方不致“对塔说相轮”，而能浃洽经典会读之大要。程子尝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二程遗书·卷十九》）读《老》《庄》亦然，未读时是此等见识，读了后又只是此等见识，便是不曾读。

6.以读会友。

既言会读，则会读当有会读的规矩和模范，此点在会读中诸师友亦间有强调，然未见明显改善，此处再叨絮一番，惟愿有进。1）主讲。主讲对经典内容的讲解，不外乎这么几个层次：历代注疏梳理、现代研究介绍、原文现代翻译、本章义理旨要，对经典内容的引申可因具体情况适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结合本经以解经、结合后学思想引申、结合不同派别比较、结合西学比较、结合现代社会比较、结合自身体认等。需要强调的一点，主讲对此章内容和宗旨要有自己的主张和把握，即使是认同其中一家之说也无妨，关键是要有充分的理据支撑自己的主见，否则，在回答问题时就会无所适从，以水济水，不能一以贯之。2）参加者。参加会读的人员，对本次会读内容理应有所预习，至少几种主要的注疏应提前阅读，对基本的字词文义有初步的认识，否则如何有效的参与到“会”读之中？最好能带着问题来参加，切中要害，增加“有效”的讨论。善于提问本身也是一门“学问”。马一浮先生于此言之甚明：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善学者必善问，善问者必善学；然先学而后问；学以穷理，问以决疑；问前须学；问后要思……（《宜山会语·释学问》）善于提问之外，参加者也应积极发言，敢于阐释自己的见解。许多读书会为了鼓励发言，往往强调可以自由发言，然在笔者看来，自由发言应指每位参与者都有权利发言，都有权利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发表之言应关乎宏旨，并不是可以随意乱言，若所言不着边际，徒有“盛挥麈尾，自呼谈士”，无益于讨论主题，亦无益于发言者，更耽误大家时间，这恐怕不能称作“自由”。自由也应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况且，未有真知灼见便轻以指点，是否会“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呢？可不慎乎？总之，不管提问还是发言，都要求参加者本着一颗真诚的心。3）主持人。这里还想对主持人的问题多说两句。在辅仁读书会的组织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直到现在，仍在努力加以提升。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为经典会读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思考。一次会读是否能“高效”的开展，主持人实扮演者举重若轻的作用。主持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若仅仅负责在主讲之后说一句“大家有什麽问题”，那此类主持就是不合格的，发挥不了实质的作用。会读活动，对主持人的要求实际是很高的，笔者个人认为，每次会读，对主持人的要求要高于主讲人，主持人对所讲章节的掌握应比主讲人还要明晰、还要宽泛，主持人不仅要熟悉每章文义，还要对此章的宗旨有明确把握，要掌控好讨论的范围，不要跑题太远，对于离题过远的发言，能及时收回；主持还要对本章所会出现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有足够的了解，在大家争论激烈时，可以合理的疏通各方观点；在冷场时，可以及时调整节奏，对重点、难点加以引导，在主讲、参加者、指导老师之间建立积极互动；对于应该讨论的论点未被提出时，应适时地提出，予以讨论；在可以引申而未被提及时，可以适当加以引申；在讨论比较充分时，要清楚的意识到，并适当加以总结，保证会读的进度开展；等等。所以说，主持人实际操控着整个会读活动的节奏、气氛、广度、深度，应该引起重视，不能随意视之。会读组织者以及被安排为主持人的人，都应重视起这点。4）会读简报。每次会读，均由主讲人根据自身准备和讨论情况，形成文字性的简报记录，以规范化的写作模式写作成文，不仅有助于主讲人加深理解，亦便于参加者的日后温习，更有助于未能参会者了解会读内容，长期积累下来，读书会简报是与其他同道交流切磋的有效途径，同时，也生动地展示出读书会承传延续的心路历程。（辅仁读书会在新会长赵蕊博士的组织下，简报撰写规范和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可参“辅仁读书会”新浪博客。）

 7.读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去年的“经典传习与人文教化——辅仁读书会百期纪念学术座谈会”上，宗教研究造诣颇深的张百春教授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新教徒星期天阅读经典，参加礼拜仪式，那么我想问一下，在礼拜天，一个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干什么最合理？……这个问题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提出的最大挑战。问题的实质是，礼拜天（星期天）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度过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干什么最合理？”（《京师中国哲学》第四辑“座谈会纪要”）他给出的答案是认为“辅仁读书会”提供了最合理的答案：礼拜天阅读儒家经典。对于问题的回答，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对这个问题却不容忽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提的极有意义，不是对宗教问题极有见地又对中国现实深有警触的人，是提不出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甚至生活方式，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在西方人的心里，他们还有个宗教的世界，他们每个礼拜天都是放下一切，走进教堂，寻求心灵的慰藉。我们只学了外在的“用”，而没学其内在的“体”，我们自己的“体”，也早已让我们抛弃了。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正处于一个无“体”的时代，不论是社会态势、道德境况，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都告诉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内在的、道德的、超越的世界，以作为人心的慰藉、勖勉和终极关怀。如何重建这样一个世界？笔者认同张教授的见解，即读经可以作为推动建立这个世界的积极进程。在礼拜天会读经典，实还应从这一文化意义上来加以审思。辅仁读书会和老庄读书会在礼拜天组织经典会读，即有意表明在现实性、物质性的世界之外，当今中国人还需在心灵归属、意义重建、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加以应有的提澌。我们若对此问题有自觉地省察，就应该坚持下去，不仅礼拜天读经，还要让读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经典是文化生活的本原，让我们重新“回到经典”，“回到经典”就是回到轴心时代，回到文化生成的本原之处，去寻求历史奠基、挺立起文化主体性。

最后，借熊十力先生的话作结：“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示要》）。勉哉。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