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儒家思潮扫描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4年1月28日

【按语】

应《人民论坛》之邀，笔者从个人学术视角，将2013年新儒家思潮作了全面总结。文章写出来时，就知道在当前官方抛出“七不讲”的背景下，能否发表以及能发表出来多少，都是有疑问的。主观上并不想给杂志社和编辑人员惹麻烦，但客观介绍新儒家群体的工作，有些内容也是非讲不可的，也理解他们在言论管控下的无奈。但文章发出来后，还是有些失落，因为不仅许多重要的内容、尤其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都被隐去了，而且还容易让人误解似地以为新儒家做的只是为现实做注脚。感慨宪法条文仍不如草纸的同时，笔者有必要重申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2013年新儒家所作的工作之一，是致力于解释清楚，我们所拥有的儒家政治传统，以及由此传统所期望的理想之治与合理之治，是通向自由之治、民主之治，而不是专制之治、愚民之治，是让权力受到监督、约束以保障人民合法权利的政治，而不是让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变成掠夺人民、残害人民的工具。儒家有自己的政治传统，有自身的政治发展逻辑，也有自己对中国未来光明前途的独立追求！

2014年1月28日

【正文】

2013年新儒家思潮扫描

我们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

新儒家是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较为迅速的一个广义的思想流派，它泛指一切主要从儒家思想资源出发，同时吸收当代其他思想学说，来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倾向。由于当前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同样是从个人、家族到国家、天下是无所不包的，因而从儒家文化出发，在当代既要解决文化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重建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重建和政治重建的问题。新儒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持续关注信仰和道德问题，而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来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这毫无问题是由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深入和成功改革，成为制约全社会一切领域能否改革、能否更化的瓶颈。儒家思想还不是我国当前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儒家群体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既参与和关注由官方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保持着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新儒家在政治重建方面的主要思路，是以重新发掘和重新诠释儒家政治传统，来参与和推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来自于“中华深厚沃土”的理论支撑。新儒家在2013年的主要理论工作，是致力于向世人说清楚，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植根于中华深厚沃土。

一、新儒家选择宪政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对滞后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是靠改革、开放，而不是靠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比其他民族更依赖于我们自己人民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因而也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让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对人民能够更加尊重，在分配领域更加合理，能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切实保障人权，从而将我们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持续地激发出来、释放出来。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受苏式政治体制影响很深，又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在延续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独特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其实也彰示着改革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智慧，来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既弄清自己的国情、问题和文化传统，又要清楚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既要向自己的传统学习，又要借鉴国外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然后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虽然在政治决策层面显得非常有效率，但无可置疑地如同所有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一样，都面临着需要破解的两大问题：集权和极权。集权是指权力高度集中，表现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在党政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党政领导班子中，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不合理的集权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公安、检察、法院三个系统本来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和制约，然而他们都归政法委领导，一个政法委书记就可以把这三个机构都变成个人的工具，把这三者之间的一切制约关系全部破坏。破解集权主义的思路主要就是解决分权问题，使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做到合理。极权的意思是指“全能”，对这个词汇不必过分敏感，它是指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渗透和干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例如，连一个家庭能生几个孩子、能养几条狗、能拥有几部车、头脑里能有和不能有什么样的思想、能听到和不能听到什么样的新闻，事无具细地都要管制和干涉。破解极权主义的药方，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障人权，因为极权主义最重要的危害就是侵犯人权，宪法条文里写上的人权条款如同虚设，人民的人权受到侵犯无从申诉、无从保障。集权和极权同时又相互牵涉、相互支撑。这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破解的难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在多地举办了以儒家思想和宪政民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虽然这些会议因为某些意识形态部门抛出的包括不允许讲“宪政”在内的“七不讲”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这些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的政治传统能否以及为什么可以归结为宪政？儒家的宪政传统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特色？儒家思想以及儒家学者怎样支持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儒家思想通向宪政的路径是什么？儒家宪政思想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等。

儒家学者对宪政问题的热烈讨论中反映出的一个主流倾向是新儒家选择宪政民主，支持宪政民主。在建设宪政民主的问题上，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新儒家学者群体透过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看的很清晰，定位很准确。新儒家从中国的民本传统出发，也同样拥有对于平等问题、反腐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学术关怀，但是主张以分权制约的方式来防止腐败，主张通过保障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故而他们不会像新左派那样，用回到更加集权加更加极权的老路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二、儒家通向宪政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儒家依然是封建、专制的代名词。儒家何时揺身一变，成为宪政的了？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对此，儒家学者有不同的论证方式。

一种方式是把宪政理解“宪法之治”。就此而言，在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政治中，儒家的经典承继了唐虞三代（尧、舜、禹商汤至周文王和武王）形成的“先王之道”，作为现实政治的取法对象，而儒家通过总结古代政治史所总结的所谓“先王之道”，其实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推行仁义于人民的“敬德”、“保民”、仁政、民本等基本政治思想。故而古代政治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古代的君主制也并非是让君主在没有原则、没有规矩、没有制度状态下任意胡为，更不是如黑格尔依据普鲁士的专制所想象的“只有一个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宪法之治。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到宋代发展至顶峰，宋代每个文官给皇帝上书出谋划策时，都要先给皇帝讲一番“存天理，灭人欲”的道理，勉励皇帝加强修养，端正自己，选贤与能，虚心纳谏。

一种方式是把宪政理解为“限政”，即依据明确的制度分工而对政府权力实行限制。在这方面，儒家更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制度资源。先秦时代的儒家学者认真研究总结了古代的政治生活历史，其后的儒家又主导了中国差不多20个世纪，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权力有着深刻的认识。儒家并非只是天真地怀着“大同”之治的梦想和对有国者率先端正自己的劝告，而是对政治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他们在传统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无所不用其极，发明了种种制度，诸如保傅、经筵、宰相、台谏、三司、制举、轮对、清议等，试图用教育、用制度、用舆论来匡正权力，使政治权力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轨道。当这一切匡正制度都失效，一代政治实在无法挽回的时候，儒家也肯定终极校正手段的合法性，“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儒家对“政”的解释，既理解为“端正”、“正己”之正，又理解为“匡正”、“更正”之正。儒家的政治学也是一套“匡正政治学”。

一种方式是把宪政理解为“分权民主”。相对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周代分封建国的中国式的封建制，是贵族间的民主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是诸侯会盟的召集人。各诸侯国在一国之内实行自治。周代的分封制相当于早期的联邦制，是分权治国的典型。在明末清初，当君主制已充分显露出其桎梏“仁义之道”、“天下为公”的政治原则时，儒家也有一批学者探讨“复封建”的制度意义。

一种方式是不对儒家政治学说做制度上的限定。儒家在过去的历史中，经历了从封建（分封）制（周、汉）、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和郡县制（秦及以后多数朝代）、种族统治和种族压迫的帝国制（元、清）、民主共和制（民国）、工农兵苏维埃或人民共和国（国朝）等许多制度，并没有哪一个制度是儒家的专属制度。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一套“仁义政治学”，基于仁义的基本价值而寻求实现方式的思想学说，儒家试图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寻求实现仁义之道的最佳方式。中国自宋以后的发展逻辑屡次被外来的侵略所打断，没有按照自身正常的发展逻辑，发展出一整套在君主制度之后最能体现仁义之道的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儒家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适宜体现仁义之道的制度形式。按照儒家的政治逻辑，一种好的制度，必须是能够有效匡正权力的，必须是能够有效保障人权的，因而宪政民主可能是在当前世界存在的种种制度形式中的最佳选择。

上述简要介绍的论证思路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对儒家思想的宪政民主化叙事，但同时也可以看得出，宪政民主在儒家思想中也并非没有浓厚的根源。儒家的优势是深厚的思想传统和悠久的执政历史，从儒家文化出发来看待当代政治，就如同一个看透世道的老人，很明白当代政治生活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三、儒家社会科学的兴起

新儒家在当前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超越以往固守人文学科的局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某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边一群人每周一次聚在一起，逐字逐句地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别以为他们是在校学生，而是一批学有成就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会读只是他们读古人典籍的一种方式，会读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经典，并相互交流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中运用经典中所讲述的价值和义理。儒家的价值和义理，像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成为社会科学家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一种融合西（西方）、儒的社会科学范式。比如一些学者为当前的宪政讨论的正当性辩护，不仅会引用来自于西方的理论学说，也会直接引用儒家关于政治的观点，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和常识。

儒家社会科学之所以逐渐兴起，首先是引进西方学术本土化的需要。以往许多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后果是既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又使得基于西方学术的理论见解，在中国缺乏根源性和基础性。

其次是学术界凝聚共识的需要。由于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一些学人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敌人，他们劳心费力地狙击一切与复兴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件。但他们对传统的妖魔化，只能在学理上显得片面，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会遭到儒家学者的反击。

再次是为儒家辨诬和为我们自身正名的需要。反传统的人，热衷于把我们自身塑造成“野蛮人”、“劣等人”的方式，以使他们心目中来自“文明人”的思想、学说能够快速传播。但这种妖魔化儒家文化的做法，既不能合理地向世人说明，为什么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至少在世界上领先了18个世纪，只是在晚近由于文化和制度上都较为落后的草原民族一再入主中原，才打断了其应有的发展逻辑，从而失去领先优势；也无法合理说明，为什么正是靠着儒家文化所给予的民族精神，我们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一代代中国人不屈不挠，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支撑着我们走出最艰难的谷底，并重新崛起；更无法合理地说明，如果中国人靠着他们所妖魔化的“野蛮”、“劣等”就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他们从“文明人”那里趸来的思想究竟还有什么用。妖魔化儒家文化传统，暴露的是对传统的无知。比如有学者大讲中国传统的“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的确有“官本位”现象，但过去只有“民本”思想，还从未有过思想、学说主张“官本主义”。再比如有外交官批传统的“父母官”说法，以为“父母官”的意思是让官员以“父母”自居，高高在上，主张“官员是人民的儿子”，却不知“父母官”是要求官员像“民之父母”一样，无私、精心地照料父老乡亲，“如保赤子”。即便主张“官员是人民的儿子”，离开了儒家文化也不明其所谓，况且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比如《贞观政要》就记载了唐代皇帝李世民早就以人民的儿子来解释“天子”的含义了。因为在儒家思想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永远是站在人民一边儿的。

再次是社会科学校正自身的需要。离开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生活价值，当前的人文学已被抽空了价值而不成其为人文学，相应地社会科学在失去了价值关怀之后，变得日益嚣张和血腥，日益表现出无节操、无底线。例如为强征强拆做论证的GDP经济学，将人当作牲口计算“出栏数”的人口学和计生学，热衷于舆论控制而不是恪守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新闻学。没有高尚价值约束的社会科学，不断在塑造没有人性的从业者，也在不断地为种种野蛮的政策和社会行为做论证。社会科学必须回归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中汲取“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指导之下。

由于反传统已形成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新传统，扭转对于儒家文化的抹黑和偏见，加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儒家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也并不专属于哪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她并从中受惠。

附文：《人民论坛》正式发表出来的部分

2013年新儒家思潮扫描

核心提示： 新儒家在2013年的主要理论工作，是致力于向世人说清楚，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什么样的政治才能植根于中华深厚沃土

新儒家思潮在2013年的新动向

新儒家是最近几年发展势头较为迅速的一个广义的思想流派，由于当前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全领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同样是从个人、家族到国家、天下无所不包的，因而从儒家文化出发，在当代既要解决文化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重建的问题，也要解决社会重建和政治重建的问题。新儒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持续关注信仰和道德问题，而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转向。

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阐发，过去主要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现在则向社会科学进军：一批社会科学家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和义理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从事特定领域的研究。这毫无疑问是由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深入和成功改革，成为制约全社会一切领域能否深化改革的瓶颈。儒家思想还不是我国当前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儒家群体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既参与和关注由官方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保持着思考和表达的独立性。新儒家在政治重建方面的主要思路，是以重新发掘和重新诠释儒家政治传统，来参与和推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来自于“中华深厚沃土”的理论支撑。新儒家在2013年的主要理论工作，是致力于向世人说清楚，我们究竟拥有怎样的政治传统，什么样的政治才能植根于中华深厚沃土。

新儒家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关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要求对滞后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殖民掠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是靠改革、开放，而不是靠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比其他民族更依赖于人民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因而也必须有一种合理的政治体制，让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对人民能够更加尊重，在分配领域更加合理，能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切实保障人权，从而将我们的勤奋、智慧和创造力持续地激发出来、释放出来。

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受苏式政治体制影响很深，又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在延续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将这种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独特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其实也彰示着改革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智慧，来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独特难题。这就需要我们既弄清自己的国情、问题和文化传统，又要清楚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既要向自己的传统学习，又要借鉴国外政治发展的优秀成果。然后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在过去的一年中，儒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虽然新儒家、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构成了当代学院派或民间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格局，但明显地，新儒家群体更倾向于有条件地接纳自由主义而不是新左派。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新儒家学者群体透过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晰，定位很准确。新儒家从中国的民本传统出发，也同样拥有对于平等问题、反腐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学术关怀，但是主张以分权制约的方式来防止腐败，主张通过保障人权的方式来解决平等问题。故而他们不会像新左派那样，用回到更加集权、更加极权的老路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儒家社会科学的兴起

新儒家在当前发展的一个趋势，是超越以往固守人文学科的局限，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在某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边一群人每周一次聚在一起，逐字逐句地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别以为他们是在校学生，而是一批学有成就的社会科学专家，他们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会读只是他们读古人典籍的一种方式，会读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经典，并相互交流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学科中运用经典中所讲述的价值和义理。儒家的价值和义理，像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成为社会科学家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一种融合西（西方）、儒家的社会科学范式。

儒家社会科学之所以逐渐兴起，首先是引进西方学术本土化的需要。以往许多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后果是既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传统，又使得基于西方学术的理论见解，在中国缺乏根源性和基础性。

其次是学术界凝聚共识的需要。由于激烈的反传统态度，一些学人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敌人，他们劳心费力地狙击一切与复兴传统文化相关的事件。但他们对传统的妖魔化，只能在学理上显得片面，引起人们的反感，更会遭到儒家学者的反击。

再次是为儒家辨护和为我们自身正名的需要。反传统的人，热衷于把我们自身塑造成“野蛮人”、“劣等人”，以使他们心目中来自“文明人”的思想、学说能够快速传播。但这种妖魔化儒家文化的做法，既不能合理地向世人说明，为什么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至少在世界上领先了18个世纪？也无法合理说明，为什么正是靠着儒家文化所给予的民族精神，我们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一代代中国人不屈不挠，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支撑着我们走出最艰难的谷底，并重新崛起？更无法合理地说明，如果中国人靠着他们所妖魔化的“野蛮”、“劣等”就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他们从“文明人”那里趸来的思想究竟还有什么用？妖魔化儒家文化传统，暴露的是对传统的无知。

最后是社会科学校正自身的需要。离开了儒家文化所传递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生活价值，当前的人文学科已被抽空了价值，相应地社会科学在失去了价值关怀之后，变得日益嚣张和血腥，日益表现出无节操、无底线。社会科学必须回归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中汲取“须臾不可离”的生活“常道”，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指导之下。

由于反传统已形成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一个新传统，扭转对于儒家文化的抹黑和偏见，加强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儒家文化是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也并不专属于哪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她并从中受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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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