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用嫖娼打击政敌

作者：吴钩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3年9月5日

【摘要】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

史鉴散照

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店，“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经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止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惟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感谢薛希涛的仗义，祖无择总算逃过了一劫。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永。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当时东京的名妓，对柳永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不过，柳永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是可圈可点的。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公务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那么，这样的“双重标准”在今天看来是不是很陈腐呢？不是。现代法治社会依然讲究“双重标准”———2008年，美国民主党明星政客、纽约州州长斯皮策被曝出召妓丑闻，美国社会舆论大哗，70%的受访者认为斯皮策应该辞职，纽约州议会的共和党领袖强硬地宣称，如果斯皮策在48小时之内不辞职，将提出弹劾案。最后，斯皮策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道歉：“我作出了有违对家庭义务、有违我个人或任何是非观念的行为。”并在48小时内提出辞职。如果斯皮策只是一名普通富商，那他的绯闻，不过是小报上的一则花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