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庙祭孔“仪式化”趋势与双向形塑研究

作者：杨莉（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6年第1期

摘要:中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祭孔为主要形式的孔子纪念活动至今，已历经多个发展阶段，不仅成为多地文庙的固定活动，还通过“全球联合祭孔”“孔子文化节”等方式成为一个在社会中越来越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然而，当代文庙祭孔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定位和文化属性模糊等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成为应进行学理回应的重点。于此，本文基于田野调研和统计数据分析，提出当代文庙祭孔在文化内涵、祭孔标准形式、礼制属性等三个重要维度上体现出“仪式化”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中所隐含的社会认知和定位之间的张力与形塑，以期能初步回应儒教传统祭祀文化当代实践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当代文庙 祭孔 发展趋势 双向形塑

一、问题的提出

自唐贞观年间“庙学合一”制初具之后，历经各代补充完善，传统的祭孔已经成为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绵延至清末。之后，国家政治制度虽然改变，但在民国时期和当代都对祭孔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和恢复。从时间脉络来看，文庙祭孔分为各具特点的三个时期：帝制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庙祭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仪式或活动形式、功能、定位，以及特点。帝制时期文庙祭孔作为国家礼制的组成、儒教的神圣空间，其发展演变体现的是与政权的关系；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祭孔需要找到新的定位和功能，这一时期文庙祭孔的发展既有文化符号的重新利用，也有对其不断调适和诸多社会功能的重建；而当代，文庙祭孔又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不仅有祭祀活动形式、定位、认同的重建，还隐含着社会对儒教传统祭祀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关于当代文庙祭孔的研究(1)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文庙祭孔活动形式与变迁的关注，也包括曲阜孔庙孔子纪念活动形式的沿革和分析。二是对文庙祭孔当代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如认为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是政治传播的具体载体，体现了教化功能；或认为祭孔的公祭仪式是政治仪式的一种；西方学者也关注到这一再次恢复的传统，认为祭孔是基于经济和文化资源上的建构和利用。关注当代文庙祭孔活动整体发展趋势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多是专注于某一面向的研究或是某一地方文庙祭孔的个案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和相关资料，收集和统计当代文庙祭孔的相关数据(2)，在厘清、分析当代祭孔活动主要维度的整体发展趋向的同时，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属性和定位的双重形塑过程，以期能初步回应儒教传统祭祀文化当代实践的相关问题。

二、当代文庙祭孔的发展概述与定位分析

帝制时期的“祭孔”无论是作为国家礼制还是祭礼仪式，其含义都很清晰和明确，当代文庙“祭孔”在指称和使用上则更为宽泛和模糊，一如当代文庙祭孔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在定位和属性上具有明显的曲折性和模糊性。

早在1983年山东曲阜孔庙就已经有海外孔氏后裔自发地、零散地前来祭祀祖先孔子，而这一行为也拉开了当代祭孔的序幕。1984年，曲阜出现了更有组织性的民间孔子祭祀活动。1984年至1988年，曲阜市政府利用孔庙这一传统文化资源，举办了“孔子诞辰故里游”活动。“孔子诞辰故里游”其间设置了诸多经济、文化活动环节，如孔子像复原揭幕、孔府珍藏书画展、经贸产品展销，同时还根据文献资料复原了祭孔乐舞。“孔子诞辰故里游”期间，主办方并没有举办统一的祭孔活动，而是多由民间自发组织。1989年，“孔子诞辰故里游”正式更名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3)(以下简称“曲阜孔子文化节”)，一直举办至今。“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时间约为每年的9月26日至10月10日，其间仍举办经贸、文化展演等多种活动，还将9月28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时间基本成为多地文庙举行祭孔活动的“标准”日期。

从活动的形式和流程来看，以祭孔为主要形式的孔子纪念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89—1995年，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的程序为：领导讲话，然后演出大型庙堂艺术《仿古祭孔乐舞》，再由民间组织举行祭孔。民间祭孔的流程为“由主持人简短致辞并宣布祭拜先师孔子活动开始。主祭官(在孔子后裔中推选)在孔庙大成殿前三跪九叩行‘三献礼’”。(4)1996—1999年，祭孔虽然还是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改由民间自行组织，其仪式仪程也更符合传统的“三献礼”，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最为规范的祭孔仪式(5)之一。之后，又由政府参与举办祭孔活动。2002年，曲阜孔庙采用清朝服饰和礼制举行祭孔活动，但在祭孔典礼的流程上也有所简化和创新(6)，如将祭孔典礼扩展为开庙仪式、祭孔游行、祭孔仪式等多个环节，这次祭孔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此后，曲阜孔庙不仅持续举办祭孔大典，还于2004年举行了之前没有明确提出的公祭孔子。可见，曲阜一系列孔子纪念活动，不仅开当代祭孔之先河，同时也体现了这一传统文化活动进入新的社会时出现的新动向。

纵观当代曲阜孔子纪念活动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脉络，即可发现曲阜孔子纪念活动属性的游移，就以将祭孔时间定于9月28日为例，虽有制定的依据但也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时间的确定更多地考虑了商业活动的方便，而不是传统。(7)因此，也有文庙将祭孔时间选在更为传统的上丁日。

综上可知，曲阜孔子纪念活动属性的模糊和定位的游移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纪念活动本身而言，难以撕掉“文旅”活动的标签；就祭孔而言，难以摆脱表演的定位。第二，祭孔活动形式和流程反复修改和变化，使社会难以形成稳定的认知。第三，受对祭孔乃至儒家文化两极分化态度的影响，一方面认为祭祀活动乃是儒家文化甚至是儒教复兴的表现，另一方面则认为应该慎重考虑是否应该举行传统的祭孔活动，甚至还有将“祭孔”说成是一场儒家封建思想复辟的闹剧。(8)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地文庙仍然纷纷响应2005年的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举办了形式更为多样的孔子纪念活动。之后，多地文庙参与“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已成定例。2014年之后“全球联合祭孔”几乎年年举行，在“新冠疫情”防控时期，则采用“云祭孔”的形式。

概言之，当代文庙祭孔就其定位而言，以2004—2005年为节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2005年之前，以曲阜孔庙为代表的祭孔活动的定位是复古表演；第二阶段是2004—2005年之后，由于政府明确举办公祭孔子活动和“全球联合祭孔”，公祭孔子的定位明确为先贤纪念活动。而其间举行的祭孔释奠礼的定位更为复杂，一方面，与公祭仪式并列作为先贤纪念活动的另一种传统形式，更具“仪式”属性；另一方面，仍被作为孔子纪念活动中的传统文化的表演展示环节。

三、当代文庙祭孔“仪式化”趋势分析

(一)从“孔子文化节”到“祭孔大典”——文庙“祭孔”文化内涵的凸显

曲阜孔子纪念活动为当代文庙恢复祭孔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为各地文庙提供了“标准”模板，这必然会对各地文庙的祭孔活动产生影响。例如，由于“孔子文化节”通常被认为是曲阜孔子纪念活动恢复之初的一种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广泛认知的活动形式，因而成为各地文庙首先选择的形式。究其本质，孔子纪念活动采用何种形式本身既是对其定位的体现，也是一种认知和认同的体现。虽然“文化节”等节庆活动诞生于人们对精神活动的追求，是一种文化传统(9)，但当代“文化节”的主要功能和社会共识是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文化产业，其文化和精神的属性已经被弱化。因而，“孔子文化节”自曲阜时就被认为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当时多有“利用历史人物来为现代经济服务”“活人花死人的钱”的舆论。(10)虽然在2000年之后，“曲阜孔子文化节”较之以往更加注重孔子乃至儒家文化内涵的凸显，也更加弱化了文化节的经济属性，但不可否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祭孔仍然只是“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一个表演环节。基于这一背景，各地文庙活动的形式选择既是对原有定位的继承，也是自身文化认同的表达，或可言孔子纪念活动的形式选择本身就表明了定位和属性的变化。

从实地调研和统计数据来看，当代采用“文化节”作为孔子纪念活动形式的文庙呈现减少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属性更为明确的“祭孔大典”，甚至出现了两者结合的形式，即“祭孔大典暨X文化节”。据不完全统计在2016年约有54座文庙举行过祭孔活动，在这54座文庙中，以“文化节”形式举行的祭孔活动占80%，而在统计到的2018年举行过祭孔活动的72座文庙中，只占29%，至2019年，这一数据只占到总样本数64座的20%。

而且，孔子纪念活动即便仍采用“文化节”的形式，也在弱化“文旅”活动的经济属性，而更加着重凸显“儒学和传统文化”。由此，当代文庙孔子纪念活动在形式选择上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即呈现出“孔子文化节”→“孔子文化节”暨“祭孔大典”→“祭孔大典”的发展阶段和路径。所以，从社会舆论和认知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庙孔子纪念活动在形式上的两个主要选择——祭孔大典和文化节，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张力与文化认知认同上的差异。从当下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两个具有典型表征意义的形式一直在不断调适和互动，处于从文娱表演向纪念活动的过渡与转型中。因此，在过渡和转型的过程中，“孔子文化节”暨“祭孔大典”是一个兼具合法性、正当性，又有自身文化认知认同表达的一种折中形式，但随着文庙祭孔活动属性和定位的愈发清晰和明确，这种边界和表征明显模糊的组合形式，必然会进行调整，而成为一种新的更具社会认同和文化需求的新形式。

另外，这一带有折中取向的发展阶段和路径还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其一，这一发展趋势隐含了一种儒家文化或者泛言之的传统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正如有学者提出，孔子文化节的发展趋势本身呈现为一种逐渐尊重历史的发展倾向，相当于“经济、文化”两个元素的调适。(11)因此，“祭孔”文化属性的明确，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没有导致具体形式和内容出现断崖式的变化，但其背后的文化诉求和认同已经在发生转变，即不再是作为一个节事文娱活动如何能更具文化内涵和属性的问题，而是在新的社会形态和制度下作为儒教传统祭祀文化的一种“新形式”的回归，其体现的是“儒教现代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12)其二，这一发展路径体现的是儒教传统祭祀重构的实践逻辑。如2023年多座文庙举办了首次祭孔活动，这一现象导致“文化节”的占比有所增长。而这一数据的波动恰恰说明刚开始举办祭孔活动的文庙，更愿意采用相对更具有合法性、正当性，以及经济效益的“文化节”，或进一步说明主办方在当地缺乏对于祭孔活动认同的信心。如果将经济效益成为曲阜祭孔活动的合法性保障的观点(13)深化，即可以认为这种合法性或者说这种定位和属性为儒教祭祀文化的当代实践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实践的可行性。

(二)从“复古展演”到“纪念仪式”——当代文庙祭孔形式的摸索

历史上的“孔子祭祀”有明确的礼制和仪式仪程，历代虽有损益，但唐《开元礼》时释奠礼已基本定型。然而，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采用何种形式则成为文庙祭孔时代化的关键。民国时期一直有关于应采用何种仪式祭孔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既要有对传统的延续，又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需要。而在当代，曲阜祭孔的形式也一直是调适的重点和舆论的焦点。早在“孔子诞辰故里游”时期就有海外侨胞，认为政府已经举办了六届的祭孔活动太过单调，只能观赏不能参与，而且活动本身的设计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缺乏真实感、历史感，于是，当时的解决方案是“开放合适的时间让有需要的海内外人士按个人意愿自行举行祭孔仪式，并提供有偿的祭品、祭器、服装、礼仪乐舞等服务”。(14)

事实上，每年都有对祭孔活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调整，如从取消领导讲话环节，到在民间祭孔仪式中加入领导讲话和领导向孔子像鞠躬，等等。到2004年，政府公祭孔子时对流程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定：(1)宣布公祭开始；(2)宣读祭文；(3)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及社会各界嘉宾依次向孔子像敬献花篮，并行鞠躬礼；(4)圣裔族人家祭：由主祭官鸣赞、引赞就位；古朴典雅的祭孔乐舞表演开始；在祭孔乐舞的伴随下，孔子后裔、颜子后裔、孟子后裔、曾子后裔祭拜先师孔子；(5)礼毕。(15)公祭孔子的活动流程虽然包含当代的建构，但就“公祭”这一形式而言，可追溯至民国时期。而其中将政府公祭孔子和孔孟颜曾等四姓后裔采用明朝服饰礼制的释奠礼结合起来的创新形式，也成为日后文庙祭孔的重要仪式选择。

文庙孔子祭祀在探索阶段采用过多种形式，如表演活动、复古的“释奠礼”展演、现代的公祭仪式等。从曲阜祭孔活动的恢复和创新中，亦可看出在形式选择上的游移。作为当代祭孔仪式的代表，公祭孔子典礼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程序规范，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的表达方式，仪式的程序显得尤其重要。这便是程序的权威性。仪式的权力性和权威性来自程序性”(16)，也只有如此才能按其纪念仪式的定位持续发展。因此，曲阜孔庙经过多次调整，基本形成了当代祭孔的公祭仪式，基本保留了“释奠礼”的核心“三献礼”的结构步骤，即(1)典礼开始；(2)全体肃立；(3)主祭者就位；(4)陪祭者就位(奏乐)；(5)上香；(6)献花、献果；(7)向至圣先师遗像行三鞠躬礼；(8)宣读祭文；(9)奏乐；(10)礼成。

由此，以曲阜孔庙为代表的当代祭孔活动已经趋于成熟，似乎也可以成为直接采用的标准“模板”，但事实上依然出现了多种祭孔形式。

当代文庙祭孔按其核心元素和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第一，古装释奠礼(17)，是释奠礼的当代简化形式，其核心结构是三献礼，即“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第二，公祭仪式，以曲阜孔庙的公祭仪式为标准，穿着现代服饰，其核心流程是全体肃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奏乐)、献贡品(鲜花等)、向至圣先师遗像行三鞠躬礼。第三，自定义古礼，即指古装释奠礼之外其他穿着古装、国民礼服等举行的没有统一流程的纪念形式。第四，自定义现代礼仪，指穿着现代服装进行的除公祭仪式之外的其他纪念形式。第五，释奠礼结合公祭仪式，这种形式是指祭孔大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祭孔子，二是释奠礼。在现实中，有些文庙的公祭是由政府举办，古装释奠礼部分则由孔氏等四姓后裔主持。就某种意义而言，早期曲阜孔庙也采取过这种形式。第六，自定义古礼结合自定义现代礼仪，这种形式一般比较松散，其中既有身着古装的活动参与者(不是观礼者，而是礼仪的参与者)，也有现代服饰的活动参与者，又非上述“释奠礼结合公祭仪式”的形式。比较典型的如“自定义现代礼仪”中夹杂古装佾舞，或者身着古装的“赞引”。(18)需要说明的是，各地文庙各有历史传承和社会文化背景，其所用的形式也依据地方特色不断调整和完善。由于实地调研和资料所限，故此处的分类并非严格划分，而只是根据“祭孔”所呈现出的核心元素和结构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以便能清晰地看出当代文庙祭孔形式的多样性。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采用古装释奠礼占总样本数68座的43%，“自定义现代礼仪”占19%，“自定义古礼”占14%，“自定义古礼结合自定义现代礼仪”为12%，“释奠礼结合公祭仪式”占7%，“公祭仪式”仅占5%；2019年“古装释奠礼”占总样本数64座的43%，“自定义现代礼仪”占18%，“自定义古礼”占13%，“自定义古礼结合自定义现代礼仪”占9%，“公祭仪式”占10%；而2023年，“古装释奠礼”占当年总样本数86座的37%，“自定义现代礼仪”占22%，“自定义古礼”占11%，“自定义古礼结合自定义现代礼仪”占总数的2%，“释奠礼结合公祭仪式”占9%，“公祭仪式”占总样本数的19%。

从上述统计数据的对比来看，更具确定性的形式即广义的仪式，如古装释奠礼、公祭仪式呈现增加趋势，而程序较为松散的自定义古礼等则在减少。需要说明的是，纵观多年数据，“自定义现代礼仪”的变化趋势一直有所波动，这很可能与对曲阜公祭模式的调整有关，因为曲阜公祭模式也常被社会诟病(19)。由上述趋势可见，确定的活动形式和流程本身即可视为一种“仪式化”过程，是社会形成狭义祭孔“仪式”认知的体现。相较于现代的活动形式，释奠礼乃至其他自定义古礼体现了社会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诉求。虽然“释奠礼结合公祭仪式”这种权宜的结合方式具有较低的“仪式性”(20)，但其非但不会逐渐消失甚至在某些时候有增加的可能，因为这种“中间态”的形式更具“合法性”。而且作为两个更具仪式性的组合，无论是象征传统的释奠礼，还是可溯源至民国时期的公祭仪式，其体现的都是社会对于祭孔活动“仪式化”的认同和诉求。

(三)从“歌舞表演”到“佾舞复原”——文庙祭孔礼制属性的清晰

对于舞乐的定位是祭孔活动从复古(文娱)表演向纪念(祭祀)仪式转变较为直接地体现。最初曲阜举办“孔子诞辰故里游”时，就表演过新挖掘编排的仿古乐舞。(21)“1984年和1985年，两次在曲阜纪念孔子诞辰之日，再现表演了清代曲阜孔庙祭祀乐舞”，“由于经费原因，当时只能缩减编制再现表演”，并对外宣称仿古乐舞“阙里舞”乐舞衣帽等服饰、舞具、古代乐器，都是按照历史资料制作和复原的。(22)1986年，为纪念孔子诞辰，配合每年一度的祭孔活动，曲阜市政府成立专门团队，依据《圣门礼志》《圣门乐志》《阙里志》《阙里文献考》及1957年中国舞蹈研究会拍摄的《祭孔大典》纪录片等资料，进一步研究、发掘和整理祭孔乐舞，以曲阜市剧团为主，分别由专人负责编订祭孔舞蹈、礼仪程序及整编乐曲，将乐、舞、歌、礼融为一体，成功编排了仿古祭孔乐舞。(23)当时虽然极力地复原，也对整套仪式进行反复排练，但对于复原的包括佾舞在内的仪式活动的属性持犹疑和焦虑态度，“那时不敢称是祭孔活动，只说是仿古祭孔乐舞表演，是一个旅游项目，不是真祭孔”(24)。可见，就时人想法，对于这一儒教传统祭祀仪式的复原排演在形式上可以是尽可能的还原和重现，但在定位上必须也必然是一个“表演”，因为“表演”的属性虽然削弱了祭孔大典还原的真实性，但也使其拥有了在“表演”属性下可以“无限还原、再现”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然而，早期“孔子诞辰故里游”期间不止复原过“祭孔大典”，还有其他乐舞和祭祀表演，如“1900年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首次创作推出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虞舜时期的大型仿古《箫韶乐舞》”，以及“失传2000余年的祭祀轩辕黄帝的乐舞《云门大典》”。(25)这些与“孔子纪念活动”不直接相关的传统祭祀仪式的复原表演，模糊了“祭孔大典”的属性，使这一原本作为祭孔核心的仪式成为“文化节”中可以混同于其他各类歌舞表演的一个环节。时至2000年以后，古装的“释奠礼”成为曲阜孔子纪念活动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组成部分之后，“释奠礼”的表演属性逐渐减弱，但其他文庙在以“文化节”的形式举行孔子纪念活动之时，也一直安排各类乐舞的文娱表演，而有些文庙直接将仿古的“佾舞”作为表演环节，一如某些时期的“曲阜孔子文化节”也有仿古佾舞表演。随着关于“祭孔”活动纪念属性认知的增强，有些文庙举行释奠礼仪式时，必然包含佾舞的部分，而有些文庙采用公祭仪式，或举行其他形式的孔子纪念活动时，也会将佾舞作为“祭孔”的一个必要环节。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佾舞作为祭孔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先于祭孔释奠礼被复原和广泛采用，作为当代祭孔的典型文化表征。可见，这一“门槛”较高的典型象征，出现了在定位和属性上的两极分化，既象征着祭孔传统仪式，又因其而使祭孔成为“表演”。

以2018年文庙祭孔为例，有歌舞表演的占总样本数72座的59%，而有佾舞的占歌舞表演的82%。而2019年有佾舞环节的占总数64座的64%，超过2018年的16%，而2023年已经占到总样本数86座的74%，其增长趋势显著。通过调研发现，人们对“佾舞”的态度与祭孔活动上的其他古装乐舞表演截然不同。一般认为祭孔活动中的其他舞乐是文娱表演，更像文化节的开幕式；而佾舞表演虽然在有些文庙祭孔活动中仍处于形式的摸索阶段，但民众却普遍将其作为祭祀孔子的一部分，而不仅为表演。甚至可以认为，即便有些佾舞在定位上是表演，但作为传统祭祀孔子的重要表征，而在普遍的认知中被赋予了意义。

之所以认为佾舞是祭孔“仪式化”的典型表征和重要维度，是因为在当代也出现了祭孔活动应采用六佾舞还是八佾舞的争论。帝制时期，祭孔多为中祀，所以用六佾舞，而清光绪年间曾升祭孔为大祀，“佾舞”作为重要的礼制组成也由六佾舞升至八佾舞。虽不知是否受这次“升祀”传统的影响，当代曲阜孔庙也曾多次采用八佾舞，因此还引发过关于是否“合礼”的社会讨论。而这些讨论的结果使当代文庙不论曾经等级，非表演性的祭孔乐舞基本普遍采用六佾舞，也有个别文庙或是依据自身传统或是对于祭孔文化的理解而采用八佾舞。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部分文庙的佾舞参照了曲阜孔子艺术团编排的《新编祭孔乐舞》，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庙采用了更为传统的佾舞舞谱来恢复。

综上所述，佾舞不仅是“仪式化”的重要维度，也是对其作为祭孔礼制象征的认知也更加清晰化，即在当代“佾舞”不再作为文娱表演出现，而是需要讨论且被确定下来的祭孔“礼制”。

四、当代文庙祭孔“仪式化”的双向形塑

如前所述，以祭孔为主要代表形式的当代文庙孔子纪念活动的恢复，一方面，体现为重新定位，是时代对这一儒家文化或传统文化象征符号的利用；另一方面，则是祭孔的诸多功能的当代重建，其背后是价值属性的重塑。

当代孔子纪念活动在恢复之初的定位，必然影响这一文化活动在新的时代和社会形态下的属性形成，同时新的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历史属性的影响，这就使得文庙祭孔在当代的重建和发展中呈现出复杂的“双重性”。以曾为争论焦点的“祭孔仪式”的属性而言，当祭孔脱离“文娱表演”的定位，以明确的具有纪念属性的“公祭”仪式出现之后，“释奠礼”依然表现出这种复杂的“双面性”：一方面，接续传统就必然要明确仪式属性，以及与公祭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娱表演和纪念活动，以及祭孔传统完整性之间的张力。所以，可以说，这一复杂“双重性”的解决必须也必然诉诸一个不断形塑、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之中，而不仅由恢复之初的人为定位和历史属性所简单决定。

一如曲阜孔庙对祭典仪程的重新设计一样，“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回归和完全复古，而是着眼于展现当代人对孔子、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解读。在传承传统祭孔大典内核的前提下，按现代人的理解加以组织和表述”(26)。事实上，现代人的理解正是从曲阜恢复孔子纪念活动开始的，即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关于“祭祀孔子”的认知和认同。事实上，这种逐渐形成的与定位存在张力的认知，不仅体现在对祭孔活动的争议和舆论上，也体现在由祭孔活动形式选择所体现的发展趋势上。

如前所述，当代文庙祭孔活动形式有两个核心元素，一是象征传统的释奠礼，二是更具纪念属性和现代性的公祭。前者需要创新和时代化，后者则需要一个渊源明确的“传统”，对于这种具有政治文化属性的现象，学界多用“传统的发明”来加以解释，认为“‘传统的发明’并不依凭于发明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传统文化生长的现实土壤，人们发明新的文化传统，需要取材于已有的象征‘材料库’”(27)。由此可见，之所以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当代乃至民国时期的祭孔具有有效性和启发性，即在于发明者所给出的定位必须依据已有的具有象征意义和普遍共识的“材料库”来形成。然而，正如前所分析，“祭孔传统”的“材料库”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充分的认同，因此，祭孔活动呈现出的“仪式化”本身正是“材料库”时代重建的体现。

从“定位”所具有的人为规定和设计等含义来看，其中包含了一个主体，即不同层级、组织、部门的祭孔活动的主办者和活动形式的“设计者”，而多种活动形式的并存正是他们认知的表达。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即由这一群体的认知和选择而导致的当代文庙祭孔的现状是否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之所以认为定位具有共识而非仅是主办者有限认知的表达，即在于社会普遍共识和不断建构的“材料库”起到了制约作用。例如，在曲阜“祭孔大典”就出现过清制还是明制服饰的争论。在多数文庙都采用明制服饰或现代服饰进行祭孔活动之时，吉林文庙依然在负面舆论中采用清制服饰。(28)对于这一问题，当时的负责人表示：“吉林文庙为乾隆皇帝御批的清代建筑，吉林市又是满族发祥地，同时清代祭孔礼制也是历史上祭孔活动最完备、最鼎盛时期，吉林文庙沿用清代礼制祭孔有别于其他文庙，具有其特殊含义。”(29)然而，2019年吉林文庙“在祭孔大典上首次采用汉民族服饰，祭孔大典的程序、礼仪、乐舞等，均参照中国孔庙保护协会论证推出的公祭孔子大典的礼制进行”(30)。这本身就体现了“仪式所具有的自身的完整性，这个完整性不仅包括规定了构成要件的内容，诸如人群、制度、观念、时间、空间、场所、器物、程序等，同时也具有特殊的规定性，这些公认的规定性保证了仪式在社会中能够起到其他社会活动所不能取代的作用”(31)。

可见，当代文庙祭孔呈现出的“仪式化”发展趋势，其最终目标并非指向某一既定属性的、符合某种现有定义的祭祀或宗教仪式，而是由定位呈现的规定性和由社会认知、认同所赋予的属性之间互动形塑出的某种更为本质，也更为符合这个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一种“仪式性”的纪念活动。据前述的三个维度可见，当代文庙祭孔“仪式化”实际上隐含了社会认同对于传统文化和纪念属性的诉求，同时也对活动本身的完整性有所期待。由于现在主导文庙祭孔活动的主要是民间组织和地方政府(主要承担者是“文旅”等部门)，而且呈现民间组织不断增加的趋势(32)，因此，“仪式化”趋势可能更能够代表社会的基本认同和诉求。所以，文庙祭孔活动的核心不仅是仪式纪念属性的重构，更是传统祭祀仪式价值符号的植入，也就是在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同时，形成关于原有价值属性的社会认同，这也是当代文庙祭孔活动定位的关键。

注释
(1)王闯：《政治传播视野下的祭孔大典与认同建构》，《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2期；贾宏伟、骆文伟：《当代大学生传统礼仪教育的反思有重构——以祭孔大典为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李桂民：《论祭孔的传统与孔子祭孔礼仪的变迁》，《东岳论丛》2019年第1期；James A. Flath，Traces of the Sag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6等相关研究成果。
(2)数据说明：(1)本文数据是根据互联网关于各地文庙祭孔活动的报道和笔者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整理、统计而成。因存在举行过活动但未有报道见诸互联网的可能，故统计数据难免有疏漏；(2)2020年以后受“新冠疫情”影响，文庙祭孔出现了停办或网络举行等特殊情况和发展新动向，但本文关注的是当代文庙祭孔整体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原因，而非一两年间的现状，虽在有些维度上使用2023年数据，但还是尽量选取了更能说明发展脉络的长时间线的数据。
(3)1994—2006年均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2007年开始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名称略有区别，其活动本质相似，故行文时无须细分名称。参见曲阜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曲阜市政府史志办公室编：《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志》，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221页。
(4)《东方圣诞节》编委会：《东方圣诞节》，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5)本文所使用的“仪式化”是就当代文庙祭孔活动的整体趋势而言，而非否定当代有些文庙举行的祭孔活动具有仪式属性。
(6)关于“祭孔”，在帝制时期有严格而繁复的规定，相关研究参见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民国时期传承和创新祭孔仪式之时，既有对传统仪式仪程的简化，也有公祭仪式等的创新，相关研究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郭辉《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等，此处祭孔典礼所言之简化和创新，是综合帝制和民国时期的祭孔仪式而言。
(7)James A. Flath, Traces of the Sage: Monument, Materiality, and the First Temple of Confuciu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186.
(8)当时关于“祭孔”的讨论很多，如赵士林：《“祭孔”的忧思》，《粤海风》，2005年第6期；宋志坚：《公祭孔子的新闻解读(众议)》，《南方周末》，第1079期，2004年10月14日；等等。
(9)范建华：《论节庆文化与节庆产业》，《学术探索》2011年第2期。
(10)王怀棠：《亘古的钟声——新闻记者看“祭孔”》，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11)James A. Flath. Traces of the Sage: Monument, Materiality, and the First Temple of Confuciu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p.186.
(12)白欲晓：《朝向儒教自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388页。
(13)马天宇、王海洲：《仪式变革与合法性建构——以曲阜祭孔仪式的恢复(1978—1988)为例》，《学海》2023年第5期。
(14)《东方圣诞节》编委会主编：《东方圣诞节》，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页。
(15)《东方圣诞节》编委会主编：《东方圣诞节》，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142—144页。
(16)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第62页。
(17)此处的“释奠礼”是依据流程界定，而非本文所言的定位，因此既包括仪式，也包括仿古表演。
(18)分类说明：以核心结构和服饰作为分类标准，还应有“自定义现代礼仪结合释奠礼”及“现代公祭仪式结合古装自定义”两种形式，由于古装仪式的核心是释奠礼的“三献礼”，所以如果选用古礼基本都是释奠礼，而之所以有“自定义古装礼仪”的分类，是针对民间祭祀的古装跪拜礼，上香三跪拜或是四跪拜等。以上统计以文庙举办祭孔大典为主要统计对象，或有组织的祭孔，基本不涉及个人自发的“拜孔子”行为；“自定义现代礼仪结合释奠礼”因差异不大，又所见极少，故归入“现代公祭结合释奠礼”的分类。
(19)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学者指出，“从整体来看，曲阜祭孔大典的仪节设置很难说有什么内在的层次性和关联性，给人以有始无终，虎头蛇尾的感觉。一开始就来了九次献花仪式，有悖于‘礼不欲数’的精神，几乎成了官员人等的走台仪式”(参见彭林、张德付《关于“祭孔大典”的几点建议》，《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转引自中国文明网，http: //www.wenming.cn/wenshi/c/201110/t20111031＿370392.shtml，阅读时间：2024年10月1日)。
(20)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第62页。
(21)《东方圣诞节》编委会：《东方圣诞节》，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22)江帆、艾春华：《中国历代孔庙雅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第431页。
(23)杨朝明：《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4)济宁新闻网：《时代丹墀 全球同祭——近几年的祭孔大典》，http: //www.jnnews.tv/p/28414.html? page=2。(阅读时间：2023年4月23日)
(25)曲阜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曲阜市政府史志办公室编：《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志》，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5页。
(26)曲阜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志》，方志出版社2018年，第292页。
(27)张淑芳：《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仪式化传播机制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何秀丽：《曲阜祭孔大典传统的传承与发明》，山东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车延芬：《在发明中延续传统——以祭孔乐舞的当代复兴为个案》，《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等等。
(28)高卫华、孟萌萌：《祭孔大典仪式的网络传播意义解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9)《吉林文庙举行丙申年祭孔大典》，2016年9月28日，https: //mp.weixin.qq.eom/s/ffoN6RnBbF85SWd6R-o＿yw。(阅读时间：2024年10月26日)
(30)《震撼!吉林文庙举行2019年公祭孔子大典》，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45920831802721126。(阅读时间：2024年9月19日)
(31)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第59页。
(32)杨莉：《当代文庙祭孔仪式的文化认同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