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与张之洞的“心源”传承——以《论语衍义》为中心

作者：黄仕兵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中华文脉，渊深流长。自吾夫子删述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得以大成，立万世之教，其言其行，汇集于《论语》。《论语》荟六经之萃，奠文脉之基，深度塑造了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与文化体系，实乃中华民族之文化基石。自古注疏，代不乏人：或重章句训诂，或阐微言大义，或明心性天理，皆欲探骊得珠，传承文脉。

学缘有攸归。黔西南州张之洞文化研究院在研究“加油文化”——张之洞与他的老师们这一课题时，有幸入藏其业师胡林翼与宿儒姚绍崇于军中会讲《论语》与《资治通鉴》的精粹笔记——《论语衍义》。捧读再三，深感其卓然特立：该书最大特色在于“经史互参”，不同于何晏《集解》之训诂传统或朱子《集注》构建之理学体系，而专务义理阐发与经世致用。酌引廿四史、《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事抉发经义，深刻阐释修齐治平之道；植根湖湘“经世致用”之学脉，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王闿运《论语训》并为湖湘学派解读《论语》之佳作；行文深入浅出，清晰晓畅，不仅精辟解说《论语》经义，更蕴含胡林翼作为一代政治家的儒学修养、实践智慧与军事韬略，洵为深入《论语》堂奥、体认胡氏经世思想之津梁。诚如清儒钟谦钧序云：“《论语》之书，圣贤之言，所以治天下，非徒为儒生之学。文忠一代名臣，功业照耀海内，而以《论语》为根柢，是读《论语》者所不可不知也。”

胡林翼乃张之洞毕生敬仰之师，其病逝近三十年后，张之洞赴任湖广总督，专程拜谒胡公祠，有“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之感怀。“心源”者何？观张氏力倡“通经致用”之学术思想、力行洋务之实业功绩与廉洁奉公之高尚品格，其精神“心源”正可溯至胡林翼以《论语》为根柢、以经世为鹄的、以廉洁正直为砥柱的精神源泉。

一、薪火相传：黔省结缘与“心源”感怀

张之洞与胡林翼的师生渊源，缘于其父张锳与胡林翼共同在贵州为官之经历。张锳乃直隶南皮名门之后，虽科举之路多舛，六举不第，却从不自暴自弃，以刻苦自励的精神，大挑入仕贵州，不卑小职，于州县任上兢兢业业，廉洁自持，造福民生，以廉能著闻，与胡林翼、都匀知府鹿丕宗并称道咸年间“贵州三贤吏”。张锳为政功绩，被时人归为五端：“一为官清廉，二善听民情，三治盗有方，四广设义仓，五兴办书院。”其在兴义知府任上，十三年如一日为贫寒学子添灯油劝学，至今传为佳话。张锳以重教兴学、为国育才、以文化人之实践，回答“问几辈能挽河山”之时代叩问。其家国情怀与经世思想，为幼年张之洞树立了最初的人生楷模。

共同的志向与声名，使胡林翼、张锳、鹿丕宗三位贤吏相交莫逆。张锳遂命张之洞师从胡林翼及同乡韩超，问业史学与经济之学。此时的胡林翼乃翰林清贵，因在黔省安民生、肃吏治、治匪患、办教育而名动朝野；韩超则刚毅知兵，为胡林翼治黔所倚重之股肱，后以军功升贵州巡抚。胡、韩两公对少年张之洞的聪颖早慧深为赏识，传道受业，倾囊相授，不仅为张之洞开启了学问之门，更悄然铸就了其一生的精神走向。咸丰二年（1852），年仅十五岁的张之洞高中顺天乡试解元，捷报传来，胡林翼欣然致信张锳：“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韩超）开口而笑者累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张之洞《谒胡文忠公祠二首》云：“枢轴安危第一功，上游大定举江东。目营四海无畦町，手疏群贤化党同。江汉重瞻周雅盛，山林始起楚风雄。长沙靖乱诚相似，未及高勋又赤忠。”“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圣虑当劳破吴后，雄心不瞑渡河时。安攘未竟公遗憾，儌福英灵傥有知。”诗中“二老当年开口笑”之语，就是对此段教导恩情的深情怀念。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深谋远虑，广罗人才，协调军政与满汉关系，苦心经营，使“湖北兵与饷强天下”；更不分畛域，“援勦邻氛”，经营八表，为湘军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闿运赞叹：“中兴之业，实基自胡。”张之洞前诗中盛赞胡氏雄韬伟略，后诗感念其早年教诲，诚为启发思想觉悟的根源。其对胡林翼之深厚师恩、高山景仰、勠力效法、继承光大之志，于此昭然。

二、《论语衍义》：经史互参与衍义体例

胡林翼身处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戎马倥偬，于百务繁剧之中，犹与宿儒姚绍崇会讲《论语》不辍，日课甚严，其毅然弘道之心可佩，其进德不息之志可嘉。姚君不负“共学、适道、与立”之谊，于胡公逝世后，不辞辛劳，穷三年心力辑成此书，其情义可感，其功绩当传。观其书最大之特色，在于跳出纯义理推演或训诂考据之窠臼，创造性地将《论语》章句，置于宏阔的历史长河与鲜活的现实情境之中加以印证阐发；同时，又以《论语》义理为圭臬，量度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得失成败。此即“经史互参”之精髓。

以史证经：胡、姚两公深谙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凡遇《论语》论及修身、为政、处世、用人等精义，必援引信史以明之。如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仅阐发“为学”之根本在于涵养德性，不在求为人知，更犀利指出：“有一毫求知之心，则平时报国皆伪，如唐之仆固怀恩、李怀光，功非不奇，而卒成叛逆，则愠之为祸烈也。若汾阳王者，岂三代以下之人乎？胜国熊廷弼，才有余而度不足，日与枢臣相愤争，其决裂宜矣。”

以经正史：反之，胡、姚两公亦视《论语》为尺度权衡，用于量度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得失成败。评点历代君臣功过、制度沿革、世风变迁，常以《论语》为准绳。如论及晚唐藩镇之祸、明末党争之烈，则引“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语，痛陈失“和”废“礼”、不“周”而“比”之害。读史至此，再回味经义，顿觉夫子之教，非悬空高论，实为洞穿历史迷雾之慧眼，烛照兴亡之枢机。经与史，在此交融互释，相得益彰，非仅求知识之贯通，更在求智慧之生发，务使经义切于世用。

此“经史互参”之法，使《论语》从书斋案头的经典，跃然而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行动指南。北宋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诚不虚也！而胡、姚两公之苦心孤诣，意在昭示：圣人之言非尘封古董，实乃不竭之活水源头，唯有于历史实践中反复镜鉴，于时代风云中用心体察，其蕴含的永恒价值与经世智慧方能沛然涌出，斯为“明体达用”之真义。

《论语》注疏，汗牛充栋。汉唐重训诂名物，宋明重心性义理，清儒重考据校勘，各有胜场。胡、姚会讲之《论语衍义》，何以卓然自立？

首在视角之异：以经世致用为鹄的。传世《论语》注本，或求学术纯粹，或重心性修养。胡、姚两公则立足“经世致用”，非不重义理，而是将义理视为解决现实问题之钥匙。其衍义，处处透露出儒家士大夫的实践关怀与忧患意识。解“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详论仓储、练兵、取信于民之具体方略与历史教训；解“先之劳之”，则结合其治黔治鄂的政治经验，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

次在方法之新：以历史实证为核心。如前所述，“经史互参”是其核心方法论。相较于宋明儒者偏重哲学思辨与体系构建，胡、姚两公更注重以具体的历史案例来阐发验证。故其阐释具有强烈的实证性和说服力，避免了空疏之谈。读者在历史成败的镜鉴中，更能深切体会圣人的微言大义。

三在气质之特：融湖湘豪杰之烙印。胡公以书生掌帅印，其气质中兼具儒者的深厚学养与豪杰的刚毅果敢、务实担当。这种独特气质贯注《衍义》全书。书中对“刚毅木讷近仁”、“士不可以不弘毅”、“见危授命”等体现刚健进取、担当精神之篇章，阐发尤为精辟，充满一种激越昂扬、勇于任事的力量感。这迥异于某些注本偏于内省玄思或温文尔雅之风格，带有鲜明的湖湘士人“扎硬寨，打死仗”的实干精神与血性气质。其体例之独特，于兹可见。

三、“心源”流衍：胡林翼与张之洞的品格事功

胡、张“心源”之传承，首在经世致用之实学血脉。胡林翼的经世思想与历史成就，深植于近代湖湘学派丰厚的土壤之中：其父胡达源讲学城南书院，“祖汉称宋”，教人“务实学”，撰《弟子箴言》倡“治心济物”；早年受业之师贺熙龄乃嘉道年间经世派重臣；岳丈陶澍与林则徐共倡实学，改革漕运、盐政、河工，开近代经世致用风气之先。胡公既深受父师辈经世思想的熏陶，又私淑王夫之“史鉴经世”之旨，辑《读史兵略》以兵事证圣学。其在黔省安民生、肃吏治、治匪患、办教育，在湖北巡抚任上整顿吏治、改革财政、兴办厘金、支持洋务、改革湘军等勋绩，及在《论语衍义》中体现的强烈现实关怀，皆可溯源于此师承。

众所周知，湘军勋旧是一个具有共同学术背景和精神追求的士人群体，其核心精神正是理学修养与经世实干之交融。胡文忠公以其卓越之见识、恢弘之气度、知人善任之能力，实为湘军早期核心的灵魂人物，其三荐曾国藩复起，七保左宗棠出山，厘定湘军之制，即为明证。曾国藩尝言：“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甚至有“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之叹。胡、姚两公将湖湘学人特有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兼容并包、刚毅血性的精神特质，尽萃于《论语》解读之中。故《论语衍义》不仅是两人心血之结晶，亦是湖湘学术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次集中呈现。

张之洞毕生奉行“通经致用”，正是对胡林翼湖湘学术“心源”的直接承续。其督鄂近二十载，于胡林翼昔日呕心沥血之地，兴办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创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编练新军，大兴实业与教育，使武汉崛起为继天津之后又一洋务重镇与新政标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其“体”之核心，实为胡林翼所实践的、根植于《论语》等经典的经世儒学精髓；其“用”之开拓，则是面对新时局的创造性转化。胡林翼力倡“以理学治军”，将《论语》倡导的“忠义”、“仁勇”、“诚信”、“和衷共济”熔铸于湘军精神；张之洞则以儒学为体统摄其洋务事业，其“心源”如出一辙。

胡、张“心源”之传承，更深蕴廉洁奉公之刚正风骨。胡林翼在黔、在鄂，皆以整顿吏治、清廉自守闻名。其拔擢韩超，正因其“刚直不挠”，不阿附权贵。张之洞之父张锳在黔，“为官清廉”列其功绩之首，与胡林翼志同道合。张之洞一生，更是清风峻节的典范。其晚年入主中枢，位极人臣，却家无余财。病逝后，竟仅“俸银百两”遗于私宅，其清俭令时人动容。此种廉洁奉公的品格，正是胡林翼、张锳等“贵州三贤吏”精神血脉在下一代身上的延续与升华。

最能体现张之洞承继胡林翼刚正品格与知遇之情者，莫过于其晚年为朱洪章鸣冤一事。朱洪章乃胡林翼早年在贵州黎平招募之勇将，出身行伍，勇冠三军，为攻破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的首功之将。然因胡林翼早逝，朱洪章秉性刚直，“耻于钻营”，在叙功时仅列第三，仅以总兵终老，郁郁地方二十余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朱洪章卒于任上。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深知朱洪章乃恩师旧部，功勋卓著而遭遇不公，毅然上疏清廷，力陈其“收复南京，功实第一”，终使朝廷将朱洪章事迹“付国史馆，从优议恤”。张氏此举，非仅为半个黔籍乡贤（张之洞生于贵阳，长于兴义府）抱不平，更是对恩师胡林翼当年识拔人才、爱护部属之风范的遥相呼应，彰显了与胡林翼一脉相承的公正之心与袍泽之义。朱洪章其人，恰如一条坚韧的丝线，一头系于胡林翼在贵州的草创岁月，另一头则牵在张之洞晚年的督署案头，无声诉说着超越时空的“心源”之系。

四、结语：为有源头活水来

经世济民，素为儒家学问之精髓。孔子一生，“知其不可而为之”，所求并非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匡救时弊，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理想。故究其根本，孔子不仅是深研天道性命之哲人、删述六经之学者，也是修己以治世之政治家。同时，儒学的“经世”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明乎此，则胡林翼与张之洞身上所体现的诸多高贵品格，皆得其解。胡林翼五岁开始认字，学习《论语》，一生学问事功，以《论语》为根柢；张之洞九岁读完四书五经，一生宗经，尤重《论语》，尝言：“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胡林翼于军务繁剧之中会讲《论语》，衍义经义以资治道；张之洞则在督抚任上，一面著书立说阐述“中体西用”，一面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其路径虽有古今中西之别，其“明体达用”之务实内核则一脉相承。

胡林翼与张之洞的“心源”传承，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体现于两人对《论语》智慧的深刻体认。他们用一生努力，向世人昭示：真正的圣贤之道，绝非尘封于古籍中之玄理，而是明体达用之智慧，是心忧天下之担当，是清廉自守之风骨。当此世界激荡、文明互鉴之际，加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为迫切。《论语衍义》中蕴含的修身励行之道，为学教化之方，治国理政之思，通权达变之智，刚毅担当之气，以及那贯穿始终的忧患意识与务实精神，于涵养个人品格、思考社会问题、探索发展道路，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仍将成为我们汲取精神力量与前行智慧的源头活水。

作者：黄仕兵，字君士，贵州兴义人。黔西南州张之洞文化研究院院长、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笔山国学社指导老师、笔山书院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书院文化、张之洞文化与“加油文化”，致力于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实践。文章见于《文史天地》、 等报刊与平台。今点校《论语衍义》一书，钩沉胡林翼、姚绍崇会讲《论语》与《资治通鉴》之精华，既承续儒门心法，亦彰显经典历史语境，希冀为读者架起一座经史会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