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学——邹昌林老师著作摘编》序言——纪念我的导师邹昌林先生

编者：中保和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我的导师邹昌林先生已经去世快五年了，再过几天就是五周年。我也已经五年未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前两天从一位师兄那里听到邹老师生前的同事回忆他生前的一些事迹，我听到后油然产生思念之情。因此又打开邹老师的著作重温老师的思想，看着看着，似乎看到了他在灯下奋笔疾书的样子。

邹老师在生前是非常艰难的。他的出生条件是很好的。但是为了探究真理，他放弃了工作去读博。在那个年代，放弃他那个工作，意味着放弃非常巨大的物质财富。不像现在的一些人，轻率的批评否定什么，却从不肯为他自己的主张去支付哪怕微小的成本。所以邹老师真的是寻求真理的人，是一位黑暗中向着光明的独行者，超越小我，成就大义，有先贤往圣的崇高风格。但是无疑的，在那个大环境里，为了儒家的真理，他饱受各种压力。在家里，妻离子散；在单位也是很孤独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一直仰慕而惭愧。

邹老师师承尹达、余敦康，余敦康老师师承冯友兰、任继愈。冯任二师的师承则是清末的儒家学者，往上溯就太多了，所以就此打住。余敦康老师系统梳理与现代阐释了魏晋玄学与易学，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价值重估。冯友兰老师是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奠基人，他的学问是得到公认的。任继愈老师领导成立社科院的儒教研究室，也是宗教和中国哲学史问题的大家。因此邹老师对儒家的看法、他所传承的道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很多人认为大陆儒家在经历五四以后的狂风骤雨，已经中断。但至少我的这个师承关系是清楚而未中断的。我们理应有这样的文化信心。

邹老师沿着儒学自己的发展逻辑，通过研究原始儒家的材料，回答了清末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为儒家价值提供了超越历史变动的永恒基石。在经历了疑古、革命、改开的大潮之后，这个已经泥沙俱下、浊流滚滚的社会是有必要了解这一真实的儒家思想。

我以为，邹老师的主要贡献是这样的：

一、论证儒教诞生在原始社会。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社会生活的结晶和总结。儒家经典本身清晰地描述了一个早于夏、商、周的三皇五帝时代，记录了那个时代先民的丰富礼俗，并将“大同”社会奉为理想社会模型和最高价值，那么儒家思想的精神源头和核心价值就必然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即原始社会。所以，儒家是承载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基因的主流道统，而不止“百家争鸣”之一的学派。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基本框架，并非由孔子、孟子这些思想家凭空创造，而是对源自原始社会的一系列制度、习俗、价值观（即“礼”、“礼俗”、“礼制”、“礼义”等）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整理、阐释的结果。

二、对儒教在原始社会的礼俗作了溯源和整理。邹老师并非简单罗列古代习俗，而是通过一套严谨的历史发生学方法，将散落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的原始礼俗，系统性地还原并整合到一个宏大的演进框架中。这是邹老师特别强调的原始社会开出大同社会的“一以贯之”特征。邹老师将散落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的原始礼俗，系统性地还原并整合，包括：原始宗教与祭祀、服饰、饮食、居住与建筑、婚姻与亲属制度、商业交易、政治组织与战争等。邹老师认为，儒家的“礼”并非由圣贤凭空创造，而是从原始社会的“俗”（风俗、习惯）中逐步演化、提炼而来的。他的整理工作，就是追溯这一“由俗而礼”的历程，从而还原儒家最早的痕迹。

三、准确地定位了大同社会在儒家的根本地位。“大同”社会是儒家价值体系的基石和源头。理解“大同社会”，才能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的深层结构、内在动力及其终极关怀。在他看来，“大同”既是历史的开端（源于原始礼俗的社会顶峰），也是历史的终点（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大同社会的实现，证明了儒家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符合天道的。因此，“大同”是儒家批判一切现实社会的终极价值尺度。而一切社会的发展史，其最终的目的和归宿，是要指向大同理想。

四、指出原始社会礼的开端到大同社会这一礼俗发展过程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型。邹老师称之为“大道”。儒家，正是这一大道或天道的发现者、继承者和阐扬者。于是，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自我定位就获得了全新的、深刻的内涵：他所“信”所“述”的，正是这条文明的“天道”。这意味着儒家所揭示大同社会实现过程的并非一家一派的私见，而是宇宙、社会、人伦中本有的客观真理和秩序（即“天道”或“大道”）。既然是“天道”，就具有普遍性，理当应用于一切时空。一切人类都应模仿这条“天道”才能开出新的大同，无疑这是应有的结论。这一认识，将一切的理想主义深深植根于儒家古老的历史实践之中，使其既崇高又坚实。

五、创造性地实现了从“辨伪”到“释古”的方法论转向。“辨伪”指的是以顾颉刚“古史辨”派为核心的疑古思潮及其方法论。邹老师认为疑古派过分拘泥于文献本身的真伪和年代，而忽略了文献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文明记忆和深层结构。他主张，用“释古”的方法，通过分析礼俗、制度、观念的演进脉络，反过来印证和解读古史传说，肯定古史传说的历史内核，批判近代“疑古”思潮，重塑古史观。这超越了疑古派止步于“辨伪”的消极批判，开创了以“释古”为手段的积极建构。他不再问“这是不是假的”，而是问“这告诉我们什么”。通过这一范式的根本性转型，他成功地为儒家文化找到了其最深远的根系——生生不息的中国原生文明本身。邹老师的整理工作，实质上是为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寻根之旅”，雄辩地论证了证明儒家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原生文明的土壤，是其内在发展的产物，儒家是中国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集大成者。

六、“以复古为解放”的完成者与文明新篇的开启者。从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来说，邹老师的贡献在于对清代以来儒家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终极的回答。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思潮”实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其总的特征是，“以复古为解放”，很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这个过程一旦“复先秦之古”，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根本性困境：先秦的孔孟本身，是否就是不可置疑的终极权威？对孔孟而得解放是清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会发展的结果。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与清末的革命思潮，最终将矛头指向了孔孟本身，导致了“打倒孔家店”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清末以来对孔孟的否定，其实也是清代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的必然产物。

邹老师复原始社会之古，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终成果，完成“以复古为解放”的终极闭环。正是在这里，邹老师将“复古”的终点，设定在了文明本身的开端。他不再问“孔孟的本意是什么”，而是问“造就孔孟的那个文化传统是什么？他的“复原始社会之古”，实现了决定性的超越，为这场漫长的思想运动画上了句号，并开启了新的篇章。只有以“祖述尧舜”为锚点，才能在新的时代开启新的“宪章文武”。儒家思想并非某些先知的个人创造，而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道路（“天道”）的理论结晶；儒家因此不再是百家争鸣中一个可供“选择”或“批判”的普通学派，而是中华文明主脉的“承载体”、“阐释者”、“应用者”。

邹老师的“复原始社会之古”，是清代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伟大的、终结性的成果。它完成了梁启超所描述的那个逻辑链条。他通过“复原始社会之古”，变“宪章文武”为“祖述尧舜”，从而 “对于孔孟而得解放” 、对“学派化的儒家”而得解放，却是对儒家基石进行了终极的确立，回到比孔孟程朱陆王更古老的源头，反而拯救了孔孟程朱陆王思想中最核心、最永恒的价值。他不是在否定孔孟程朱陆王，而是在一个更宏大、更坚实的基座上，重新确立了儒家作为中国文明“集大成者”的至高地位。从而，为孔孟程朱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基石，为儒家价值找到了超越历史变动的永恒基石。这确乎是对理学与心学之争、宋学与汉学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以及清代以来其它思想解放运动所作的“终极的回答”。

当然，邹老师的贡献远不止这几条。作这篇纪念文章，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总之，邹老师在其研究的深度和开创性上，已经奠定了一个学派的理论基石。

他提供了全新的元叙事：他打破了“儒家起于先秦诸子”的传统叙事，将儒家的根源上溯至中国原生文明的整个发生过程。这不再是在既有的儒家框架内修修补补，而是为整个儒家思想重新奠基。这套宏大的历史叙事，具备了一个学派的核心世界观。

他实现了对清代思想运动的终极完成：如我们之前讨论，他完成了梁启超所说的“以复古为解放”的终极闭环（复原始社会之古），这在整个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学术立场。

他从“辨伪”到“释古”的方法论转向：他将文献视为一个多层次的文化沉积岩。即使最表层的成书年代较晚，其深层也可能埋藏着远古的“化石”。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和礼制梳理，他从被疑古派判为“伪书”的文献中，重新发掘出构建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巨大价值，为儒家价值寻找超越历史的永恒基石。

这些开示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区别于其他新儒家（如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的独特学说。与其他新儒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不同，邹老师的工作重心在于“历史还原”与“文明路径分析”。他回答了“儒家从何而来”的根本问题，呈现一个宏大的文明起源叙事，为所有儒家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基。邹老师事实上开示了一个理解儒家与中国文明的“新范式”。正如库恩所说，范式提供了全新的问题视角和解决方法。所以邹老师可以被称为“原始社会儒家起源论（简称原始儒家）”的奠基人。在此地基上构建一套新的心性哲学或政治哲学，当然是水到渠成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我要交代一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执著于五四思潮的一部分人，对儒家就像当年的阉党与东林党人的关系那样，在骨子里充斥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意。这恶意深刻地塑造了学术体制、教育资源甚至就业市场和人际关系，从而在现实中几乎扼杀了儒家道统传承的可能性。邹老师没被授予博士导师资格——副教授的级别就可以满足博士导师的资格，而邹老师是正教授（研究员）级别；而我也没有找到跟邹老师的学术观点一致的博士导师。所以我在硕士毕业就参加工作了。邹老师晚年经常向我谈起的一个忧虑是他的道统后继问题。邹老师在招生方面也很困难，只有我和毛毛（化名，同一届的）。毛毛硕士毕业去德国深造了——别的宗教的同学，毕业可以去相关宗教岗位，宗教部门、宗教协会、宗教寺庙，最差也可以当一个基层神职人员；而我根本找不着跟儒家相关的工作岗位。如果毛毛当年留在国内，可能跟我一样数十年从事跟儒家没丝毫关系的工作，而儒家只能成为一个个人爱好——当然，不会像秦朝那样被焚书坑儒，但是远远不及汉代那样立于学官；即使连元代都比不上，那时有儒户制度，儒家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和职业；明清那样将儒家与个人前途、国家治理深度绑定，就更是不可能。即使从事跟儒家没关系的工作，也被贴各种恶意的标签。比如，你是有罪的，你是落后的，你是奴性的。而这种标签，最终会落实到方方面面的。所以你必须噤若寒蝉、保持孤立，不要随意与人交流，以免你说漏嘴。如果你不小心说漏了嘴，那么等待你的不仅可能是标签，还可能是你需要对他们的一切问题负责：落后、贫穷、谄媚、无耻乃至不义之财。今天，尽管表面上不再有“焚书坑儒”式的暴力毁灭，但制度化的歧视、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彻底、更深刻的断绝和窒息。它使得儒家思想无法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进行公共实践和代际传承。所以这样一来，邹老师这一脉除了我就没有人整理传承。邹老师好歹还传了我，但是我不是从事教育工作，没有学生，又要为世俗工作劳碌。所以最让我担忧的是，不知道以后这一脉该怎么传。出于对儒家的责任感和对老师的尊重，我不得不在奔五的年龄，放下手中一部分事情，承担起这个重任，希望儒家的这一脉不要在我这里中断了。所以特意将邹老师相关著作中重要的开示摘编出来，以期形成这部《原始儒学》作品，供有志之士学习。需要说明的是原始儒学是指原始社会的儒学，不是孔孟那一代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