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帝学·理学

——读《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鲁晓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现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春秋学。）

来源：《走进孔子》2024年第5期

书名：《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王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经筵作为一种以古代帝王为授课对象的特殊文化教育活动，萌芽于汉唐，而成型于宋代。如汉昭帝曾命蔡义讲《韩诗》，杨赐在华光殿为汉灵帝讲《尚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侍读”“执经”，唐代设置的集贤院侍读、翰林侍讲学士等基本可视为是对汉代经筵的承袭与革新。

虽然不同朝代对帝王教育的形式、内容以及对“经筵官”的称呼不同，但其旨归皆是帮助帝王“增德学圣”，继而更好地成为人君。及至两宋，作为帝王教育的经筵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但经筵讲授的内容、经筵官的来源更为广泛和丰富，而且经筵开讲的时间、地点得以固定，仪式仪节也更加规范，从而使得经筵这一帝王教育活动制度化、常规化。

由于“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至宋神宗元丰年间，随着陆佃“在经筵始进讲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经筵讲义作为一种新的经学体例逐渐盛行开来。经筵官在讲学前后往往会撰写讲义作为帝学教材，以供君王课前预习或课后温习之用。同时，鉴于帝王之学当“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指，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非若博士、书生、人臣那样“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范祖禹：《帝学》卷3），这就要求经筵官在解经时不能只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而是要善于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义理要旨，服务于成就君德圣治的需要。经筵中这种以“义理”解经的风尚无疑对宋代学术转型及理学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近年来，学界对经筵的研究日益重视，但更多关注的是经筵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如邹贺的《宋朝经筵制度研究》、马元元的《南宋经筵制度及其历史作用》等。另姜鹏的《北宋经筵与宋学兴起》、吴晓荣的《两宋经筵与学术》等，也敏锐地察觉到经筵与政治、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相较之下，对经筵讲义文本本身的相关研究则门庭冷落，且对讲义的文献整理大于对其文本的诠释、对“五经”讲义的研究大于对“四书”讲义的研究。

与“四书”相关的仅有钟昌信《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陈重《简论陈襄〈中庸讲义〉的思想内涵》、郭超《袁甫〈蒙斋中庸讲义〉研究》等寥寥数篇论文，未见一本专著。王琦教授的《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一书，则以经筵讲义作为切入点，首次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在经筵进讲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探讨了经筵讲义与帝学建构、理学官学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现了士大夫与帝王之间借助经筵所开展的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从一个新的视角弥补了学界对现有经筵讲义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宋代帝学与理学研究。

一、帝学开新与宋代士大夫政治

关于宋代政治的特点，柳诒徵一语中的地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而“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亦彰显了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宋初确立的抑武尚文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的崛起及其政治主体意识的提升，激发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君臣共治的局面。

毋庸讳言，宋代这种独特的政治格局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其背后的成因成为学人讨论的焦点。概而观之，世人多将其归结为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以及人才选拔制度等原因。而王琦教授则为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即经筵制度的影响。本书从宋代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来反观经筵，可谓是抓到了宋代政治中的关键问题。

王琦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出于重建治道与社会秩序的需要，帝王“无不典学”（《宋史·文苑传一》）的制度安排，促进了经筵制度发展与完善，为士大夫利用经筵讲学中经典诠释的优先权，以学术影响政治，培养理想帝王，致君尧舜提供了机会与平台，从而使帝王之学的兴起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态。尤其是程颐在经筵提出的“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河南程氏文集》卷6）的帝学教育理念后，促使了宋代帝王学的重心从之前的富国强兵、驾驭臣民之“术”逐渐转向了“君德”成就。

宋儒纷纷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成就君德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建构一种可以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新帝学。王琦教授通过对史料的全面梳理，勾勒了宋代儒家新帝学兴起、发展的内在逻辑脉络，以及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的理论贡献，展现了宋代帝王学的新特色，指出帝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丰富，实质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断被士大夫“期待”与“塑造”，以道统规范治统的过程。

吕中《大事记讲义》曰：“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将经筵与内、外朝并列，无疑凸显了经筵在宋廷的地位。王琦教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具体的案例，认为经筵为帝王与士大夫之间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空间，是一个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平台。一方面，士大夫经由经筵进讲间接参政议政，并力求以儒家经旨义理影响帝王及当世政治，从而建构起异于汉唐的新帝学，另一方面，帝王通过经筵中的君臣问答、经筵留身后的政治交流，可以拓展信息渠道，倾听经筵官们对时政的看法，从而更好地进行政治决策。从某种程度而言，经筵为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平台与契机。

无论是新帝学的兴起，还是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背后皆指向由士大夫所主导的经筵，这也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视角多样宏大，但所凸显的问题清晰集中。

二、“四书”经筵讲义与新经典体系的形成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不仅是因为宋朝实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国方略，而且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的学术变革亦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在宋代的学术转型中，“四书”这一新经典体系的形成无疑是标志性事件，而本书选择以“四书”经筵讲义作为核心文本进行研究，无疑是抓住了宋代学术转型之要害。

宋代四书学研究无疑是当今学界的显学，无论是对四书学著述的文本诠释，还是探究“四书”经典化历程，皆已产生了颇具规模的成果。然而，王琦教授则慧眼独到地从经筵讲义这一视角来审视四书学在宋代经典化的历程。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讲义在经筵进讲的同时，《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逐渐进入帝王的视线，并且成为经筵讲读的重要经典。无论是仁宗时开始以《大学》《中庸》间赐新科进士，还是孟子升格运动，亦或是高宗时以孔孟为师来平息学术争论等，其背后均折射着“四书”在经筵进读的影子。

王琦教授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在经筵向帝王讲授情况的全面梳理，勾勒了宋代士大夫们是如何通过经筵讲学，将经过他们重新挖掘的儒家思想资源与价值理念向统治层传递，且以“讲义”的形式呈现，并在与君王的学术、政治互动中，逐渐赢得了统治阶层对其思想价值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四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与理学官学化、社会化。王琦教授指出经筵进讲是四书经典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一论断无疑使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于经筵及经筵讲义本身，并促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何以形成。

三、多种方法的运用与视域的拓展

为了使《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思想观点与论证说理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王琦教授对“经筵讲义”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此前许多未被及时整理出来的经筵讲义的原始文献得以挖掘与诠释，不仅为其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亦为后人研究宋代理学与帝学提供了新材料。

虽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四书”经筵讲义，但是作者并未仅仅就讲义而说讲义，而是将“经筵讲义”作为“阿里阿德涅之线”，从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的多重视域中，综合运用义理与考据、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与现代诠释学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将经筵讲义兴起发展的过程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理学兴盛及帝学兴起等学术思潮等紧密联系起来，不仅从宏观层面勾勒了经筵讲义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与义理特色，而且指出了经筵讲义是推动帝学建构与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使得本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厚重的历史感。

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朱熹、陈傅良、程俱、真德秀、徐元杰等经筵讲义的个案研究，展现宋代士大夫们以致君尧舜为旨归的经筵解经活动与思想体系建构，凸显了他们力图以道统规范治统，塑造理想帝王，回向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从而使得全书无论在篇章架构，还是文本分析上，皆呈现出逻辑清晰、点面结合的特点。

由于经筵讲义多散落在各家各派的文集之中，且在经筵讲学时，往往是多人同讲一经，从而导致宋代现存经筵讲义多处于片段化、零碎化的状况，不像专门的学术著作那样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完整性，因而无论是从材料的收集，还是勾勒其整体发展状况与特点都十分不易，且宋代理学与帝学发展等问题有着十分丰富的面向，因而作者在写作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

但总体而言，作者以经筵讲义作为切入点，通过多种方法的运用与深入的逻辑分析,为我们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如何利用经筵这一兼具文化与政治功能的平台，向最高层传播“四书”的经典要义，建构理想的帝王之学，并逐渐获得朝廷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推动理学新经典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进而拓展了宋代儒学与政治学研究。因此，本书不失为一本角度新颖，论证严密，兼具思想性与创新性的好书。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