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王船山哲学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作者：程志华

来源：“船山学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四日丙子

          耶稣2025年11月3日

为什么要研究王船山哲学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程志华

程志华，1965年生，河北武强人，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和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哲学教指委委员、河北省文史哲研究生教指委主任委员、河北省哲学教指委主任委员、河北省儒研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学、儒家哲学和美国儒学史。著有《中国儒学史》《美国儒学史》《牟宗三哲学研究》《熊十力哲学研究》《台湾“鹅湖学派”研究》《困境与转型》《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王船山哲学研究”。

一、王船山哲学研究经久未衰

关于王船山哲学研究，学界曾经流行一种说法：王船山哲学思想长期湮没不彰，直至清末民初约300年后其才“被发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王船山哲学思想在清末民初确实被高高抬起，被用于推翻帝制和颠覆清政权。可以说，王船山哲学思想在此时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说法也有不准确之处。从学术史上看，其一，王船山哲学思想在清末民初前早已有研究；其二，清末民初所谓“被发现”，其研究范围其实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历史地回顾学界关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可以用“经久未衰”来概括，而“经久未衰”可大致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王船山逝世到19世纪60年代，为王船山著作开始编纂出版的阶段。王船山生前，只有《漧涛园初集》刊行，且后来散佚了。他逝世后，其子王敔和亲友在“湘西草堂”刊刻其廿余种著作，史称“湘西草堂本”。不过“湘西草堂本”刊行及传播范围很小。后来，清朝“文字狱”风气渐盛，而王船山主张反清复明，这种政治形势影响了其著作的编纂出版。清嘉庆以后，“文字狱”禁网渐疏，王船山著作刻印种类渐多。清道光十九年（1839），其裔孙王世全刻成《船山遗书》，但此书后毁于兵火。道光二十二年（1842），邓显鹤主持刊刻的“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出版。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刊印《船山遗书》，此通称“金陵本”“曾刻本”，计收著作56种、288卷。清光绪年间，又补刻了6种、10卷。后者也被称为“衡阳补刻本”。曾氏兄弟刊印《船山遗书》的规模是空前的，成为船山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第二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为“曾刻本”《船山遗书》印行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阶段为“船山研究”之肇始阶段。由于帝制走入末途等特定历史机缘，一直“湮没不彰”的王船山哲学终于“被发现”，从而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船山研究”，而且研究自始就“很热烈”，且“久而愈昌”。这个时期即学术史所谓王船山哲学终于“被发现”之所指。清同治十二年（1873），郭嵩焘在长沙建立“思贤讲舍”，以纪念王船山、曾国藩等先贤，并宣扬其思想。清光绪八年（1882），湖南学政朱逌然倡议，在衡阳王衙坪创建了“船山书院”，以研究、传播王船山的思想。此时期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两个：其一，郭嵩焘奏请将王船山从祀文庙获得朝廷批准，由此而确立起王船山哲学思想之“正统”地位。其二，辛亥革命之后，刘人熙于1914年借“思贤讲舍”遗址创办“船山学社”，并建“船山祠”，每年九月举行隆重的祀事。1915年，他还创办了《船山学报》。《船山学报》即现在的《船山学刊》的前身。

就这一阶段“船山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其特征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其一，王船山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故而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理论资源。其二，王船山思想具有一定的近代意义，从而可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资源。就当时的情形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把王船山思想作为推行变法或革命的工具。但是，历史地看，此时期研究只是王船山哲学思想研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大多停留于外在、宏观、功利层面，还未深入到内在、微观、学理层面。质言之，尽管有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极力倡扬，但此时研究“特船山政治思想之一面”，而“非其哲学之全体也”。也就是说，王船山哲学之“内部之道”仍“未能著明于世”。由此来讲，此不能不说为一个不足或遗憾。不过，吾人在此不是苛求古人，只是揭明一种史实。

第三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为王船山哲学研究的展开阶段。总体来讲，此时期大陆关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主要形成两个脉络：一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包括嵇文甫、侯外庐、张岱年等，他们主要基于“阶级分析法”，以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为范式，推出了一批关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成果。二是熊十力、贺麟等儒家学者，他们基于儒家传统，对王船山哲学进行深入的学理诠释，建构了若干理论系统。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熊十力，还是贺麟，其研究均表现出“中西比较研究”的特征，或者说表现出明显的“近代研究”特征。这样一种特征，使得王船山哲学具有了“近代特质”——当然，两人的研究都是既有文献依据，又有论证逻辑的。

此时期，除了大陆的研究之外，港台学者甚至海外学者，亦对王船山哲学有相当多的关注，而且出版了大量成果。这些研究和成果与大陆形成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格局，共同推进了王船山哲学的研究。

第四阶段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王船山哲学研究繁兴和深化的阶段。需要提及的是，此期间《船山全书》的编辑出版是王船山哲学研究的里程碑事件。这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以后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此时期另外一个事件是，1982年湖南复建“船山学社”，并于1984年恢复出版《船山学报》，后改名为《船山学刊》，一直出刊至今。经过长期的建设发展，《船山学刊》已经发展为学术界关于王船山哲学研究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专门期刊平台。总的来看，近四十年来，学界对王船山哲学的研究始终处于“方兴未艾”的高涨状态：由中国知网查询可见，不仅大量学术论文不断涌现，而且多层次的学位论文也在不断出现。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据库和省部级基金项目数据库查询可知，相关基金项目也在持续开展。

综上所述，王船山哲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四个阶段，尤其是第四个阶段所表现的“方兴未艾”情况，足可使吾人断定，王船山哲学研究可以用“经久未衰”来概括。

二、王船山哲学的儒学史定位

前述四个阶段之分别，只是陈述了一个学术史事实。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王船山哲学研究为何“经久未衰”呢？我想，从根本上讲，这涉及王船山哲学的儒学史定位问题。也就是说，厘清王船山哲学的儒学史定位问题，是理解“经久未衰”原因的关键。关于王船山哲学的儒学史定位，应以儒学史分期为根据来考虑。

关于儒学史分期，哲学史上有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冯友兰的“两期说”、钱穆的“六期说”、牟宗三的“三期说”。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学史大致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是以儒学原创性为根据来分期。钱穆先生认为，儒学史可分为先秦之创始期、两汉之奠定期、魏晋南北朝之扩大期、唐代之转进期、宋明之综汇与别出期、清代之综汇与别出期。这是一个相对具体的、细致的分法，它充分体现了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儒学史总体上分为三期：先秦到汉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第一期的使命是中华文化的“定型”；第二期的使命是彰显绝对主体性；第三期作为一种“尚未出现”的文化运动，使命在于基于宋明儒学而开出一个“综合形态”。这里所谓“尚未出现”的文化运动，是指牟宗三等人所从事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关于这种三期说需要注意的是，牟宗三认为第三期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

若仔细分析，无论上述哪种分期，它们都是基于“连续性”视域的划分。实际上，除了“连续性”外，“中断性”亦是考虑分期的视域。若以“中断性”为视域，则须考虑不同时期的变化因子，诸如核心论题、概念系统、实用面向、诠释文本四类因子。

基于对这四类变化因子的考察，我曾提出另外一种儒学“三期说”：第一期为原始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它以“天下归仁”为核心论题，以“仁”“义”“礼”“智”“信”等为基本概念，以指导现实道德践履为实用面向，以周礼文化和《论语》《春秋》等为诠释对象。第一期儒学的关键词为“实践”。第二期为宋明儒学之“形上学形态”。它以建构“理”“心”之本体为核心论题，以“理”“气”“心”“性”“本体”“工夫”等为基本概念，以“理”的普遍性和“心”的个体性为实用面向，以“四书”和《易传》等为诠释文本。第二期儒学的关键词为“形上”。第三期为明末清初儒学之“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它以“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为核心论题，以“理”“心”“气”“本体”“工夫”等为基本概念，以儒学形上基础上的“经世致用”为实用面向，以原始儒学经典为诠释文本。第三期儒学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形上”，二是“实践”。

这样的三期说，与牟宗三的三期说并不相同，而不同之关键在于，牟宗三认为第三期儒学为现代新儒学，吾人则认为第三期儒学为明末清初儒学。质言之，吾人三期说则将明末清初儒学独立出来，赋予其开启儒学独立阶段的地位。由此关键而推，吾人将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儒学讲，改为“接着”明末清初儒学讲。质言之，这一改变实际上“取消”了现代新儒学的独立地位。其实，牟宗三自己对此也有认识，只不过他未将其“拎出来”单论，只是随文点说、一笔而过而已。例如，他曾说：“从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发展出像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新的儒家的转型。这三位明末清初的中国儒者，他们觉得宋明理学最盛，但宋明两度亡于异族，宋亡于元，明亡于清，他们发现宋明儒家太偏重内圣的修养工夫，而忽略了外王的事功创建；所以他们要把儒学从内圣转向外王去开展。”很显然，这些说法已透显出明末清初儒学相对于宋明儒学之重要转折。但是，牟宗三却忽视明末清初儒学的这种重要转折，其重要原因在于清代中前期严密的思想控制政策中断了这种重要转折的完成。现代新儒学“似乎”是以儒学之独立一期而出现也正是出于此原因。

明末清初儒学为儒学之独立一期，尽管它由于外在原因而未能充分完成，但未完成并不影响它的儒学史地位。就此期儒学讲，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位，分别是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也就是说，这三人共同开创并奠立了明末清初“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之“形上”“实践”的理论规模。单就王船山讲，他出于对明清易代之悲愤，隐遁山林四十年，以“吾生有事”为座右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职志，本于家学传承，回归儒学原典，全方位反思并重构宋明儒学，分别建构起“天地无始终”的宇宙论、“实有”的本体论、“善”的人性论、“修身为本”的工夫论、基于“演进”的循环历史观、“天”“民”并重的资治论。依上述三期说来讲，王船山的理路对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之“正”、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之“反”的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而“正反合”的实质是儒学的一种新理论形态——“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历史性地看，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由王船山等明末清初儒者共同开启，而最终完成并彰明于三百年后的现代新儒家。

王船山哲学的这样一种儒学史定位，显然足以回答王船山哲学研究为何“经久未衰”的问题。

三、王船山哲学的贡献

王船山哲学的儒学史定位是宏观论说，它还需要哲学贡献之具体论说。关于王船山哲学的贡献，学界已多有探讨。在此，吾人之研究将其概括为总、分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从总的方面讲，吾人赋予王船山哲学以“宋明儒学重构”的定性。在吾人看来，梁启超关于王船山哲学既“破坏”又“建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颇为准确地反映了王船山哲学的性质：一方面，王船山哲学为“反思”，对应“破坏”；另一方面，它为“建设”，对应“建构”。“反思”与“建构”合在一起即为“重构”，而重构的对象是宋明儒学。因此，王船山哲学的性质为“宋明儒学的重构”。但这样一种定性仅仅是“总”的宏观的论定，它还需要具体内容的支持。

具体内容的支持，为“分”的层面的说明。具体来讲，仅仅如下三个观点就足以支持王船山哲学为宋明儒学之“重构”的性质。

第一个观点是“太极”本体论。关于王船山的本体论，以往研究有多种说法，或将其落于“气”“太虚”“天”，或将其落于“太和”“道”。实际上，若基于文本来讲，“太极”方为王船山哲学之究极本体。具体来讲，王船山的确从“太虚”“天”“太和”“道”“气”多个角度进行了本体探究，但最终是将天地万物“本原”即本体归结于“太极”。依他的理解，“太虚”“天”“太和”“道”“气”均指“太极”，或者说为“太极”之不同角度的言说。故，终极本体或真正本体不是“太虚”“天”“太和”“道”“气”，而是“太极”。在他看来，此不仅符合《易传》所论之义，亦符合周敦颐所开创之“道学”。进而，王船山认为，“太极”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包括“无有不极”和“无有一极”两义，故又曰“无极而太极”。所谓“无有不极”，指万事万物莫不以“太极”为最终根据。所谓“无有一极”，指“太极”“无可循之”，不单独落于任何具体事物，因为它通过“阴”“阳”遍在于万事万物。而且，正因为“无有一极”，故而方谓“无所不极”。

概括地讲，“太极”本体论乃是对宋明儒学理本体论、心本体论“反思”基础上的气本体论“建设”。“反思”与“建设”合在一起即为对宋明儒学理本体论、心本体论的“重构”。

第二个观点是“天地无始终”的宇宙论。王船山明确主张“天地无始终”，且将其贯彻于整个哲学体系。在他看来，老子、邵雍乃至佛教均持“天地有始说”，这些说法均乃不可见而臆测的“愚论”。实际上，天之运行不息并无始终，故“天地无始说”方为确论。这里，王船山反对“天地有始说”，意味着他只承认与人相关的经验世界或“此岸世界”，拒绝与人无关的超验世界或“彼岸世界”。质言之，他将“彼岸世界”置于“现实世界”当中，将“现实世界”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总体。因此，他不赞成超越“现实世界”以别求，而主张在“现实世界”之中追求。这是他对宇宙的基本认识，也是前提性认识，他关于本体论、人性论等所有探讨都以此为前提。

概括地讲，“天地有始说”的实质是肯认“超越”，主张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并存；“天地无始说”的实质是否认“超越”，只承认经验世界，拒绝超验世界。王船山这样一种宇宙论，不仅是对宋明儒学的反思与建设即“重构”，实际上亦为以往儒家观点的明确表达。质言之，“天地无始说”为整个儒家哲学的特质，只是王船山将其明确揭示了出来。

第三个观点是基于“演进”的循环历史观。王船山的历史观多被冠以“进步”或“进化”之名。若依王船山的文本来看，其历史观由两面构成：一面是，人类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直立之兽”——夷狄——文明的演进历程。具体来讲，人类在生理上经历了一个“全其质”的演进过程，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一个“备其文”的发展过程。另一面是，人类历史表现为“合离治乱”的循环。相对来讲，后一面更为重要。不过，王船山所论当中后一面常被研究者忽视。综合这样两面，可以将王船山历史观确定为“基于‘演进’的循环历史观”。“合离治乱”即王船山所谓历史发展的“统绪”——历史发展过程不过是“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而并非“五德相禅”或“三统”之说。进而，所谓“统绪”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统”，二是“治统”。“道统”即“道之统”，指一个政权统治之理论基础的“统绪”。在此，这个理论基础指儒家意识形态即所谓“圣人之统”。所谓“治统”即“治之统”，指具有正当性的政权依次传承之“统绪”。以这样一种“统绪”为基础，王船山具体探讨了“道统”与“治统”、“理”与“势”的问题。

就这一历史观讲，它明显不同于宋明儒学乃至儒家传统之美化三代之复古的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出“进化”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合离治乱”的历史发展规律。当然，对于“道统”与“治统”、“理”与“势”等问题的探讨，更是讲前人所未讲、发前人所未发者。基于此，从历史观角度讲，亦可以说，王船山哲学为对宋明儒学之“反思”与“建设”即“重构”。

当然，这样三个方面不是王船山贡献的全部，亦非其对宋明儒学“重构”的全部。但以这三个方面为代表，足以反映出王船山哲学与宋明儒学的关系。

关于王船山哲学与宋明儒学的关系，吾人还要回到儒学三期说来讲：第一期为原始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指从先秦到汉唐间以对实存伦理道德理论描述和理想表达为主要内容、以实践为特征的儒学形态。第二期为宋明儒学之“形上学形态”，指宋明时期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形上学为主要内容儒学形态。第三期为明末清初儒学之“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指以道德本体论为基础、既具形上性又具经世功能的儒学形态。就这样一种三期说来讲，是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等共同开启了儒学第三期。

四、吾人“祖孙四代式”研究

就吾人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讲，几十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投向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而这项研究是以牟宗三为中心展开的。在研究了牟宗三之后，为了揭明其问题意识和学术渊源，我又对其师熊十力进行了研究。之后，面对“后牟宗三时代”牟宗三哲学如何继承发展的问题，我又对由其主要弟子组成的台湾“鹅湖学派”进行了研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祖孙三代式”的闭环研究。这个闭环研究，基本上揭明了以牟宗三为核心的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历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闭环研究，使我对于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的问题意识、理论开展（资源使用、概念建立、体系建构）、价值面向、学术意义有了清晰的、完整的了解。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闭环研究可称为对“牟宗三学派”的研究。不过，“牟宗三学派”这个提法以前没有出现过，在此仅就我的研究来讲、来使用。

上述研究获得了一些基金项目的支持，也产出了一批成果。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该专著获得了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关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为自选项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该专著亦获得了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关于台湾“鹅湖学派”的研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台湾“鹅湖学派”研究——牟宗三弟子的哲学思想》，该专著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不过，吾人关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并未止于“祖孙三代式”研究，而是展开为“祖孙四代式”研究——祖辈为关于王船山、黄宗羲哲学的研究；父辈为关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本辈为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子辈为关于台湾“鹅湖学派”的研究。祖辈之研究中，关于黄宗羲哲学的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关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上下册），该专著获得了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关于为何由“祖孙三代式”研究拓展为“祖孙四代式”研究，吾人的考虑即为前述三个理由：其一，儒学历史发展分为原始儒学、宋明儒学、明末清初儒学这样三期。其二，明末清初儒学开启了儒学发展之独立一期，它相对于原始儒学、宋明儒学具有独立地位。其三，现代新儒学是“接着”明末清初儒学讲，而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总之，吾人无论是“祖孙三代式”研究，还是“祖孙四代式”研究，均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综上所述，从学术史来看，关于王船山哲学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展现为“经久未衰”之历程。之所以有这样一种历程，宏观地讲，根本原因是王船山哲学所代表的明末清初儒学开启了儒学发展之独立一期，在儒学史上具有独立地位。具体地讲，是由于王船山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太极”本体论、“天地无始终”的宇宙论、基于“演进”的循环历史观等，均形成了对宋明儒学之“重构”。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吾人在从事现代儒学研究的同时，亦关涉到明末清初儒学的研究尤其是王船山哲学的研究。总而言之，研究王船山哲学研究不仅“经久未衰”，而且“方兴未艾”，有继续深化和拓展之趋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