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岳麓书院教授讲述“中国书院文化的千年传承与当代价值”

来源：《光明日报》、光明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九月十三日乙亥

          耶稣2025年11月2日

10月30日，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65场活动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

此次活动以“中国书院文化的千年传承与当代价值”为主题，由湖南大学教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湖南大学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主讲。

主讲人全面梳理了中国书院历史演进脉络和鲜明文化特质，系统讲述了岳麓书院发展历程和价值意义。他们表示，中国书院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在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是厚植文化自信、赓续文化基因、弘扬主流价值的重要载体。

活动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湖南大学、湖南教育电视台协办。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朱汉民教授主讲

“古典与现代 岳麓书院的双重典范意义”

邓洪波教授主讲

“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机密码"

/01/古典与现代岳麓书院的双重典范意义

主讲人：朱汉民  教授

朱汉民从1994年底开始担任岳麓书院院长，全面主持岳麓书院的行政工作直到2015年卸任。任职期间，他主持重建了明伦堂、文昌阁、崇圣祠、屈子祠等建筑，并主动申请建设中国书院博物馆。他牵头申报岳麓书院历史学、哲学两个学科的本、硕、博三级学位的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及其博士后流动站，完成了岳麓书院的现代学科体系建设。

岳麓书院在中国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典书院的典范；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又成为现代书院的典范。其双重典范意义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缩影。

岳麓书院作为古典书院的典范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延续办学的典范性。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南宋到达鼎盛，元明清以后继续办学，一代代大儒在此发展教育和学术，使岳麓书院教育越来越兴盛。

其二，教育理念的典范性。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申明教育宗旨“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不仅是岳麓书院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的典范和代表。

其三，学术创新的典范性。岳麓书院作为学术大师云集之地，一直处于中国学术变革的前沿。

其四，人才培养的典范性。岳麓书院由大师掌教，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其真实写照。

其五，规制的典范性。北宋咸平年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修岳麓书院，奠定了由讲学、藏书、祭祀三部分组成的基本规制，此后延续千年不变。

其六，作为古典高等学府的典范性。北宋真宗皇帝赵恒亲题“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称始闻天下，尔后北宋湖南“潭州三学”确立岳麓书院的高等学府地位。

岳麓书院作为现代书院具有多重典范意义。

其一，转型为现代大学的典范性。岳麓书院不仅是古代高等学府，还完成了近代学堂、现代大学的转型。

其二，作为文化遗产的典范性。岳麓书院注重文物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同步恢复教育功能，从国务院学位办申请获得现代大学学科的历史学和哲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哲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设立，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

其三，规制延续的典范性。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岳麓书院一边展开文物修复工作，一边恢复文化教育功能，原来的书院规制得到延续。

其四，学术研究的典范性。古典岳麓书院有悠久的学术传统，现代岳麓书院以儒学、经学、理学、湘学、书院学为研究方向，是其传统学术领域的连续性研究。

其五，文化传播的典范性。岳麓书院是现代公共学术文化平台，面向大众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现代岳麓书院既能继承自己悠久的教育传统，又能够把握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使双重典范意义之间实现对接，体现在“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

岳麓书院恢复教育功能以后，开始有意识地传承古代岳麓书院的优秀教育传统。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学术研究与古典书院传统有着高度契合。

岳麓书院的教育内涵在不断发展。古典岳麓书院之所以仍然能够充满生机，是因为它能够成功进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中，现代岳麓书院教育功能的恢复，又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的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现代岳麓书院学术功能的恢复，也建立在现代学术制度、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诸多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宝库。

岳麓书院成功转型为现代大学教育，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文化工程。近言之，它架通古今教育，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积极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迩言之，这是与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中国现代大学的范本。

/02/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机密码

主讲人：邓洪波  教授

邓洪波从湘潭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进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长期以来专注于书院历史、书院文献、书院与学术、外国书院与儒学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刊物发表有关书院的文章200余篇，出版著作30多部近400册。多年来，邓洪波还参与了一系列老书院活化利用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为书院复兴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参考；另一方面，他还为老书院的发展提供学术咨询、参与主持修复重建书院的展陈方案设计。

书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们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标杆。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后将服务范围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官府也于唐代中期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这一全新的官方学术机构，成为有别于民间书院的第二个源头。这个时期书院的功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变化、发展是主要特征。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宋初，士人自觉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北宋政府也因势利导、大力支持。北宋中后期，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在兴办官学的运动中多被废弃或改为州县学。此时书院虽失去了政府支持，但得益于民间力量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南宋时期，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的时代。

元代书院填补辽金两代留下的空白，呈现向北推广之势。这时书院出现官学化趋势，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等。

明代承前启后，这一时期，书院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传播，这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繁荣阶段。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雍正年间，官方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道光以降，面对随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

民国前期，现代书院陆续涌现，其创办宗旨多为补新式教育之不足。而在抗战的烽火中，新儒家更赋予书院救民族于危亡的时代使命。

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书院重光，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呈现生机勃勃之势。

那么，书院何以迈越古今呈现出蓬勃生机呢？

第一，书院以满足读书人不断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为出发点，进行制度创新，和官学、私学一并支撑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时，它又以开放之势接纳西方学校制度与先进的科技知识，成为连接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桥梁，几乎独立承担起贯通中国教育血脉的重任。

第二，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为了满足各不相同的文化需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层次有别的等级，展示书院文化的丰富内涵。

第三，创设不同等级的书院，满足各群体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需求，构建了完整的文教体系。

第四，调动官民两种力量。官办书院拥有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正统的社会身份而发展壮大；民办书院可以赢得广泛热情与支持，化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带来的困境。

第五，强调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形成学术创新机制。

第六，书院是东方文明的资源宝库，它为当代学术建设提供经验。

我们呼唤书院精神的回归，尤其要强调两点：

一是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二是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善待传统，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与时俱进，由古开新，此则正是书院制度千年常新的原因所在。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