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校订本专家论证会
《十三经注疏》校订本专家论证会
来源：“中国古典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十九日乙卯
耶稣2025年4月16日
2025年4月11日下午，由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十三经注疏》校订本专家论证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56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主持。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程苏东分别致辞。俞国林回顾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与中华书局之间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密切的学术联系，梳理了《十三经注疏》刊刻、整理的历程，展望了实施“《十三经注疏》校订本”工程的必要性和工作目标，希望各位专家建言献策。程苏东对中华书局学术团队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指出在新时代推出“《十三经注疏》校订本”得天时、地利、人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全力支持中华书局的工作。随后，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主任朱立峰介绍了中华书局编辑团队对校订本工程的具体规划以及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讨论环节，刘玉才、程苏东、傅刚、张丽娟、马楠、李霖、李畅然、李峻岫、郜同麟、张学谦、杜以恒、张鸿鸣、石玉、孟庆媛、王雨柔等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围绕深度整理《十三经注疏》的意义和目的、《十三经注疏》现有整理本存在的问题、各经底本和校本的选择、标点校勘思路的确立、经注疏缀合方式的调整、历代校勘及研究成果的取舍、《经典释文》附入形式的处理、各经注疏书名及点校体例的统一、具体工作流程及完成期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刘玉才、俞国林对会议进行总结。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推出一套可靠的、能够为读者广泛利用征引的《十三经注疏》校订本，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
在“十三经注疏”校订本专家论证会上的致辞
俞国林
尊敬的傅刚老师、张丽娟老师，各位同仁：
四月三日，我与刘玉才老师联系，中华书局想到北大古文献做一场《十三经注疏》校订本的调研，以寻求学术界的支持。
昨天下午从山东回来，石玉跟我说，杜以恒与刘老师商量之后，说今天的论证会要设置一个议程，还说有我的“致辞”。“辞”，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但有难度。《易经》说“修辞立其诚”、“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但孔子却说“辞达而已矣”，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致辞”还是朴素一些为好。
就像昨天，我在群里的留言一样，我说：“北大古文献专业与中华书局之关系，实为一家人。”去年，在刘老师导览下，我到古文献中心资料室参观了一次，看到有不少当年中华书局赠送的图书，还有一些线装书，翻开来一看都有流水号，可以说是当年共建时期的实物见证。
历来治文献，或版本，或校勘，其核心是经部图书。经书中最重要的还是《十三经注疏》。自南宋以后，八行本、十行本以下，到阮元刻本之前，各领风骚若干年。从出版的角度而言，也就是说每一种本子会流传几十年或者上百年，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刊刻用的是木板，无可奈何，经过一段时间，就得修版、补版和重刻。不像现在，同一版可以不停的印下去。
阮刻本是清嘉庆二十年即1815年起陆续刊印的，到今年正好210年。现在还成为学术征引的基本典籍，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书局当年的影印，包括1980年中华书局的再影印本，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四拼版影印本，都是以阮刻本为依据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阮刻本虽然有清道光六年（1826）的重校本，但流传不多，中华书局图书馆有一套，可惜刷印效果很不好，不能作为影印的底本，所以大家据以影印用的还是初刻本。虽然朱华临在重校本的跋里说改正了初刻本一二百处错误，但这一本子没能影印出版，大家也都看不到。——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除了道光六年重校本之外的重镌本、石印本以迄近三十年来的各种标点整理本，都不理想，不能成为专业学者征引的底本，即写学术论文时不好意思写入页下注，或者列作参考文献。
正经正史，我们一直说是官刻本为佳。昨天到山东大学，杜泽逊老师说：“中华书局是‘官书局’。”但是非常惭愧，我们这家“官书局”有“二十四史”整理本，但到现在为止《十三经注疏》还没有符合大家期待的校订本。
虽然有历史原因，当年是不重视“经学”，但这与书局要承担的古籍整理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学术界、读书界对中华书局的定位、认识、要求和期待，是不相符的，更是有距离的。所以，《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工作，五六十年代不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还不做，直到现在才启动校订本工程，换言之，其实是等着这个合适的时机的到来。
社会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今天想想，有三个前所未有：第一个，珍稀文献的公布与获取，前所未有；第二个，基础研究的准备与推进，前所未有；（全国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还有很多相关的专业课题，各种考订文章，相当的多。）第三个，编校的技术赋能与提升，前所未有。（数字化，数据库，全世界的重要馆藏，以及排版技术、编辑校对手段，中华书局的古联公司，都给我们的古籍整理带来了全新的认识。）
今天到访北大古文献中心，也可以说是“太学”，是官办的，是中国经学研究、整理的第一高地。除了老朋友之外，终于见到了闻名二十多年而今日第一次得以拜见的张丽娟老师。张老师昨天在群里留言说：“虽未谋面，感觉却很熟悉，确实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校订工程由哲学编辑室统一负责，朱立峰主任、石玉副主任都是山东人，来自孔孟之乡，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将此事往前推进，在三个“前所未有”的当下，我们预期达到的结果，是校订完成一套至少要替代阮刻本的《十三经注疏》。——将来可以做修订完善，但是不应该也不必要推倒重来。——套用一句广告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我们今天的条件都远远超过阮元时代，我们能看到的历代版本比他们多，我们对各版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比他们深，我们能利用的条件以及能吸收的全国学术的力量比他们强，我们做出来的校订本一定会超越阮刻本，我们没有失败可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恳请“太学”的老师们，倾其所有，或承担校订工作，或承担审定任务，或作学术的支撑，助力书局把这项工作做好，也必须做好。接下来，期待听到大家的高论。
谢谢。
2025年4月11日
在“十三经注疏”校订本专家论证会上的致辞
程苏东
尊敬的俞国林副总编，哲学编辑室的各位老师：
欢迎大家莅临北大中文系，和我们共同商讨《十三经注疏》校订本的工作。说实话今天我非常激动，我想对于所有经学研究者来说，这一天都是我们期盼已久的，而且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我们也都是深感荣幸的！
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当中，儒家经典居于四部之首，六艺经传的整理往往带有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经历秦火之后，汉儒首先致力于六艺经传的恢复，在此基础上逐渐重建起文献体系。东汉时期出现的“石经”代表了一种新的官方“定本”观念，北宋国子监系统刻印图书，首先就是群经义疏的刊印。当然，在近代出版业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经部文献反而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在新文化的浪潮当中，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成为首先受到重视的文献得到刊印，这无疑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1949年以来，中华书局开始系统整理传统文献，其中最具经典性的无疑是二十四史整理本，此外还有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所以史部、子部、集部都有了“经典书系”，这几套书，特别是后两套书的学术史意义，我想也许若干年后会有很多博士论文可以进行研究。因为这些书几乎塑造了几代人的基本学术观念，甚至是塑造了几十年的学术格局。这些书的分类有些非常有趣，比如《春秋繁露义证》被收入“诸子集成”，包括《韩诗外传集释》，单独成册，实际上意味着它未能进入“经典”的系列，中华书局还有另外一套书系，就是《十三经清人注疏》，很显然，这些书系的建立背后都有从清代以来形成的特定学术观念，本身都非常具有学术史研究的价值。
由此看来，中华书局一百多年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2021年出版了简体横排本，但是始终没有推出真正可以成为“定本”的繁体竖排本，一方面体现出中华书局谨慎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也确实体现了经学研究在这一百年中的边缘性地位。所以，中华书局在这个时间点上启动这项工作，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会议，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古典学”研究，去年召开了世界古典学大会，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视程度、读者的需求度也日益提升，这是“天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点，但另一方面，也是文化领域救亡图存的重镇，从胡适先生倡导的“整理国故”，到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都是旨在保存“国粹”，所以，《十三经注疏》校订本的论证会在北大召开，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至于“人和”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北京大学已经建立起一支具有顶尖水平的经学研究团队，不仅五经都有代表性的一流学者，而且在经学文献、经学史各个时段、经学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有顶尖的学者，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学校今年刚刚召开了古典学的发展研讨会，北大中文系2019年开始设立“中国古典学平台”，经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古典学平台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当然，由于经学本身不是正式的学科，所以，这些老师分散在文史哲、儒藏中心等不同机构，在系内也分散在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古文字各个教研室，这些年，我们也在考虑，如何通过一些重大项目将这支队伍整合起来，我想《十三经注疏》校订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信任，希望我们双方都会倾其所有、竭尽所能，共同完成这项文化事业。
今天北京大风，八卦《巽》卦主风，所以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顺利利，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谢谢！
责任编辑：近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