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有为 著《何休经学思想研究》出版暨结语

 

 

 

书名：《何休经学思想研究》

作者：鲍有为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12

 

【作者简介】

 

 

 

鲍有为，1986年生，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两汉、清代经学思想研究。目前主持省社科项目三项，发表论文《清代公羊学与汉宋学的互动》《刘向“自持其〈穀梁〉义”考论》《汉代京氏易学与何休公羊灾异论》《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等多篇。校点金履祥《尚书表注》、许谦《读书丛说》。

 

【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何休作为汉末公羊学的代表，其公羊学不仅反映了汉末的社会政治，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两汉的学术成果。既有对董仲舒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吸收与领会，亦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体会。本书以三科九旨作为纲领诠释公羊学，目的不在释经，而在诠释圣人之志，以体现对现实的批评分析、对儒家理想政治的祈盼与追寻。对其研究，可有助于加深对汉代经学思想的认识。本书侧重分析何休三世说、何休例法、何休礼学、何休灾异观，以及何休与穀梁学关系，以多个专题形式呈现何休经学思想的丰富性。把何休经学思想放在秦汉思想史的流变中加以考察，主要从几个问题入手，由不同侧面剖析何休思想的特色。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何休三世说与儒家政治理想

第一节 何休与相关三世说

第二节 三世说考论

第三节 三世说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的运用

第二章 何休公羊义例论

第一节 《春秋》例略论

第二节 何休的公羊例

第三章 何休公羊礼考论

第一节 何休相关礼学文献

第二节 《公》《左》之争视域下何休对礼制的阐释

第三节 何休阐释礼制的依据

第四章 何休灾异论

第一节 先秦思想与灾异观念的初步形成

第二节 董仲舒与汉代灾异理论的具体建构

第三节 刘向、刘歆与汉代灾异的阐释

第四节 何休与《公羊传》灾异的具体阐释

第五章 何休与穀梁学关系考论

第一节 《公羊传》与《穀梁传》之比较

第二节 董仲舒与穀梁学之关系

第三节 刘向与穀梁学

第四节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与《穀梁传》之关系

第六章 清代何休公羊学之研究

第一节 庄存与与汉代《春秋》学研究

第二节 刘逢禄与何休公羊学研究

第三节 公羊学的考据化转向：凌曙与陈立

第四节 廖平今古文经学观与何休公羊学的重估

结语

参考文献

 

【结语】

 

何休作汉末的一位士大夫，其在中国历史中的成就，皆体现在他流传至今的《解诂》一书中。此书成为后世研究汉代公羊学的必读书目，也为理解汉代的今文经学，以及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提供了文献基础。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落，魏晋之后的《春秋》学，虽然依旧涉及公羊学，但很显然士大夫们对《左传》的热情要高于公羊学。而宋元时期，由于理学的兴盛，士大夫更多关注《春秋》学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公羊学的非常可怪之义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而所谓的经学家法的专守，随着宋人主体性的增强，疑经成为了常态，何来经典章句的专守？因此，我们讨论何休的公羊学，基本只能把范围锁定在汉代，以及公羊学再次复兴的清代。

 

其实对汉代公羊学的研究，迄今为止成果是很丰富的，尤其是对汉代董仲舒的研究。相对来说，何休的公羊学研究，由于其著作为注释体裁，缺乏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综合性，因而其哲学性、思想性高度皆难以与董仲舒比肩。但是，何休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经学家，他对《公羊》的注释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公羊师说的梳理与总结，更是整个汉代学术主体的深度揭示。他对《公羊传》不厌其烦地注释，即是他向往圣人之志的学术追求，亦是作为一个关切国家命运士大夫的情感折射。因此，何休公羊学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拙作选取几个角度，对何休的公羊学加以研究，无法全面整体地反映何休的公羊学成就。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几点，一是对何休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是集中在汉人所记载的公羊学系谱中加以探讨，需要从多个角度，即不要局限在公羊学中，要结合其他经典，发现他们之间的共性，以及何休的独特性。一是关于何休公羊学与董仲舒的关系，可以通过诸多问题的探讨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学术脉络。由董仲舒到何休之间的学术发展演变，依旧有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另外，何休对《公羊传》的解读，其实并不局限在传，其焦点在《春秋》经。不过，他对经传的解读，一部分来自对《公羊传》的坚守，拙作从例法、礼制等方面考察何休对经传的解释，但是并不全面。其实，经—传—解诂，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文本，其本身便显示了知识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未来的何休公羊学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出发，深入经传本身，解读何休是如何解释经传的，又是如何引申或发展公羊学说的，总之经学内部许多深人的问题值得我们再度挖掘。

 

公羊学作为清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关联学术发展，更与清代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清人对公羊学的研究多从董仲舒入手，但解读汉代的公羊学，相关的重要理论，都必须依靠何休的一套理论或体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清代公羊学都是与何休公羊学相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众多学者的公羊研究中，何休是无法抹除的。我们在看待清代的公羊学时，何休的公羊学固然重要，但还是不能忽视学术主流——汉学的巨大影响。即汉学的方法，其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代公羊学的走向。即使一些趋向经世层面的士大夫，依旧无法从这种影响下完全抽离出去。然而，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公羊学不仅是学者政论表达的媒介，也是经学考证的文本依据，但其核心在他们眼中都未曾改变，即梁启超所说的复古以求解放。庄、刘时代，公羊学复兴壮大，尤其刘逢禄时期，治公羊学的队伍庞大，诸如凌曙、陈立的考证学，龚、魏的借公羊以改制，一学一术，其流变清晰可见。

 

而伴之而起的宋学，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曾国藩等人的主导下，成为一大学术思潮。同时，深受宋学影响的湖湘学者，也在宋学浪潮中施展抱负。其中，王闿运可算一个。虽然王氏不满意宋学，也不喜汉学，但他在公羊学的探究中，贯彻了他“经学以自治”的主张，这种主张背后，正显明了他对龚、魏经世之学的不屑。他不是一个积极主张变法改制的开明人物，在面对人心风俗早已不古的晚清，他依旧希望借经学来施展道德教化，以之作为医治天下之病的根本之术。在他这里，公羊学成为圣人之学，治人之道。

 

另外一方面，王氏的做法，其实是面对社会变革的大潮，依旧选择留恋传统的道德教化，这也预示了晚清康、梁为首的政治运动，为何遭到了叶德辉、苏舆等保守派的抵抗。然而，我们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借助公羊学，依旧在表达与其反对派相同的一个问题，即尊孔。因此，在公羊学的引领下，清代的今文经学，与汉学、来学乃至清末的西学，皆有着相互关联，其中皆可见何休公羊学的因素。拙作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请代公羊学与清代社会政治的众相，许多问题皆需以后作清代的相关研究，以进一步解决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