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德主刑辅”

作者：常文相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初七日癸卯

          耶稣2025年4月4日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重要治理理念之一，强调治国理政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惩戒为辅，两者相互配合补充，共同发挥治理功用。“德主刑辅”理念发端于西周、成熟于西汉，并被之后历代统治者遵循践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化为一种重要治理模式，在历代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社会经济上的厚生养民。《尚书·大禹谟》有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德政，就是以民生为重、心系天下苍生。可见，重视民众生计、使百姓生活富足，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价值追求。

 

纵观古代治理实践，厚生养民的“德治”目标贯彻始终。汉初为恢复社会经济稳定，奉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田租起先十五税一，较前代什一税的惯例已大为减轻。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还一度予以免除。汉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唐太宗也曾对大臣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明确指出民为国本，而农又为民本。因此他倡导藏富于民、损上益下。明太祖起家贫寒，深知底层百姓疾苦，极其重视民生。在其为政期间，因水旱灾害减免各地田赋时常有之。明初商税三十取一，务求简约，过者以违令论，并且规定：凡嫁娶丧祭、鱼蔬杂果、农器衣食等自用细物，俱免税。至清康熙年间，赋税减免范围和力度堪称空前。如康熙五十至五十二年间，清政府决定三年之内对全国所有省份轮流进行免税，普惠天下生民，共享盛世繁荣。康熙同时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作为定额，此后新增的人口不再征收钱粮，所谓“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多能实施授田垦荒、鼓励农耕、轻徭薄赋、赈灾济贫、节省开支、裁抑兼并等举措，促使物质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中国历史上太平盛世的出现，正与统治者较好实施厚生养民政策直接相关。

 

司法审判上的矜恤慎刑。刑罚虽不可废，但亦不可专恃为治。面对秦法严苛繁密，汉高祖入关与百姓约法三章，革除暴政。汉文帝有感于缇萦上书，不忍残害罪人肌体，下诏废止肉刑，广开自新之路。唐太宗观览针灸图，以人体五脏咸附于背，乃令今后不许笞杖犯人脊背，恐致伤命。他还曾亲审罪囚，暂放犯死罪者还家，限定明年秋季自行归狱。结果死囚个个依期回来，听候处决，唐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亦显示出鲜明的“恤刑”色彩。历代法律都对老幼病残妇的判刑有所减免，保障罪犯的一些基本权利。司法实践由于儒家道德的融入，注重预防犯罪与教育感化，突显宗法伦理色彩。北魏时期出现“存留养亲”的法律条例，为后世沿袭。明清以后，司法审判程序日益完善，发展出多种形式的录囚会审制度，对有疑点的案件进行复查，对死刑的复核尤其严格慎重，旨在减少冤假错案。

 

精神文化上的崇儒重教。“德治”不只是追求足衣食，关键还在兴教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化民成俗”正是中国传统治理的本质诉求与最高目标。孔子认为道德教化能恒久深入人心，故而对待民众主张先富后教。董仲舒以教化为治国大务，力主“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建言“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在其倡议下，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他又令地方开办郡国学，构筑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儒学教育体系，为后世承袭。汉代经学大盛，汉宣帝曾召集诸儒于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称制裁决，进一步统一了儒家学说。汉明帝即位之初，临辟雍行养老之礼。汉章帝同样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辩论结果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主流官学地位。

 

两汉地方官也在基层民间极力推广教化，朝野上下，崇儒重教蔚然成风。唐朝以来，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开设科举、整理典籍、兴办学校、崇祀孔子，儒学传播至周边国家，在东亚范围内形成独特的文教传统。汉学、宋学迭代而起，理学、心学顺势而兴。明清之后，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双向推动下，儒学社会化的趋向明显加快。时至今日，传统儒学经过近代以来的改造与转换，已然内化为国家治理可资借鉴的深厚本土资源。

 

“德主刑辅”理念与实践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品格气象，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对国家权力构成一定的规范制约。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德治”与“天命”相配，“民心”则是“天命”的具体显现，这就促使民众的意愿成为政权存续运作的合法基础与评价标准。“德治”生发的“天理人心”观念，赋予了中国传统政治以人文关怀和理性底蕴，由此规范国家权力，整饬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德治”虽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相适应，但同时又对国家权力构成一定道德制约，警示古代封建统治者不断改革弊政，维系国家政治持续平稳运行。

 

彰显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天下”为观照，注重保全人群整体的生存需求与生活价值，承载着对生命延续的关切和尊重。“德治”与“民本”互系，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生安定关乎政权稳固，“得民心者得天下”。相较后来西方社会所标榜的公民权利表现形式，传统中国尤为致力于保障民生利益的切实实现，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的根本意义愈发凸显。

 

为“德治”向“法治”的转换搭建了沟通桥梁。中国传统治理固然具有固化等级秩序的一面，刑罚也大体被当成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力工具。但与此同时，着眼民众共同利益的“德治”思想中也包含着伦理性、全民性、公平性及公共性特质，凝结着对制度化、体系化“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展现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担当。这些要素穿越文明时空，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变迁与社会转型中又被发扬光大，内化为中国国家治理从传统“德治”迈向现代“法治”的历史基因与现实契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