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接力：周敦颐文集编纂史略

作者：粟品孝（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敦颐文集的编纂史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廿九日丙寅

          耶稣2025年2月26日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号濂溪先生，世称周子）的文集独具特色，包含了别集、专志和全书三大系列，是我国传统文献宝库中的珍贵个案，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周子文集编纂始于南宋，迭经元明清，并延至近现代，总计40多种。这一连绵不断、宛如奔流的编纂史，是一部接力守护和弘扬理学文化精髓的历史，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篇章。

文集之始：

宋淳熙本《濂溪集》的由来

周子生前和身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术地位并不显赫，尽管其诗歌曾被编次为“十卷”，但其墓志铭所述的“《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则未见编刻流传，自然也谈不上文集的编纂。

已知周子著作最早是以《通书》为总名在其弟子程颐及其门人后学那里流传的，《通书》（即《易通》）四十章是主体，《太极图说》附于其后。《易说》和十卷诗则一直未见流传。而九江周氏家藏的《通书》没有附《太极图》（但有《图说》）。程颐再传弟子祁宽在南宋初期曾得见这两个版本的《通书》，并加以“校正”。程颐另一再传弟子胡宏也整理过《通书》，并“叙而藏之”。二人对周子及其《通书》都评价较高，但由于时值权相秦桧主导“绍兴学禁”、压制程氏洛学，故他们整理的《通书》都未刊行于世。

目前所知，最早以《通书》为总名公开刻印周子著作的是在其家乡道州（舂陵郡），所谓“舂陵本最先出”是也。具体刻印时间不详，之后永州（零陵本，1158年）、江州（九江本，1166年）、潭州（长沙本，1166年）等地相继刻印。这些版本基本格局一致，即以《通书》四十章为主，后附有《太极图说》，并附载有关周子生平的“铭、碣、诗、文”。

长沙本《通书》承袭自胡宏整理本，编者朱熹自称“最详密”，实际结构与之前的版本并无不同。周子著作格局的大变化发生在朱熹乾道五年（1169）编刻于建安府的《太极通书》之上。此本基于朱熹所谓《太极图》为周子“自作”，且是周子全部著作的“纲领”这一认识，调整为《太极图说》在前、《通书》在后的新格局，书名也改成了《太极通书》。淳熙六年（1179），朱熹“复加更定”而成南康本《太极通书》，自述其结构顺序为：“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这既是此后《太极通书》（或仍称《通书》）的“通行版本”，也为后来的周子文集奠定了基本格局。

最早以文集的观念来编纂周子著作的，是道州州学教授叶重开。他在淳熙十六年序定的《濂溪集》七卷，是历史上第一部周子文集。此本突破了之前以《通书》或《太极通书》为总名编刻周子著作的形式，搜罗文献的范围大为扩展，“采诸集录，访诸远近”，把“诸本所不登载，四方士友或未尽见”的内容汇集起来，特别著录了朱熹、张栻两位理学大儒注解周子《太极图说》的著作，最后“以类相从，分为七卷”。

叶氏《濂溪集》七卷久已失传，但承袭其体例和规模的，则有道州守臣萧一致在嘉定十六年（1223）至宝庆二年（1226）间刻印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此本已佚，但目录则幸运地保存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苏州人周木编纂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卷末。据此“目录”，《大成集》卷一为《太极图》（《说》一篇，朱熹氏全解），卷二为《通书》（凡四十章，朱熹氏全解），卷三为遗文，卷四为遗事，卷五至卷七为附录（内容是他人赠答、纪述、褒崇周子的各种文献）。从中可以窥见叶氏《濂溪集》七卷本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及其与朱熹南康本《太极通书》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成集》不仅有多达三卷的附录文字，而且将周子的诗文增至19篇，内容更为扩展。

跨代接力：

宋明清三个版本的承续关系

《大成集》之后，南宋还有多部周子文集的编纂，其中咸淳末（约1271—1274）在江州编刻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内容最丰富。该书结构顺序上仍遵循《太极图说》《通书》、遗文、遗事和附录的体例，与七卷本《大成集》相同，但内容上则大幅增加，特别搜罗了当时所见有关周子《太极图说》和《通书》的诸多注解和论说，用了整整五卷的篇幅来著录。接着的遗文部分增至41篇的规模，并附有他人相关的若干书信、跋文。最显著的增加是有多达六卷的附录，是《大成集》的两倍，几乎网罗了当时他人所写有关周子的全部诗文。可以说，此本是宋代周子文集编纂的集大成之作。

元代虽仍有周子文集的编刻，但已全部佚失，不详其与宋本的关系。几乎全部照录宋末江州十二卷本，并加以调整和补充，而形成一部崭新的周子文集，是上述明朝中期周木编纂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此本卷首部分包括遗像、濂溪周元公世谱、事实、年表和历代褒崇礼制五部分，较江州本增加明显。卷末的《后录》部分包括时人陈九畴所写《易通复旧编序》《太极图说摘疑》《通书摘疑》、周木与陈九畴的往还书信（陈书有目无文）、张元桢《周朱二先生年谱引》和程敏政书信一通，以及宋代三部周子文集的目录，是难得的珍贵文献集录。最为重要的是，此本一并著录了朱熹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不仅便于合观对读，而且张栻《解义》赖此而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内容丰富的周木本在明代似传播不广，除了关中大儒吕柟在嘉靖五年（1526）曾将其化繁为简形成《周子演》（后改称《周子抄释》）外，不见明代其他任何人重刻，也不见明代任何周子文集编刻者取法参考，它仿佛从世间消失了一般。直至清代康熙三十三年（1694），理学名臣张伯行才在北京报国寺“偶得”此本，经过一番“订讹编次”之后重新形成《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并在康熙四十七年福建巡抚任上刊刻。张本虽仍是十三卷的规模，但实际内容则大为缩减。卷首仅有一序，卷末也无《后录》。原来周木本卷首的《年表》和《历代褒崇礼制》，则根据明清时期其他一些周子文集的著录惯例，被调整到正卷中。正卷的其他内容，也较周木本更为精简，这不仅体现在大力删减周木本前五卷著录的有关《太极图说》《通书》的诠释文字，甚至删去张栻《太极图说解义》，还体现在将周木本多达六卷的附录压缩为三卷，直接减少了30余篇文章。当然，张本也有修正和补充，如在《遗文》部分正确地将明清时期阑入周子文集的《宿大林寺》诗删去，在《太极图说》部分新增了宋明时期一些学者的论说，编排朱熹《答陆子美书》《答陆子静书》时把陆氏兄弟写给朱熹的书信也一并收录，从而有利于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周子的太极思想。

周木本不见重视，新出的更为简明的张伯行本则流传广泛。后人或以张本为底本重编为《周子全书》，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西分巡吉南赣宁道董榕的“进呈本”和光绪十三年（1887）关中大儒贺瑞麟辑本；或加以翻刻重印，以同治年间闽浙总督左宗棠主持刻印的《正谊堂全书》本最有影响。《正谊堂全书》本《周濂溪先生全集》在近代先后收载《丛书集成初编》和《国学基本丛书》中，成为此后长期流行的周子文集版本。

绍继前贤：

清末以来周敦颐文集的新编

清末贺瑞麟重辑的《周子全书》四卷，主要是在张伯行本的基础上压缩而成，前两卷分别著录周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附以朱熹注解，卷三著录周子诗文（自称较张本“增多数篇”）、遗事，卷四仅附录6篇周子传记。贺氏自言能得“周子精要之所在”。

由于周子本人著作留存不多，因此从南宋第一部《濂溪集》开始，周子文集就呈现出以他人撰述的有关周子的各种文献为主的格局，而且时代愈后，相关文献的著录往往愈多。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周子的别集系列，在明代衍生出的《濂溪志》和《周子全书》系列中更为明显。期间明代吕柟编《周子抄释》反其道而行之，至贺氏再一次化繁为简，或言贺本“脱胎”于吕本，庶几近之。只是吕本仅著录周子诗文34篇，而贺本则增至43篇，明显吸收了明清时期其他周子文集编纂的成果。

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了陈克明先生点校整理的《周敦颐集》，该书在比较明清五种周子文集后，以“较为适用”的贺本为基础，参校其他版本，“正其讹误”，并增加了一些附录内容，实为现代学者新编的一部周子文集，也是学术界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此本渊源有自，不仅接续了传统吕本、贺本的简要风格，而且在周子诗文和附录文字方面又有新的补正，确为佳善之作，冯友兰先生誉之为周子文集的“定本”。

至此，历经八百多年前赴后继的努力，前贤们不仅积累起数十部周子文集，丰富了中华文化典籍的宝库，推动了理学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而且还首次编出了简明适用的现代标点整理本，嘉惠学林，贡献卓著。长期绵延、不断完善的周敦颐文集编纂史，堪称一项与时俱进的文化接力工程、一项生动而典型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事例，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创造性。

清人方以智说：“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我们在梳理论析历代周子文集的基础上，再来细察已经通行三十多年的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不难发现其中的缺憾：一是仅参考利用了五种明清周子文集，没有利用更早更佳的宋本，以及其他更多的明清版本；二是沿袭贺本专以朱熹对周子著作的注解进行著录，没有张栻等大儒的位置；三是误收他人诗文，如据吕本《周子抄释》补充的《宿大林寺》，实际是周子诗友彭思永所作；四是著录的《周敦颐年谱》，虽题署宋儒度正撰，实际乃清儒张伯行改编，与周子生平的实际情况有不少出入。加之近些年又发现了一些周子佚文（已知有诗5、文3、行记5，总计13篇），可适时考虑对周子文集进行完善，为赓续历史文脉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