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国荣：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周易》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初九日丁丑

          耶稣2025年1月8日

2024年12月26日晚，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协办的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系列讲座第65讲、人文讲坛第一讲在成均苑4幢100报告厅举行。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主讲，题为“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周易》”。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董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陈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陶磊参与对谈，讲座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暨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主持。讲座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上百名听众。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暨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

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

本次讲座，杨教授主要围绕《周易》及其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周易》的《易经》和《易传》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易经》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独特性。整个讲座内容丰富，涉及了《周易》的哲学意义、历史背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等多个方面。

杨国荣教授首先指出《周易》由《易经》和《易传》组成，是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是一部用于占卜的古书，它通过卦象和卦爻的变化来理解世界，卦象作为理解万物的工具，其哲学意义之一在于以范畴形成把握对象。要深入理解《周易》的内涵，需结合《易经》和《周易》的统一视角。

《易经》被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常常基于它包含了阴阳观和朴素辩证法，体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它不仅有变易的思想，还通过卦象和爻辞展示了不同事物的存在形态，尤其是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多样形态。然而，将《易经》作为中国哲学起点的观点可能过于表面。实际上，《易经》由卦象和爻辞构成，通过六十四卦展示了天地万物的范畴意义，其中乾卦和坤卦等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人生包含顺逆不同处境，卦象如泰卦、否卦揭示这些状态。泰卦正面意义，坤卦则指向负面。日常生活场景如鼎、履、豫卦，反映卦象与外部对象及行为的关联。《易经》用六十四卦概括多样性，通过不同形态展现人的存在，同时体现了以人的视域考察世界。

《易经》的乾卦《彖》解释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强调天的刚健不息，君子应效仿自强不息。这种思想提倡积极进取精神，揭示天道与人道的联系。天的运行体现天道品格，君子的自强不息是人道行为准则。《易传》中，天道与人道的沟通体现在卦象解释中，乾卦规定万物发展趋向，维护太和形态，占卜据此得出“利、贞”结论。乾卦理解基于天地之道，包含人文观念，从群体需要出发，理性看待利与不利。

《易经》卦象包含多方面内容，反映形而上形态及天人相互作用。坤卦初六描述霜降预示坚冰，六三爻辞体现为王事服务的无个人成就但有结果。《易传》之中的《彖》强调天人关系，用万物表现乾道，以柔克刚体现君子行为相关性。两者既独立又关联，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据，肯定天行与人事关系及普遍之道对人行为的制约。天文与人文关系密切，《周易》中提到通过观察天文和人文可以了解时序变化和教化世界。天文反映自然变化，人文反映社会变迁。天道与人道相互影响，阴阳之气的相互感应影响万物，包括人心。观察万物相互作用有助于理解世界，体现了人道意义上的人心变化。《易经》强调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形而上化了人道。

《周易》乾卦强调君子德行与自然规律的和谐，体现了儒家伦理观念的形而上根据。圣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德，强调顺应天时的重要性。宋明时期，天理成为形而上的表现。《易传》认为人的德性与自然规律相合，具有形而上基础和超越性。先天观念是先验的，而一般原理源于认识过程本身。与康德哲学相比，《易传》认为原理来自认识过程。

作为《周易》的解释，《易传》强调实践与时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有益结果需随时间变化而获得。时间与现实经验活动积累相关，通过了解过去经验积累德性。人的认识活动与经验积累不可分割，时间的普遍性体现在天地变动和人的活动中。行动方式应随时间变化而定，体现了对行为有效条件的理性关切。人的行为要取得预期效果，离不开时间条件。《易经》的推论和预测包含因果分析，《易传》中这种分析更加自觉和完整，展现了理性的品格。《易传》的解释过程也体现了因果分析，推动了对天地万物顺畅运作的理解，得出“天下大行”的结论。这个过程涉及符号推论，基于实际，包含因果分析和逻辑内容。《易经》提供结论，《易传》提供因果推论的解释。

《易传》中的《象》《彖》和《文言》，与经文融合交错。除了直接的相关的解释外，《周易》还包括相对独立文本如《系辞》上下、《序卦》和《杂卦》，较之《易传》中的《象》卦、《彖》卦、《文言》和《易经》的直接融合，《系辞》上下、《序卦》和《杂卦》体现了相对独立的意义。

《系辞》开篇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显示《易经》虽源于占卜，却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天尊地卑的观念影响了社会等级，天地与社会相互关联，人的吉凶与自然社会的区分体现了天地变化的理性与内在联系。《彖》《象》等占卜虽涉及道义，但《易经》的认识往往缺乏系统性。《周易·系辞》则有其独特篇章，更自觉地探讨了道、善、性的关系。《周易·系辞上》中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表明阴阳相互作用构成道的本质，道与人的存在紧密相关，体现为善和德性。人的性基于道德，表现为善的实现。仁和智在社会中展现，存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差异。君子具有自知之明，而普通人则往往不知。《系辞》涉及天道，不仅说明了世界的整体性，也反映了理性主义的视角。《易传》认为，《易经》具有普遍性和涵盖性，能够弥纶天地之道，但其起源于对天地的仰观俯察，有助于人们把握事物的幽冥之故，理解事物的具体形态，并进一步探究生死之说，不违背天地之道，不偏离正道，将普遍的规定规范应用于人生之乐，使人们能够乐天知命，相互忍耐，与天地之道相契合，最终展现出范围天地，取成万物，展现变化之道的特性。《易经》的品质显然不局限于上述方面。《易传》中提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里的崇德广业，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易经》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肯定。

卦象描述外部对立，占卜基于对象变化。爻和辞的解释体现了《易经》的自我认识。孔子认为《易经》开启智慧，成就事务，涵盖天下之道。

《易经》原为占卜之术，但在引申的的意义上，其意义在于对事物的创造性理解。《易传》作者认为，这个过程蕴含智慧，用“智以知来，神以藏往”来描述。智慧虽被赋予神秘形式，但同时体现了对天道和社会生活的理解。《易传》还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认为理解万物需要通过语言和深入分析。象数不仅指数目和现象，还代表规律性的趋向。定数在事物发展中体现趋向和定式，通过对象交感，我们能深入理解事物根据。中国哲学中的“几”指变化前的状态，把握“几”能促进对事物的理解和作用，其中包含不可预测性，而“神”则用于预测这种不确定性。

《系辞下》中，《易传》作者深入分析卦象及其社会功能。杨教授回顾历史，梳理了卦象的取象和应用过程。《系辞》提到技术进步，认为这些都源于卦象的启示。文中还提到从“服牛乘马”到”易之以宫室”，从“结绳而治”到“易之以书契”的演变，强调所有这些活动都基于卦象的指导。杨教授强调卦象对社会生活的规范意义，尽管其作为历史依据不够确切。《易经》以忧患为核心，与西方哲学的“好奇”形成对比，关注社会现象，卦象体现了社会层面上的不同形态。《易传》篇章如《系辞》《彖》和《象》等，总体关注《易经》内容，而《说卦》进一步区分社会和自然的语言产物。

《易经》的道与吉凶预测相关，卦象多变性决定其具有流动性，体现了自然之道和万物归宿的一致性。《易传》强调从社会角度理解世界，通过类比和推论把握事物，提倡从不同角度考察，通过自然现象推演天地人事的演变。《易传》认为认识和社会生活是无止境的过程，文本间相互关联，既与《易经》相关，又超越其限制，展现了理性效度。《易经》展现了对自然的把握和吉凶预期的理性推论，《易传》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性观念，达到了哲学层面。《周易》中《易经》和《易传》内涵紧密相关，赋予了《周易》理性形态，体现了理性趋向，成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董平

在与谈环节，董平教授首先对杨教授的演讲谈了两点感想：一是杨国荣教授以独特的哲学视角重新解读《周易》，展现了其对《易经》的深刻理解和领悟，体现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独到见解；二是《周易》虽为占筮之书，但其宗教性与一般宗教不同，它不仅展现了中国哲学和文化，还体现了对世界的直观领悟。同时，理性部分则揭示了人在世界交往中实现自我把握的独特理解。杨教授的报告将宗教与理性结合，提出了对《周易》的新理解维度。同时，董教授还阐述了他对《周易》的看法。

对于《周易》经常成为儒家和道家争论的焦点，董教授认为，《周易》是儒家和道家不可或缺的经典，不属于任何一家，而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周易》的忧患意识，源于文王在狱中对民族、人类、世界的忧患。而这种忧患意识，是其真正的意义。因为有忧患，我们面对世界时，需要综合性的诠释。杨教授提到，象和爻之间的联系代表了对世界特定情境的理解。他指出，尽管辩证法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辨证这个词本身是中国的。《周易》的阴阳思想，实际上包含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合。他非常赞同杨教授的观点，并补充认为从不同角度看世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周易》中的否卦和既济卦，展示了相生相辅的关系。杨教授提到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明我们通过历史经验来理解世界和自我认知，这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观。因此，《周易》总能给我们新的启迪。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院长陈赟

接下来，陈赟教授谈到，杨国荣教授的精彩报告，深受启发。杨老师对经典文本的解释独树一帜，强调哲学的深入与超然，提倡保持距离的观察视角。《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杨老师的讲解简洁有力。陈教授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是指《周易》乃是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最为原初的哲学文本，还是指《周易》这个文本为中国哲学的精神思考的方向奠定了基础？中国哲学或者说周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的思想当中、哲学当中的很多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追溯到《周易》？

陈教授提出了如果《周易》构成中国哲学的开端，那么开端之前的思想形式，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

陈教授最后谈到，杨老师演讲简洁明快，含义深远。很多表述都具有一种道路或指引的意义。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陶磊

陶磊副教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与大家交流分享了他对《易经》和《易传》的不同见解。陶教授首先谈到了杨教授演讲中提到一个普遍认可的预设，即《易经》到《易传》的思维模式是持续发展的。《周易》提供了实质性的推论，而《易传》则提供了形式上的解释，存在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这是目前的基本判断。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人，尤其是关注公共知识传播的，会了解到一个称为"满天星斗”的概念。中华文明起源于多个地区，直到战国至秦汉时期才逐渐统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易经》产生于早期中国。《易经》的创作背景与战国时期不同，当时天下分裂，诸侯割据，与战国时期追求统一的愿景形成对比。战国时期，人们渴望统一，孟子提出"定于一”以实现天下安定，《易传》诞生于这一时期。而在周初，天下诸侯多达三千余家，反映了《周易》中乾卦"群龙无首，吉”的概念，即天下尚未有统一的领导，《周易》时代与《易传》时代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周易》时代宇宙观是天地分离，而《易传》时代则是天地统一。乾卦和坤卦的占卜方法揭示了天地不可相通的宇宙观。按照《易经》占卜法，若乾卦六爻全为九，应使用坤卦卦辞占卜，反之亦然，但《易经》中乾卦和坤卦有特殊的用九和用六规则，表明乾坤两卦间不可通变。

如果天地可以相通，那么如何确定天地的位置呢？《易传》中乾卦和坤卦的《彖》传清晰地表明，天地应被视为一个统一体。这种宇宙观强调了整体性，使得形式性得以显现。用《易传》的形式理论来解读《易经》似乎非常有效，但实际应用中存在许多问题。

《易经》时代宇宙观中，乾卦与坤卦的用九和用六并未被采纳。为何强调这一点？易学史上存在一个重大问题：《易经》的义理来源是什么？它是否真正源自卦象推导？这也是中国哲学探讨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精神是否有神圣来源。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孟子时代开始谈论良心，这实际上是我们良心的自觉。最初，《易经》作者无法明确表达，因为三千多年前的思想水平与孟子时代不同，但他仍想确立这样一套价值。《易经》强调尊德信重礼仪，体现了儒家文明的核心精神。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人文精神的真实来源以及《易经》作为中国哲学开端是否可行。

林志猛教授最后谈到，杨教授对《周易》为何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并回答了中西哲学开端不同品质形成的根源，让我们充分领略到《周易》融合经验与思辨、形而上与行而下的独特魅力。在讲座提问环节，杨国荣教授对《周易》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对中医学的影响以及《周易》的现代应用等问题进行了回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摄影：马一浮书院

审核：杨国荣、陶磊、陈赟、林志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