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绝表微，旧籍重光

——读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作者：侯金满

来源：《经学研究》第七辑《清代经学与学人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

【作者简介】

侯金满，河南南阳人。上海交通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讲师，主要从事经学史与经学文献学研究。在《文史》、《文献》、《史林》、《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参与《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石经研究文献集成》《历代赋汇》等系列图书的编校整理工作。

【内容摘要】

程苏东新着《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广泛吸纳清代以来中外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基于知识史研究的新视野，从文献层面与学说层面，为两汉《洪范》五行学的发生、发展、繁盛、衍变过程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从作者近年来在有关先唐文献研究方面的具体实践来看，《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显示出作者为了探讨“异质性文本”这一早期经典流传中的特殊类型文本的生成机制，尝试将研究视角从“异质性文本”扩展至“异质性知识”。而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作者当是基于文本中心主义的立场，以文献比读和文本细读为基本研究方法，善于吸取中外理论资源，发现新问题，并能在一些学术史上聚讼难定的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在有关《洪范五行传》的文献形态、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文献问题及汉代灾异学的不同侧面等问题的探讨方面，此书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还存在可以继续供学者探讨的空间。

【论文目录】

引言

一、基于知识史研究的新视野

二、从异质性文本到异质性知识

三、从文献到文本

四、继承与创新：在古今中西之间

五、留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结语

【关键词】

《洪范》五行学；“异质性文本”；“异质性知识”；“文本中心主义”；两汉灾异学

在近年的经学史及经学文献学研究领域，程苏东的研究以其丰硕的成果、开阔的学术视野，谨严的文献功底，崭新而敏锐的理论视角，备受学界瞩目。继2018年刊出《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1】后，2023年他又推出《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以下简称“《汉代洪范五行学》”）这一最新力作。此书可视为程苏东近些年在两汉经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可以预期的是，其出版将使得学界对两汉经学关注的热点扩展到一个一度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两汉的《洪范》五行学。

何谓“《洪范》五行学”？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书中对此所作的简明概括：

《洪范》五行学是汉儒以《尚书·洪范》为基础，杂合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知识而构建的一种儒家灾异学说，它包括夏侯始昌所立师法、刘向说、刘歆说、班固说、郑玄说等不同形态，是相对独立于《尚书》学的别传之学，与《易》占候学、齐诗翼氏学、《春秋》公羊学及纬学等共同构成汉代儒学的灾异论体系。【2】

对于此前对这一领域关注较少的读者来说，通过这一概括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把握这一研究的研究对象、学术源流及学术特点。而对于长期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读者来说，至少从其所涉及的两汉经学研究中的重要学者（如刘向歆父子、郑玄）及阴阳五行、谶纬术数等专门之学，也能体会到这一研究在选题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及研究中将会遇到的基础文献与知识背景方面的难题。

从汉代儒学灾异论体系的总体构成来看，《洪范》五行学与“《易》占候学、齐诗翼氏学、《春秋》公羊学及纬学等”相并列，是最为核心的构成，也是最能彰显汉代经学时代特色的学说体系。

汉代《洪范》五行学发端于今文《尚书》学，但与立为博士的章句之学不同，属于“别传”之学，其所混合的阴阳五行等数术知识，使其蒙上了深厚的“齐学”色彩。而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洪范》五行学虽肇兴于今文《尚书》学的经师夏侯始昌、夏侯胜等，却在此后受到刘向歆父子、班固、郑玄等不在今文经学师法系统内的学者关注，发展出了各具理论面貌的学说体系及经学文本。

从研究史料的角度来看，汉代《洪范》五行学的核心文献是撰人不明的《洪范五行传》，《洪范五行传》一方面作为伏生《尚书大传》之一篇，而有今文家夏侯胜、夏侯始昌、许商等的论说及郑玄之注释；另一方面，因其依托《洪范》，融合阴阳五行术数知识，适应了汉儒以灾异说经与经世的风气，而受到《尚书》学以外不少学者的关注，衍生出了刘向歆父子的《洪范五行传论》、班固《汉书·五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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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单从文献角度来说，这一研究就存在着较大难度。首先是因为《洪范五行传》传文及刘向、刘歆、郑玄各家说解、注释已经亡佚，今见各家辑本即使最优秀的辑本也存在误辑、漏辑等问题，而班固《汉书·五行志》又是汇编各家学说而成，存在体例不一、来源驳杂的问题。因此研究者首先要处理相关经学文本的辑佚、辩伪、校勘等一系列问题。

其次，则是因为汉人各家《洪范》五行学作为汉人的“天人之学”，融合了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知识，这一类术数知识不但需要具有一定科技史知识背景的专门之学，而且术数类文献也是大量亡佚，直到近几十年来方因为出土材料的出现而使研究局面得到改观。

最后，即便解决了以上问题，研究者如果想要在此基础上勾勒出“《洪范》五行学”在汉代的起源、成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也需要对清代以来的两汉经学史研究及相关经典文本足够熟悉，才能结合两汉经学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如师法家法问题、今古文经学等问题等，来探讨这一学术史源流中的经学文献衍生、经学家的理论建构及其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

了解了汉代《洪范》五行学的研究难度之后，我们来具体看看《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的主要内容。此书总体上分为上下两编，共十章，上编“汉代《洪范》五行学基础文献研究”共三章，分别探讨了《洪范五行传》的成篇与作者问题、刘向《洪范五行传论》辑佚、《汉书·五行志》体例等，偏重基础文献的辑佚与考证。下编“汉代《洪范》五行学史”共分七章，重在经学史的探讨，从《洪范五行传》的形成开始，以夏侯始昌、夏侯胜、许商、刘向歆父子、班固、郑玄等学者及相关经学文本为中心，为两汉《洪范》五行学的发生、发展、繁盛、衍变过程建立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

这样一种上下两编的结构正对应汉代《洪范》五行学的两个层面——文献层面和学说层面，显示出作者对文献考证与经学家理论建构的重视，以及对经学史发展链条中不同思想学说内部结构和条理性的重视。

梳理有关汉代《洪范》五行学的研究史可以发现，与其他非常具有汉儒特色的学说相似，汉代的《洪范》五行学，在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气之下，经历了一个从产生、演化、繁盛、衰落、湮灭到重生的过程。而《汉代洪范五行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启了崭新的研究视野。

《洪范》五行学在汉代曾经盛极一时，众多学者参与其中，虽然各家的意见颇有差异，与京氏《易》学、齐诗翼氏学、《春秋》灾异说之间也存在龃龉，但不妨碍它成为两汉有关灾异认识的公共性知识。从两《汉书》所载君臣诏令奏议来看，灾异说在当时政治文化中居于主流话语，“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3】而且从《汉书·五行志》开始，绵延不绝的历代正史《五行志》也大致继承了《洪范》五行学的知识结构。

但在汉代以后，这一学说日渐衰落，相关文献逐渐亡佚，之所以如此，从后来各家如刘知几、欧阳修、苏洵、郑樵、马端临等学者对《汉书·五行志》及《洪范五行传》的批评可以看出，正与《洪范》五行学所混合的“异质性知识”相关。而此时期学者对《洪范》的新阐释，与此前从数术角度关注灾异的学术风气具有根本不同。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此时以“伏生《尚书大传》、刘向《洪范五行传》”为代表的汉代《洪范》五行学“均退出了解释的世界，这才是其成为残帙散篇的真正原因。”【4】

直到清代以来，在“汉学”复兴的潮流中，作为汉代今文经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两汉《洪范》五行学及相关文献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清人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以及皮锡瑞的研究，前者可视为文献考证方面的代表，后者可视为经学阐释方面的代表。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相关研究体现在《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论》辑佚及《今文尚书经说考》的《鸿范》篇中，前者为学界研究与利用《洪范五行传》提供了较为信实而可靠的文本，后者则广泛征引与《洪范》五行相关的文献“以资参观互证”【5】，包括《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续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五行大义》《春秋繁露》《论衡》《春秋考异邮》等重要文献，并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等群书引《洪范五行传》佚文。

皮锡瑞则在其《尚书大传疏证》中不但对陈氏辑本有所改进，而且以案语形式分析郑注与伏传各自学说理路的不同，并征引群书引文作为参证，对读者清晰而准确地把握《洪范五行传》的文本内涵及学说源流有重要作用。又其《书经通论》《经学历史》中对两汉《洪范》五行学亦有评论，如《书经通论》之“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条【6】，因陈澧之说而发，考辨汉人灾异学说源流，皆足启迪后人。

清代学者的相关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是我们今日研究两汉经学史及经学文献学的一个起点。但我们在总结清人的经验与成就之外，更要反思和客观评定其不足与时代局限，否则不足以继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从研究材料和研究理念方面来说，清人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文献汇编、注释形式呈现，其在资料收集方面，在今天已普遍显得不足，如考察清人《洪范五行传》的各家辑本，则不仅有误辑、漏辑及误置问题，更无法体现群书不同引文之间的参差互见关系。在考论方面，虽陈氏父子案语、皮锡瑞《疏证》中不乏精妙之论，包括部分文集、笔记中的论述，如俞正燮《五行传用亥正论》对《五行传》文本研究即颇具启发意义，但对于现代学者来说，不免感觉清人所述有简略零碎，缺乏纵深的问题，有时甚至流于印象式的批评，实有待后人继续加以考索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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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五行传》陈寿祺辑本，清刻本

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外研究，受新的知识观念和研究方法影响，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较之此前有所推进，一是有关《洪范五行传》等文献的成书及流传，一是有关汉人灾异学理论和史料的新认识。

有关《洪范五行传》成书方面，以缪凤林等学者为代表，继清儒赵翼的余绪，对传统的《洪范五行传》出于伏生《尚书大传》之说提出质疑，并举证认为此传当出于伏生后学夏侯始昌，本不隶属于《尚书大传》【7】。此说虽然至今尚未能坐实，但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引起了各家学者的讨论，促成学界对《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等特殊类型文献成书及流传的深入研究。

有关汉人灾异学说的认识方面，可以发现，经学及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多数都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将其视为汉代经学“术数化”、“神学化”的一种表现。在此之外的其他相关研究则多有自然科学的研究背景，如李约瑟、卢嘉锡、陈业新等对《汉书·五行志》的研究。

但在今日看来，这些已有的研究已经日渐显示出其时代局限和不足了，如有关《洪范五行传》的成书，考察缪凤林等各家所主张的夏侯始昌所作说，其所提出的各项论据，不但并无一项可作为铁证，而且随着对《洪范五行传》研究的推进，更足见此说之不可依据。而之所以如此多的学者坚持此说，恐多少受到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

有关汉人灾异学说的认识，虽然学界不再以经学为本位，陷入有关《洪范》灾异说是非的争议中，却也脱离了古典学术的原始情境，止步于经典之外。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理性作出的判断，而没有把《五行志》放到它所属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8】学界普遍存在的对灾异说的简单否定和贬低，最终使我们固步自封于已有的知识牢笼之中。

直到近些年来，海内外开始有不少学者突破这一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日益推进相关研究，尤其是日本和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已颇为可观。以笔者管见所及，大陆地区的学者中，徐兴无、陈侃理两位学者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

徐兴无《经典阐发与政治术数——<洪范五行传>考论》（2012）一文在吸收清代以来各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推进了有关《洪范五行传》的成书、流传、思想系统及文本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此文以《洪范五行传》为中心，不但廓清了许多研究中的迷雾，而且旁涉诸多具有重要研究潜力的议题，预示着有关汉代经学灾异思想的研究将在此后形成研究热点，打开新的局面。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2015）【9】一书旨在探讨“灾异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汉代的《洪范》五行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10】。此书不但改变了传统上将汉代灾异学说视为“迷信”而进行批判的启蒙式立场，更能藉助灾异学说产生发展过程的梳理，深入探讨两汉灾异学说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之此前，其新颖的研究角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都更引人瞩目。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正是置身于这一研究潮流中的一本最新力作。不同于以往普遍采用的从总体上探讨两汉灾异学发展的研究模式，此书专注于两汉灾异学说中的“《洪范》五行学”部分，而撇开了京氏《易》学、齐《诗》翼氏学、《春秋》公羊学及纬书等方面，实际上是给汉代的灾异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包孕最丰富的片刻”【11】。这一思想剖面不但能关联处于今文《尚书》经学内部的夏侯始昌、夏侯胜、许昌等与师法家法外部的刘向歆父子，也能沟通以伏生及后学为代表的前汉今文经学和以郑玄为代表的汉魏古文经学。同时，选择“《洪范》五行学”作为论述的核心，也把握住了两汉灾异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从班固《汉书·五行志》中所展现的两汉灾异学说的不同理论建构来看，《洪范》五行学地位也最为重要，是汉代灾异学谱系的本根所在。

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此书之创获，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是其所具有的崭新的理论视野。如此书的副标题所示：“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即从知识史的角度直接点出了汉代《洪范》五行学理论建构的本质特征。在此书《引言》中，作者在评论本田成之的研究时，谈到了自己对经学及经学史研究的看法：

经学是一种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变化的动态知识体系，本无恒定标准。……在传统视域中，经学是一切知识的源头和基准，是用以观察和描述各种知识演变的参照物……从更广阔的知识史视野看，经学只是时代整体知识中的一部分，其发展受到时代知识水平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应超越经学的自身视角，从知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理解经学知识体系的历时性变化。【12】

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正是基于作者知识史研究的新视野。为此，作者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洪范》五行学在汉代产生、发展、繁盛、分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具体而深入地认识到汉代经学的时代特色，以及有限的经典如何不断含纳“异质性知识”而生成阐释的链条等。

同时，此书在研究中不但贯彻了严格的文本批判方法，更能结合早期文本不同于后世的流传特征而提出新的认识。比如在有关《洪范五行传》成书方面，古今学者多有不同看法，尤其是现代各家的研究，或主伏生，或主夏侯始昌，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此书不再执着于为其寻找一个确定的作者，故既未依从传统的伏生说，又未从夏侯始昌说，而是从文本内部寻找证据，以《洪范五行传》文本中透露的岁始信息为契机，提出这一经学文本“是成于秦汉之际的一篇佚名文献。作者以《洪范》为本，将战国以来流行的月令、五行文献与儒家重德慎刑的观念加以整合，建立起六沴、五行灾应体系。此传撰成之后一度湮没，至夏侯始昌获见其文，乃据以阐说灾异，并传授弟子，建立师法。”【13】较之以往，更能丰富学界有关《洪范五行传》这一类不着撰人的特殊文本的编撰及流传过程的认识。

前文所论，是从学术史角度，来看程苏东这一最新力作的学术创获及理论背景。如果我们能将视野扩展到程苏东近年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以外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话，我们将会看到，《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其实是程苏东在有关先唐文献研究理论阐发和实践的一个示范。

结合程苏东近年来在先唐文献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成果来看，他通过提出概念、阐发理论、案例实践等方式建立自己有关先唐经典文献生成及流传的理论体系。在《汉代洪范五行学》出版以前，程苏东就以《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等文献为例，在具体的研究中提出了“衍生型文本”、“异质性文本”以及“失控的文本”、“流动的文本”等相关概念，并且通过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来检验并深化这一研究思路。《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的撰作正是这一理念的一个重要实践成果。

根据程苏东的理解，作为汉代《洪范》五行学的基础文献，刘向、歆父子的《洪范五行传论》及班固的《汉书·五行志》是属于钞者“利用既有的多种知识资源或文本库创造出新的单一文本”【14】，是“异质性文本”或“衍生型文本”之一种。

在程苏东的理论体系中，“异质性文本”与“衍生型文本”实为一种，只是命名角度不同，一是从文本形态和内容的层面，与“单一型”文本相对，强调文本内部在结构或语义上的矛盾、重复、割裂等复杂情况。一是从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层面，相对于常规的理想化形态的“原生型”文本而言，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见及继承与演变关系等【15】。至于“失控的文本”、“流动的文本”则是对此类“异质性文本”各种极端形态的描述。

对于“异质性文本”的定义，程苏东在《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有明确说明，我们不妨取来参考：

任何有述者或钞者参与的文本传播过程都有可能加入新的意识形态或文本资料，从而使得新生的文本区别于其所据的文本。而这一切受到述者或钞者意识形态、知识资源及其所知其他文本的影响而形成的新文本，就是我们所说的“异质性文本”。【16】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异质性文本的制造者，是述者或钞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这需要我们改变传统上有关文本及其作者天然联结的认识，而重视“述者”与“钞者”在文本的生成及流传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具体到本书的研究中，汉代《洪范》五行学产生的第一种文献——《洪范五行传》，本身就属于一篇作者不明的早期文本，而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刘向歆父子《洪范五行传论》、班固《汉书·五行志》及郑玄《洪范五行传注》更属典型的“异质性文本”，如此，则包括夏侯始昌、夏侯胜、刘向歆父子、班固、郑玄甚至伏生都属于参与文本生成过程的“述者”或“钞者”。对于这一系列“异质性文本”，研究者不单要进入这些异质性文本内部，抉发其异质性特征和形成原因，更要结合不同文本间的互见关系等，考察述者与钞者是如何参与了文本的生成与传播，从而建立起文本生成与传播的立体结构。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中，程苏东正是通过分析这一系列经学文本及参与者的具体工作和思想倾向，为我们梳理出了汉代《洪范》五行学发展历史。

其实，除了《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等文献以外，程苏东还考察了诸如《月令》《史记·五帝本纪》《毛诗正义》《庄子·让王》《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等系列文献，进一步推演和阐发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研究的意义。在《〈毛诗正义〉“删定”考》一文的结语中，程苏东特别强调了关注“异质性文本”的学术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文本统一性的追求，承认其体例的不完备性，并以此为前提来尝试辨识其不同的文本来源，如此不仅不影响我们对于这类文献的整体理解，还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其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从而对这类文献形成立体化的理解。【17】

对于先唐文献的研究者来说，当能理解这一探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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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明崇祯十五年毛氏汲古阁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随着有关“异质性文本”文本结构、意涵及文献形态探讨的深入，就会产生一个重要问题：此类不同于原生型、单一型文本的特殊文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为此，程苏东又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异质性知识”的概念，这一概念对理解异质性文本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什么是“异质性知识”？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的引言中，他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异质性知识”（heterogeneous knowledge），是指相对某种既有知识体系而言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知识。就儒学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言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以及后世出现的玄学、佛学、西学等在不同程度上均可以被视为异质性知识。【18】

结合“异质性文本”的生成机制，我们或可推论，正是异质性知识的存在和介入，生成了“异质性文本”，异质性文本与新的异质性知识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异质性文本，或不同的异质性文本的结合也可以产生新的异质性文本。至于在异质性文本出现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有确定作者的“原生型文本”或“单一型文本”，则并无必然。从早期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也许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如果已经湮灭于历史，对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属于“异质性文本”的经典文献研究来说，也并无太大意义。

从这一角度出发，程苏东在探讨汉代《洪范》五行学的过程中，就将重点放在了“经学与术数的互动关系”方面，从皮锡瑞所提出的《洪范》五行学是今文《尚书》“别传”之学出发，一步步梳理汉代《洪范》五行学的演变过程，揭示儒学与术数知识、经典文本与参与者等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所强调的是“经学是一种在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变化的动态知识体系，本无恒定标准”【19】，“研究者应超越经学的自身视角，从知识史的整体背景中去理解经学知识体系的历时性变化”。【20】这一理念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各章的研究中得到了全面贯彻，如作者在对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理论建构的评价中认为：

尽管其内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的疏漏、错置、重复，有些阐述也显得迂曲、突兀，但刘向强烈的理论兴趣、广阔的知识视野、细腻的理论洞见与极富想象力的阐释能力仍令人印象深刻。【21】

结合汉代以后有关《洪范五行传》及汉人《洪范》灾异学说的评价，可以看出，不同以往，这显然是一种基于新的知识史角度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评价。

进一步地，作者还跳出汉代来看整个经学史上经学与其他异质性知识发生的互动过程，指出：“尽管‘六艺’始终占据传统社会知识体系的中心，但其阐释向度却随着时代知识观念的更新而不断转变。对于经学传承而言，既需要固本持正的‘正义’，也离不开与时浮沉的‘时义’，二者共同构成经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22】这样一种崭新的研究角度、开放的学术视野，相信对主张经学“不尚新”的固有研究范式的转移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虽然具有了新的理论视野，但如何找到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使其应用到具体的文献考证、文本分析与理论阐发中，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中，透过作者对文献考证的重视及经学文本的分析与阐发可以看出，作者当是遵循着“文献本位”的研究方法。以文献为本位，不但如前文所言，要贯彻严格的文本批判精神，以便为理论建构确立坚实的基础和具有确定性的起点，更需要在面对纷繁多变而又争议不断的复杂文本时，能够重回原始文献，立足史料本身，反思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症结，最终取得研究的突破。

就《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来说，在第六章讨论“刘向《洪范》五行学的系统性问题”时，有关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中外学者的研究已经颇为繁多，既形成一定共识，也在不少方面存在歧异。对此，作者在参考和总结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之后，指出“学者对于刘向《洪范》五行学之系统性的看法虽存在差异，然若究其研究方法和文献依据，则无不依托于《汉书·五行志》；然而，就这一问题的研究而言，阻碍学者形成可靠认识的最大迷障正是《汉书·五行志》本身。”【23】为此作者在基于自己对中古文献所见刘向《传论》佚文系统辑佚的基础上，来把握刘向《洪范》五行学学理体系的建构方法并对其系统性进行合理评价。结合作者在《流动的文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佚文考辨》一文中对中古文献所见《洪范五行传》佚文的认识来看【24】，作者在基础文献问题上的突破正是植根于传统的辑佚学，但又具有崭新的理论认识。

同时，我们在此书中也可以看到，此种以文献为本位的研究方法，不单是要利用已经非常成熟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研究方法，更是要将“经典文献”本身视为研究的中心，将经典文献的生成与传播过程视为经学史的核心议题。如果说此书上编三章“汉代《洪范》五行学基础文献研究”是以文献为中心，是常规经学史研究的必要工作的话，那么下编“汉代《洪范》五行学史”七章，则足以说明作者文献本位的研究方法。在下编的七章中，单从各章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所梳理出的汉代《洪范》五行学史其实就是由《洪范五行传》《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洪范五行传注》组成的文本谱系树，经学史的展开正是《洪范五行传》等经典文本衍生的过程。

至此，读者或许会发现，我在此处将程苏东的经学研究方法称为“文献本位”，这里的“文献”，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献，而更应该称为“文本”。也就是说，程苏东采用的以文献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其实是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较之传统文献学更强调文献的物质性和外部研究来说，文本中心主义更强调文本内部深层结构和意涵的细读。对此，程苏东在《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中有系统说明，这里有必要加以引述：

版本、目录、校勘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又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文献学问题。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在这种研究理念中，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25】

此篇以《汉书·五行志》为例，针对此类具有复杂形成过程的“异质性文本”，对其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提出设想，并在其后加以实践。这样一种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理念，强调文献本身的主体地位，其实体现了程苏东以文学研究为背景，进入经学研究的独特路径。

重视文本的细读，甚至以文本为中心切入经学研究，是很多出身中文系的经学研究者的共同风格与内在优势。经学之成立，本即从《汉书·艺文志》六艺之学而来，以经典文本为中心，出于文本，入于文本，正与传统经学研究以群经为中心的阐释与研究传统相合。传统的经学研究，尤其是汉唐经学，针对文本的研究与阐释，既形成了十分成熟的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中心的语文学方法，又有以经典的结构、内部条例为中心的“以经证经”、比经推例等注疏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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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传注·鸿范》，清雅雨堂丛书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从传统的重视文献物质性及外部研究的研究模式，转入以文本为中心，重视文本细读的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不但可以更加贴合文本本身，更能以文本为桥梁，建立经典文本古今阐释的链条，这正是经典能够在不同时代得到传续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又当如何超越文献，进入文本呢？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中，我们看到，程苏东所提倡的正是他此前所提倡的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文献比读和文本细读”【26】。

文献比读的方法，主要是为了发掘写钞本时代不同“衍生型文本”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一文中，作者基于《春秋繁露》中的《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等九篇文本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存在的互见关系，通过文献比读的方法，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所存在的“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次”【27】，正是其利用文献比读的方法研究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示范。

而在《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中，此种研究方法得到了普遍运用，从而在某些重要的研究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其例如第二章论述《汉书·五行志》“说曰”的出处问题，前人的观点或是认为属于《尚书》今文三家博士说，或是认为出自夏侯始昌至刘向诸儒。对此作者则另辟蹊径，利用《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互见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引文，通过文献比读，最终认为《汉书·五行志》“说曰”虽与刘向《传论》存在一定的互见关系，但已经过较大程度的增删、改笔，不宜再视为刘向《传论》佚文。较之前人，这一研究可见作者心思之缜密，有度越古人之处。

至于文本细读的方法，与应用于文学鉴赏领域的文本细读不同，针对经学文本，作者更重视文本的体例、深层结构及理论的系统性。这一研究视角，也区别于以字词训释为中心的语文学方法，而与传统的经学注疏学、西方的结构主义、阐释学等具有相似之处。

具体到《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来说，文本细读的方法在书中十分常见，也十分适合《洪范》五行学相关文本的分析。由于《洪范》五行学本就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包括灾异现象的分类及内部的关联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得一种完备的学说需要在五行、五事、六沴方面存在符合逻辑的对应关系，在灾异发生机制及对应措施上存在内部的思维结构。像这样一种思想文本，正适合从内部的文本结构及条例、外部的文本关联及比勘等角度展开细致的阅读与分析。体现在具体研究中，书中有关刘向、刘歆、郑玄各家学说的分析和评价，都是这样一种重视文本内部深层结构、条例的文本细读方法的实践。如作者在第六章分析刘向《洪范》五行学的系统性问题时所言：

对于一种占术来说，系统性和灵活性是一对矛盾而又必须共生的要素，系统性可以在形式上彰显占术的合理性，而灵活性则在实践中为占验者留下足够的空间，使其可以左右逢源，理想的占术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28】

这一论述不但可以适用于汉代《洪范》五行学文本的分析，对其他具有明显阐释特征的经学文本的分析也具有借鉴意义。再比如第三章“《汉书·五行志》体例发覆”，作者基于缪凤林等有关《汉书·五行志》体例的研究所归纳的“《汉书·五行志》八例”，正是建立在文本内部结构、体例的分析与归纳基础上。对于读者来说，这一研究也十分有助于读者具体而深入地理解《汉书·五行志》的文本结构、体例及撰述背景等。

以上是结合程苏东长期以来所实践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而对《洪范五行学》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面的创获进行讨论。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本溯源，将会发现程苏东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对古今中外理论资源的吸收与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在此，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程苏东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与刘跃进先生所领导、以孙少华、徐建委等学者为代表的“周秦汉唐读书会”秉持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之间的关系【29】。“周秦汉唐读书会”所倡导的是一种怎样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呢？归纳为一点，那就是“从文献到文本”。在《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一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描述：

当我们以传统的文献学手段备齐了材料，但不急于判断正讹，而是深入文本之间的差异，探索单个文本内部的机理，就会发现一些真伪判断之外的问题。比如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等。【30】

对比前文所归纳的程苏东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以发现，虽然存在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但此处所提倡的“单个文本内部的机理”与“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正可与“文献比读”和“文献细读”的研究方法呼应，而重视写钞本时代先唐文献的特殊生成机制，强调“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也与以文献为本位的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理念相吻合。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文本与视野——拓展六朝文学研究的三点思考》等文中【31】，对文献的衍生性、流动性的关注，可能对程苏东的研究亦有一定启发。对此，如果读者对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感兴趣，不妨取来各家研究著作一读，既可与程苏东的研究互证，亦能更为深入而具体地把握这一研究方法。

进一步地，我们尝试去探讨和理解这一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背景，可以发现。这一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提出，正是基于对西方文本学理论的吸收和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把握，从而在此两方面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没有新的文本学的研究方法启示和刺激，无法建立系统性的思考，无法在反思和回应中推进有关早期文本的研究。没有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无法建立研究的根基，无法形成有效、有依托的研究路径。

对于相关理论资源，从程苏东《也谈战国秦汉时期“作者”问题的出现》《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等论文中可以看出，程苏东主要参考了宇文所安、柯马丁、普鸣等海外汉学家对早期中国文本生成与传播的研究。比如，程苏东所提出的“流动的文本”这一概念即参考了柯马丁的文本的“流动性阶段”这一概念【32】。宇文所安、柯马丁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探究早期文本生成与传播的复杂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结合宇文所安、柯马丁等学者的西方学术背景，我们尝试加以分析，程苏东所受到的西方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启示，其实是一种经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主义、阐释学等不同时代思潮所形成的形式多样的文本细读与分析方法。比如对文本内部张力的关注，对文本深层结构的关注以及对文本生成和接受的社会、思想背景的关注等，在此书有关各家《洪范》五行学文本的分析中比比皆是。可以说西方文本学理论是支撑此书文本细读与对读的重要理论资源。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对西方文本学理论的吸收，并不意味着就会成为西方理论的演绎和补充，最终还是要能适合于所面对的经典文献本身，其关键即是找到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对接，比如经学传统中义疏学、经学史研究与西方阐释学、接受主义的对接，传统经学章句训诂、文本校勘与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对接等。

具体到《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作者针对一部分前人已有较多讨论的问题，十分善于综合各家之说，寻找新的证据，引入新的观念，来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前文提及的《洪范五行传》作者问题，是清代以来各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家研究中，清人俞正燮和日本学者岛邦男的研究颇值得注意，他们都注意到了《洪范五行传》存在的特殊的岁始问题。不同的是，俞正燮主张《五行传》用亥正，而岛邦男则主张以二月为岁始。但是俞正燮和岛邦男之说，都存在问题，难以坐实。

对于俞正燮之说，徐兴无在《经典阐发与政治术数》中曾加以分析，认为俞正燮之说“虽能自圆其说，但不符合文中的本意。”【33】故并不同意俞氏的“《五行传》用亥正”之说，而认为《洪范五行传》与刘歆本“皆用夏正，以寅月为正月”。对于岛邦男之说，程苏东根据《尚书大传》中所讨论的三正之说，认为“即便《五行传》作者据‘改正’之议作传，也不应以二月为岁始。岛邦男的解释难以成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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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传注·鸿范》，清雅雨堂丛书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虽然俞正燮和岛邦男之说存在问题，但其所提出的岁始问题却也为后人从文本内部探讨《五行传》的成篇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为此，程苏东回归《洪范五行传》文本本身，从《洪范五行传》内部结构及其学说系统性角度出发，敏锐地发现了在《洪范五行传》中，不但在将“五事”、“皇极”与十二月相配时存在“亥正”现象，更在对一岁朝、中、夕对应人事关系的设定中也存在“以十月为岁始”的现象。如果说，俞正燮等所发现的前一处证据尚难坐实《五行传》用亥正之说，那么后一处证据所显示的《五行传》灾异理论的系统性却可坐实此说。程苏东通过对岁朝中夕与“后王”“公卿”“庶民”对应的分析，确定了《洪范五行传》所设定的“岁之朝”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就是以十月为岁首，正与“五事”、“皇极”与十二月相配时存在的“亥正”现象前后呼应。因此，如果否定前文的“亥正”现象，就将导致后文在一岁十二月与五事及“后王”“公卿”“庶民”的分配上存在结构混乱的问题。行用于秦始皇二十六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之间的颛顼历正是以十月为岁始，由此可以推断《洪范五行传》成书时代在秦汉之际。

通过这一研究实例可以看出，正是作者对文本内部结构、系统性的重视，对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使其能够在此类聚讼难定的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而这一突破对于整个汉代灾异理论发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汉人灾异理论发展脉络，各家学者都会引及班固《汉书·五行志》中的一段话：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35】

又班固在《汉书·李寻传》赞中也说：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36】

根据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人，认为董仲舒是汉儒首言灾异者，也就是汉代的灾异学理论发端于董仲舒的《春秋》学。但是如果我们认可《洪范五行传》成书于秦汉之际，时代显然早于董仲舒，那么汉代灾异学理论其实发端于《尚书》学的《洪范五行传》。

不止如此，我们通过作者对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其所展现的经学灾异理论体系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对古今中外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吸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关刘向灾异学说的研究，成果众多，作者依托于《洪范五行传论》的全面辑佚，已较前人拥有了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如在上编第二章，作者据《晋书·江逌传》引文确定了刘向《传论》对《五行传》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论说，而非如《汉书·五行志》仅取《五行传》的“五行”、“五事”部分而舍弃“共御之术”等。

在下编的第六章，作者将刘向的阐释路径概括为“通过对于《传》文的开放性阐释，扩大“六沴”咎由在政治、人事上的关涉度、从而扩充《五行传》‘推迹行事’的阐释力”【37】，正是基于对刘向《传论》及其他《洪范》五行学文本的细读与对读而建立。而在有关这一阐释路径的评价上，又渗透了知识史和阐释学方法，所重即在《传论》文本的深层结构和理论系统性。接着在对刘向《洪范》五行学学理体系的分析中，作者在参考前此各家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讨论的是刘向如何融合战国以来不同的知识资源，来构建其占验体系。较之以往，其研究的视角已从通常的思想史研究所重视的思想渊源分析转向了探讨思想文本中所呈现的不同知识资源之间的组合和互动关系以及其阐释方法、现实指向等，既体现了作者一贯重视文本结构和系统性而非孤立的知识要素的倾向，又兼括了对文本外部知识资源和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这样一种重视文本所处“场域”、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灾异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经学史和知识史视野来把握刘向《洪范》五行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在汉代灾异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和独特地位。

诸如此类以文本为中心，融会诸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立足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文本进行比读与细读的研究实例，在此书中十分常见，并且经常性地，诸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如此，不但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更能发现新问题，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但毕竟研究无止境，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此书的问世，并不意味着汉代《洪范》五行学的研究已经终结，已经了无賸义。我们在注意到此书在相关研究方面所实现的创获和重要成绩时，也需要以此为起点，发现值得进一步研讨的空间，以供后续致力两汉灾异学理论及两汉经学史研究的学者参考。因此，笔者不揣愚陋，根据自己的有限研究，就此书中尚存在的几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

第一，有关《洪范五行传》的文献形态问题。作为汉代《洪范》五行学的开端，此篇在文献上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已多有涉及。在此要补充的是，今人所依据的《洪范五行传》文本，主要根据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和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皮锡瑞《疏证》虽脱胎于陈寿祺辑本而有所改进，但与陈寿祺辑本存在同样的问题。相对来说，《洪范五行传》是《尚书大传》今存篇目中文本最为完整的一篇。但作为辑佚文献，陈寿祺为了保持其文本上的完整性，一方面参考群书引文搜辑佚文，另一方面在文本结构上参考了清代前中期流传最广的卢见曾所刊雅雨堂本，而雅雨堂本其实并非“吴中旧本”，而是惠栋辑本【38】，最终导致陈寿祺辑本在结构上存在杂凑的问题。考察今本《洪范五行传》各节来源文献可知，此篇其实是组合了《六艺流别》所引《洪范五行传》与《仪礼经传通解续》所引佚文、《续汉书·五行志》，三种文献所引佚文多少各有差异，陈寿祺曰：

《六艺流别》全载《五行传》一篇，自“维王后元祀”至“上下王祀”，下卽接“东方之极”云云至“小人乐”，惟无“六沴之礼”至“卒于北方”之节，及“田猎不宿”至“水不润下”一节。……卢氏本与《六艺流别》同，而多“六沴之礼”一节，及末“田猎不宿”至“水不润下”一节，今以卢本末一节“咎征”移置“东方之极”云云之前，于文爲顺。【39】

从中可见，无论是惠栋辑本还是陈寿祺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群书引文加以拼接，至于文献原貌如何，实不可知。更何况，佚文所出的《续汉书·五行志》《仪礼经传通解续》《六艺流别》又是时代相差甚远的三种文献，如此拼接，其文献可靠性本身就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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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五行志》书影

南宋绍兴间刊本，傅增湘旧藏

另外，为了保持文本的连贯性，陈寿祺还将“晦而月见西方”一节别置于《洪范传》，但根据群书引文，显然此节出于《洪范五行传》。也就是说，即便陈寿祺已尽力使《洪范五行传》的文本达到最大程度的完整，但依然有漏辑之文，而且此节文字如何接入今本《洪范五行传》，还是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思考《洪范五行传》在文献方面所存在的相关问题：比如今本《洪范五行传》是否真的完整？《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首尾连贯的传文吗？与此相关，今本《洪范五行传》篇末的月令类文本是否是明人伪造呢？《六艺流别》引文是否可信？而这一系列问题也会关涉我们对《洪范五行传》成篇、结构及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研究。

第二，有关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文献问题。在此书中，作者基于中古文献所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全面辑佚，获得了诸多研究突破，但对于与此相关的刘歆《洪范五行传论》文献形态的分析，似尚有未尽之处。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在中古时期得到大量征引不同，刘歆同名之书亡佚甚早，仅见引于《汉书·五行志》和郑玄《洪范五行传注》，缺乏较为丰富的辑佚文献来源。我们如何将其与刘向本加以区分？而中古流传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是否包含了刘歆本呢？考虑到《洪范五行传论》已经是汇编之本，并未保持刘向本原貌，那么我们在对中古诸书所引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佚文的认定中，如何排除其他文本，就成为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这会进一步影响此下对刘歆《洪范》五行学的认识和评价。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在书中已经进行了不少探讨，但也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三，此书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部分可补充之处。如第五章讨论夏侯始昌、夏侯胜所传《洪范》五行学，作者已经基于现存文献，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勾稽和重建，但似乎忽略了《开元占经》所引“《尚书》夏侯说”。《开元占经》卷四《地动》：“《尚书》夏侯说曰：‘地动，大臣盛，将有为，下不净，兵数动也。’”【40】此条与京房、刘向《洪范传》等并列，但不见于《汉书·五行志》，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引之，并有案语：“案《尚书》夏侯说当卽夏侯始昌《五行传》之文。”【41】此条但言“《尚书》夏侯说”，无论是夏侯始昌之说，还是夏侯胜之说，鉴于今存资料的匮乏，难以得知，但对探讨《洪范》五行学师说当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又第十章讨论“郑玄经学体系中的《洪范五行传》注”，稍觉薄弱，其中在讨论《五行传》郑注体例与系统化趋向时，主要基于与郑玄其他经注的对比，不过，郑注《洪范五行传》与其注《尚书大传》他篇的体例一致，其实可以先行加以对比、勾连，再扩展至其他经注。单就郑玄来说，《洪范五行传》即是《尚书大传》之一篇，似不当将其与《尚书大传》注整体孤立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此书探讨汉代灾异学理论发展，选择的是《洪范》五行学一系，但汉代灾异学理论则遍及群经，若京氏《易》学、齐《诗》翼氏学、《春秋》公羊学及谶纬文献等，虽有不少学者已进行研究，但还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也都值得我们继续加以探讨。而此书在汉代灾异学发展的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绩，所展现的崭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无疑是此下的研究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盛赞两汉时期是经学的昌明与极盛时代，后来的经学史研究也十分关注两汉时期，但受限于研究史料的残缺与断裂，以及旧有研究范式的阻力，近些年两汉经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未臻繁盛，尤其是在两汉今文经学的研究方面，原始文献的大量残缺与亡佚，使得经学史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阙环，也导致意图重建两汉经学史的努力限于困境。而混合了异质性知识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洪范》五行学”更是因为学术风气的转向而在后世断绝。面对文献的阙环和学说的断绝，学者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继绝表微”的工作，这一工作的艰难是众所共知的，但其所获得的成果却也使得这些残编断简得以重现其昔日的荣光。

程苏东在研究中善于吸收中外研究成果，提出新的理论概念，进行理论总结，这对当前的两汉经学和先唐文献研究，如何突破已有研究范式，开发新的研究领域，发掘先唐经典文本的深层意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汉代洪范五行学》一书作为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其研究理念的具体实践，已然受到学界的赞誉与瞩目。我们期待著作者此下在经学史及先唐文献研究领域继续开拓，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以《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等为代表的“衍生型文本”与“异质性文本”，探究此类文本的生成与流传，从崭新的理论视角去丰富具有无限研究潜力的中国经学史和先唐经典文献研究领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汉经学佚籍的新辑与研究”（23&ZD281）阶段性成果。

1 程苏东《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2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封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3 皮锡瑞《经学历史》，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六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6页。
4 徐兴无《经典阐发与政治术数——<洪范五行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2012年，第46页。
5 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十四中《鸿范弟六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1页。
6 皮锡瑞《经学通论》，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六册，第213页。
7 缪凤林《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中国史学会编《史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30年。
8 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9 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 此部分曾以《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为题发表在《国学研究》上，参考陈侃理《鸿范五行传与洪范灾异论》，《国学研究》第26卷，2010年。
11 此借用钱锺书语，参考钱锺书《七缀集·读<拉奥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9页。
12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7-8页。
13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46页。
14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50页。
15 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64页。
16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第152页。
17 程苏东《〈毛诗正义〉“删定”考》，《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第94页。
18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13页。
19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7页。
20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8页。
21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241页。
22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417页。
23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201页。
24 程苏东《流动的文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佚文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第261-314页。
25 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第157-160页。
26 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第159页。
27 程苏东《<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第27页。
28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207页。
29 参考孙少华、徐建委《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所载刘跃进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又《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刊发了读书会第一期的主要观点，可参看。
30 孙少华、徐建委《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前言》第5-6页。
31 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程章灿《文本与视野——拓展六朝文学研究的三点思考》，《扬州大学学报》，2016年9月，第20卷第5期。
32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第149页。
33 徐兴无《经典阐发与政治术数——<洪范五行传>考论》，第55页。
34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43页。
35 班固等《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中华书局，1960年，第1317页。
36 班固等《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第3194-3195页。
37 程苏东《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第202-203页。
38 参考拙作《雅雨堂本〈尚书大传〉底本来源及成书考实》，《文史》，2019年第2期。
39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五行传》，《四部丛刊》据涵芬楼藏《左海文集》本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46页。
40 瞿昙悉达等撰《开元占经》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德堂钞本，书号08167。“净”字当为“静”之误，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引作“静”，又“地动，大臣盛”作“地大动，臣盛”，今从明抄本原本。
41 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十四中《鸿范弟六十五》，第409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