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忠伟《〈周易正义〉研究》

作者：石瑊

来源：《经学研究》第6辑《论“天地之心”》，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

【作者简介】

石瑊，1986年生于湖南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经学史，兼及秦汉史与文献学相关问题，近期亦开始进行有关饮食文化的研究。代表作有专著《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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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伟《〈周易正义〉研究》

商务印书馆，2021年6月

2021年，四川师范大学潘忠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易正义〉研究》（以下简称“潘着”）一书。该书虽然顶着一个颇爲中庸的标题，然而从问题意识到研究方法，都展现了作者有意跳出窠臼而务去陈辞的态度。正是这一点，使得笔者作爲《易》学研究的外行，在潘着出版的第一时间购买并饶有兴致地细读起来，希望从中获得对经学史相关研究的启发。

潘着正文共设六章。书前有引言《回归历史细节》一篇，交代作者写作此书总的视角、方法与目的。其后爲导论《隋末唐初风气、文化和社会思潮》，讲述《周易正义》修撰的社会思想背景。之后转入正文，第一章《〈周易正义〉撰作者的人事遭遇》重点探讨孔颖达、李承干的人生际遇对《周易正义》修撰的影响，以求从中古政治与 相互交融激荡的角度爲后文分析《周易正义》提供深入的可能性铺垫。第二章《〈周易正义〉的学术史问题》详细阐述作者《周易正义》研究的具体方法论（“基于历史情境的复原式探讨”），及其意义与价值。接下来，第三章《〈周易正义〉展现的政治图景》、第四章《〈周易正义〉展示的人事思想》、第五章《〈周易正义〉蕴含的哲学思想》分三方面解析《周易正义》的思想内容。第六章《〈周易正义〉的回响》重点以朱熹和王夫之对《周易正义》的接受爲例，讨论《周易正义》对后世学术思想的影响。最后的结语部分《〈周易正义〉是“山东豪杰”的文化象征》以《周易正义》，乃至整个《五经正义》“代表了隋末唐初山东学者群所传承的某种英雄情结和主张”（页333）收束。此外，全书末尾还有附录一篇《〈周易正义〉研究史回顾》，大略评述《周易正义》在当前的研究状况。

通观潘着，全书最大的特色当属作者勾连经史的研究意旨。在引言中，作者借由不同文明史的相互比较，提出回归细节以探寻历史真相，进而交代其写作此书的着眼点。他认爲，人们对细节意蕴的解读往往能超越时代而获得共鸣，研究历史细节的最终目的，正在于沟通古今以实现人心的“重合”。与通常研究将《周易正义》视爲一个纯粹的 文本不同，作者把《周易正义》置于唐初的时代文化场景之下，主张该书更象是这段历史点点滴滴的细节景象的集合体，其努力的方向即“试图还原《周易正义》这一刻板的经学著作当中的那些复杂历史情境和细节，在公开表达的经文大义和个人私密的细腻情感中，明了这两者或是简单的表里关系，或是复杂的映射关系”（页5）。

知人论世固然是中国学术批评的悠久传统，但要在学术传承最爲严格的经学著作中，揭示历史风气与人生际遇之于修撰者在文本中所“可能”造就的痕迹，则绝非易事。尤其考虑到作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一部针对《周易》王弼注这样充满形上思辨色彩的阐释之作，真可谓难上加难。对此，潘着拈出了可供深入的线索。首先从时代社会背景入手，作者在导论中点出贞观时代的前二十年间，李世民希望以一个文治的新盛世来接续尚武的旧时代，从而极力推动在官方学术体系中以尊奉孔子最终替代周公的变革。这一举措颠覆的是北朝数百年周公崇拜的旧传统，既有社会风气和文化传统的惯性力量，与官方新政策所形成的碰撞冲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织影响，就是《五经正义》修撰过程中的大背景。作者进而由时代背景聚焦至《周易正义》修撰者的人事际遇。他提醒读者，孔颖达主持修撰《五经正义》，本有着高远的学术抱负，“但这种抱负一旦遭遇了种种政治和人事斗争，他和《五经正义》能否还能保持旧有的初衷和本色，就要客观评价了”（页100）。显然，潘着所关注的历史细节直接指向的是《周易正义》文本中所留下的时代风气和现实政治烙印。

然而这一工作的价值、意义何在？这是潘着接下来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二章开篇，作者将哲学史或者说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归纳爲两种：一种是哲学范畴或者说学术类型（例如经学）的演变史研究，一种是基于历史情境的复原式探讨。潘着认爲前一种路径的研究单纯聚焦于哲学范畴或者学术类型的探讨，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孔颖达学派自身的学术追求和哲学宗旨，无法了解这些隋唐学者们究竟在想什么。

复原历史的情境，首先要将《周易正义》从经注疏一致原则和义理象数二分法的传统经学史叙述中解放出来。面对“疏不破注”的传统认识，作者提醒读者注意，他在书中面对的作者群是孔颖达学派而非王弼和韩康伯，“除非是唐初的历史境遇刺激了孔颖达学派对王、韩注文的由衷认同，那么我可以不必强调《周易正义》与王弼、韩康伯注文的一致性，而更加突出孔颖达疏文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爲这些特殊性和差异才能代表《周易正义》最主要的新的思想”（页124）。这样，潘着便将《正义》从“经—注—疏”这样的传承性经学阐释体系的末梢结构中剥离出来，使之具有自身的主体价值。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义理、象术简单明了的划分方法，对于《周易正义》并不适用，“孔颖达学派始终贯彻到底的，是反对象术或者义理思想的结构化和系统化倾向”（页129）。《周易正义》选择王弼注进行阐释，其必然是义理性的。而它又同时吸收了郑玄爻辰说这样属于象数派的内容。“《周易正义》就是这样一幅‘双面镜’：镜子的正面是王、韩注本，通过比较《周易正义》与王、韩注本之间的同或异，我们就可以看到孔颖达学派所理解的义理是何种模样；镜子的反面是郑玄注，通过《周易正义》的疏文字句，我们也可以看到孔颖达学派是如何反省、修正和改造北朝旧有的易学见解。”（页168）《周易正义》与此前学术史这样模糊而复杂的血脉关系，正缘自他们所代表的兖州士庶学者群最主要的学术目标和特色，即延续和发挥北朝义疏学传统，在汉魏旧注的旗帜下，再造华夏传统。其中矫健昂扬的革新精神所反映的士庶群体的崛起，与贵族社会的消散和文化权势的下移原属同一过程。而这正是理解《周易正义》所代表的唐代经学与汉魏经学本质不同的关键。

潘着以上诸章节由文明比较的启示而至具体研究路径的剖析，层层深入，细致地阐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视爲该书的上篇，也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下篇主要涵盖的三、四、五三章，即上篇独特方法论在《周易正义》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则并非笔者特别关心的内容。毕竟在一定意义上，作者的核心思路与主要结论在上篇已然揭出，下篇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来自具体文本分析的佐证。是故，笔者阅读后的一二疑问，也多自上篇引发而来。

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复原历史情境的研究，能给学术带来些什么？哲学范畴或者说学术类型的演变史研究，固然如潘着所言，存在着套路僵化、追索文心乏力等问题。但不应忽略的是，《周易正义》被奉爲经典，流传千年，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思想讨论在后世不断展开，这绝非一般的科举参考书可以做到，而正缘于它所提供的思想内容，具有普遍性价值，能够超越具体时空观照不同个体的人生经验。就此言之，复原历史情境的研究恐怕还不能取代传统的研究路径。而作者对孔颖达学派阐释意图的揭示，许多时候恰恰成爲了对孔疏哲学思想发生的动机说明。例如第四章谈到对人事萌动之“几”的把握，作者认爲孔颖达学派把南朝易学家神秘化了的“几”义，使之重新回到现实的人事进退取舍当中，“在隋唐乱世中，具体个人的生存压力导致了孔颖达学派在哲学上不得不趋向于某种直观的存在主义论调”（页246）。又如第五章对孔疏强调“存时考义”的分析，作者指出孔颖达学派“就是在各种惊险的隋末唐初的动荡时代中不断去寻求生存并且还要抓住机会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那就不能不注重‘时机’和‘几’的意义，即那些关键局面下稍纵即逝的机会，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时候，自然会把‘存时考义’的哲学意义加以提升和放大”（页294）。

提出一种新的哲学史或学术史研究思路，若仅仅作爲该领域既有成果的补充注解，这显然并不是作者所期待的结果。必须承认，在学术研究高度成熟的领域，新见绝不至于无所依附。只是从作者经史互证的意图来看，他所极力引入的时代风气、文化整合、家世门第、地域集团等分析要素，似又难脱义宁陈氏之影响。有时作者会因爲对现实背景的强调，而充分肯定孔颖达学派修撰的实践性动因，认爲“他们只是想彻底战胜南朝那些被佛教所俘虏的玄学派易学家，爲有志于参加明经考试的学子们提供一整套有别于佛教学说的易学解释系统”（页114）。这样的说法，虽然出于纠偏传统研究的目的，但与作者心许的再造旧邦的山东豪杰英雄之作相比，不免分裂太过。此外，作者认爲《周易正义》的内在精神旨趣继承北学而来，然其之所以选择王弼、韩康伯注，不用郑玄注，原因在于“郑玄与周公绑得太紧了，而王弼与周公没有什么关系”（页174），此中窥见的是北朝周公崇拜的旧传统在唐初走向消散。立论颇爲迂曲，有迁就全书分析框架的嫌疑。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研究具有一定延续性，是以此书中的一些观点、术语在其前作《北朝经学史》中已经出现。如文中大量使用的“孔颖达学派”概念，作者若能适当加以界定，并追溯其产生的源头，相信对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定会大有好处。

总之，作爲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一本诚意之作，潘着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两方面展现了充分的创见。全书行文流畅，诗意的表达和作者对于宇宙、人生的关切之辞，常常见诸笔端。这些都给笔者带来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必须说明的是，笔者近年来一直留心经学与古代政治的互动研究，很大程度上，潘着所关注者，也是笔者尽力追索的方向。以上诸多言语，与其说是和潘着对话，毋宁说是对自身的拷问。因此，笔者绝不是要有意苛求，只是希望沿着潘着所指明的道路，极目远眺，看看在历史情境之中的经学研究能够通向何方。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