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茂实遂 膏沃光晔

——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坛纪要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十六日甲申

          耶稣2024年11月16日

根茂实遂 膏沃光晔

——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论坛纪要

2024年11月12日至13日，由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承办的，“百年中大 继往开来”创新发展论坛人文学部分论坛——“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梁銶琚堂三楼第一会议室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合影

一 开幕式

本次论坛开幕式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举行，由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张伟主持。

张伟处长主持开幕式

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谢湜，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为开幕式致辞。

谢湜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坛，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故而这场论坛不仅是一个思想的交流地，还是一场难得的欢聚会。孙中山先生曾说：“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言犹在耳，振聋发聩。是以百年以来，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始终看重从古文化中、从人间社会之中挖掘“旧材料”，建设“新学问”，用现代的方法回望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谢校长表示，今天我们探讨标识性概念，便是要在本土历史演进和政治实践中，搜寻为学人所用，且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概念，集众人之力，启迪思维、凝聚共识，从而助力人文学科以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探索未来之发展道路。

谢湜副校长开幕致辞

陈少明主任在致辞时表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所以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在宣示某种“主权”，而是因为近百年来，大部分文科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建立于西方知识渗透的基础之上。这导致如“形而上学”等源自中国的概念，在用来翻译、对应西方概念之后，变得不再单纯。诚然，概念的引进和互通对建立中国现代知识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然其终究因外来而无法反映我国本土经验、知识之全貌。在此意义上，让我们的知识更符合中国的经验便尤为必要。因此，我们探寻所谓“标识性概念”，实际是从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词语”入手，挖掘其理解社会文化之可能价值，积水成渊，或可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搭建。   

陈少明主任开幕致辞

二 主题报告及研讨

第一场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主题报告旋即在梁銶琚堂展开，第一场报告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主持。

曹家齐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作了题为《从标识性概念到整体性思想体系——从“食货”与“仁政”的关系谈起》的报告。他指出，“食货”作为我们经济史上、物质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核心内容在于通过“制土田”，即根据九州物产之差异，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物资向权力中心集中的机制。然而“聚民”和“聚财”之间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君主欲从中寻得平衡，关键则在于“仁政”的施行，而仁政之施行如孟子所言，须得“制民之产”。《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言：“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君主寻求“聚财”，必须掌握、控制货币发行，并对商品流通实行专营、控制交换领域，便可在保障生民之产的同时，寻求其财富之集中，维持经济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均衡。

刘志伟教授作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博教授则在报告《“无”有标识性意义吗？》中指出，道家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无”这一概念的提出，它把思考的空间从有形有名的世界拉入无形无名的世界。然而另一方面，无和有又是密不可分的，王弼曰：“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可见“无”实为一关系性的概念，而非本体性概念。如果我们由此出发理解整个中国哲学，便会发现其中既有“无”的原则，亦含“有”的原则。后者如儒家以“仁”“礼”之价值，为生民确立根本。而道家则洞察到有明确规定性的原则，终究不足以涵盖千变万化的世界，是以提出了“无”的原则，如果“有”代表一种“封界”或“约束”，那么“无”的原则便是要强调“松绑”与“开封”，也正因如此，“有”才有了重建的可能。

王博教授作主题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丁耘教授则在报告《标识与根本标识》中指出，标识性概念作为一个个“独特”的概念，数量上是“繁多”的。但这种“多”在提供“丰富性”的同时，又难免带来“核心不明确”的问题。因此，如何将标识与根本标识区分开来，便显得尤为重要。丁耘教授认为，根本标识必须回应根本问题。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一些大词是可以对应的（例如中国文明中的“天”与希伯来文明中的“神”），这些概念之间虽不具备精准的相互可定义性，但却可以通过解释达成理解。因此，不同的文明传统有着共同的最高问题，这一“相同”问题又以“各不相同”的标识呈现在不同的文明之中。而对照不同思想传统的根本标识性概念，可以更好看清楚中国思想传统的根本标识性概念是“情感”。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天理是客观情感规定，而天则是客观情感。

丁耘教授作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程乐松教授作了题为《共轭与歧解：标识性概念的“魅力”》的报告。程乐松教授指出，“标识”是一个偏正结构，它首先通过“标定”的方式为思维划界，进而在界限之内进行“识别”。标识始终以一种不精确的“共识”为基础，而之所以“共识”如此脆弱，乃因标识归根究底只是给经验加上了“水印”，概念是对经验进行意义的收束，但无法改变经验本身，也无法避免当新的经验涌入时，新的意义的生发和对旧有意义的抵抗。程乐松教授认为，在经验和语言之间，我们实际上是靠着言语经验来完成经验与语言的互动，之所以要保持对标识性概念的开放性讨论，就是因为要用言语经验的持续去弥补语言和经验之间永远不可能跨过的鸿沟。

程乐松教授作主题报告

第一场报告结束后，学者们对报告进行了综合性讨论。

陈少明教授表示，王博教授所谈论的“无”，并不是某一个存在的事物，而是我们理解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或条件。从现实世界的层面来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无”的世界，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无”浮出了水面，与有形有色的喧嚣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苏力教授则在评议中表示，刘志伟教授的报告让人深受启发。在传统的农耕中国，之所以从一开始便重视将全国各地连接起来，正是因为食货经济需要将充足的粮食运至京城，因此只有从“食货”的思路出发，才可以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脉络。

杨立华教授则对程乐松教授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认为标识性概念的重心在于概念，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标识化”而忽略了“概念”本身的力量。

程乐松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标识化是一个过程，结果是形成概念。通过标识确定关系，是因为我们需要为经验提供一种结构和秩序，经验本身一定要以有序的方式呈现。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过分强调概念和结构，也许就无法充分照顾经验。但毫无疑问，共享的经验无法达成精确的共识，因此我们需要概念来进行有效的沟通。

第二场

第二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主持。

周春健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作了题为《“大一统”问题》的报告。朱苏力教授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统一，而这样一种大一统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独特外部环境的影响。首先，放眼世界，只有中国拥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大河——长江与黄河。在发生洪水时，东西向河流的洪水会覆盖整个流域。因此，治理黄河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共同的挑战让人民不得不将力量聚集在一起。其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也使得中原地区的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武力应对威胁。而为了达成一个“大一统”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依靠精耕细作的农业，细密的税收制度以及以“选贤任能”为导向的政治制度，搭建起一套完整的官僚治理体系，进而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苏力教授作主题报告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郑振满教授则在报告《再论乡族》中表示：乡族是血缘和地缘群体，傅衣凌先生提出“乡族”这个概念，是试图把它作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概念，也可以说是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概念。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欲对其实行有效统治，必须依靠地方乡族的协助统治。明中叶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日益萎缩，把许多公共职能转移给基层社会（自治化），但这不意味着国家控制力的削弱，也不等同于割据对立。自治化的核心是“国家内在于社会”，即国家通过乡族自治控制地方社会；反之从地方社会的角度看，则是“社会内在于国家”，也就是乡族组织在政府授权之下，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力，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郑振满教授作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作了题为《“集体”与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形构》的报告。卢晖临教授表示，“离土”是所有乡村共同经历的变化，而这一通常被称作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在欧美导致了“农民的终结”，进而导致了“村庄的终结”。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公社的遗产——“集体”，却使得中国村庄在离土离乡大潮冲击下保存完好。也正是因为集体的存在，村庄才得以在中国县域城镇化过程中被整体地纳入城市空间中，当代中国城乡关系才可能展现出一种互构共生的特点。因此，卢晖临教授指出，中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要追求的前景，应该是“城乡互构”的城乡社会。这种城乡关系下，城市和乡村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并因着彼此的沟通交流使得自身更加完善。

卢晖临教授作主题报告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在报告《群众：现代性的两张面孔》中指出，20世纪前半期盛行于中国的群众论述，深受两大对立传统的影响：一是由勒庞等人所奠定的群众心理学，将群众视为理性缺失、道德沦丧的“暴民”（mob）或“乌合之众”（crowd）；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people）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群众心理学和唯物史观先后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传统的群众意涵发生碰撞与融合。一方面，中国古籍中“群众”一词的负面用法与西方近代群众心理学合流；另一方面“群”“合群”等词汇中的正面意义与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人民”“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相交汇。李里峰教授表示，群众有时是力量与智慧的源泉，有时是落后和狭隘的化身，面对闪烁不定的群众面孔和内蕴丰富的群众话语，这些问题都难有定论却值得深思。

李里峰教授作主题报告

第二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报告内容展开讨论。

对于朱苏力教授在报告中提及的中国不可称为帝国的观点，林少阳教授表示，帝国可以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意涵，前者表示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后者表示军事帝国。因此，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中国亦可适用“帝国”概念。此外关于群众的议题，林教授指出，现代网络群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英文经常翻译为netizen，这背后暗含了政治学的设计，而群众通过语言体现意义的现象，也深合今天所谈及的“文”的主题。

朱苏力教授则在发言中表示，自己所谈论的大一统概念与郑教授所提及的乡族自治并无矛盾之处，中国宪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齐家”。而对于“帝国”这一概念，朱苏力教授认为帝国往往有着“一经崩溃，不可重复”的命运，而这与中国文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实并不相通。

第三场

11月13日上午，第三场报告在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展开，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编审冯金红主持。

冯金红副总编辑主持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林少阳教授作了题为《“文”：其重访与重构的可能及尝试》的报告。“文”是思想史的核心概念，亦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或世人无神的宗教。柄谷行人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方法论视角探究社会结构，但是从行为主体的意义上来说，语言或习惯也应被加入其中，形成四位一体。回看中国本土思想，在《易经》与《文心雕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文，还可以观天文、察地文。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自然也与人、动物一样有其生命。因而如张浩然所言，儒家思想建立在“人类世界anthropocosmic”的世界觀之上，因此它是一种客观的环境美德伦理，具有神圣人文主义的特质，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其次，儒家伦理建构在“理一分殊 ”的前提下，也避免了过分理想化的生态中心主义。此外，林少阳教授还认为，儒学也可以采纳 Rolston 对亚洲思想的建议，将生物进化论融入亚洲传统中，以促进其自身的转化，进而对环境哲学有所贡献。

林少阳教授作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杨立华教授在报告《对“天理”的理解》中指出，在历史的演进和流变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或有不同，但其确定性和统摄性却始终需要有所保障。以“理”为例，北宋二程以后，天理二字被“标识化”，彼时所谓天理，指向“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已”，而这种“应然”（当然）的背后，承载的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这也是理学能够形成统摄力的关键所在。回到当下，“理”的外延不断扩张，却失去了普遍的解释力。如何使理重新具备标识性、统摄力，或可从“理一分殊”这一古老命题中生发新意。杨立华教授认为，理的内涵或可被认定即是“一”，因为当下建立的所有定理规律，均可用等式不等式进行关联，而这实际正是一和不一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将“一”作为理的内涵揭示出来，理或天理在现代汉语思想中的巨大潜能亦可充分彰显。

杨立华教授作主题报告

冯金红副总编辑对杨立华教授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天理和公理的区分何在？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的“天理、王法”究竟有何内涵，天理和王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它们是否代表了一种最终的价值和标准？

杨立华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表示，一切秩序都是在差异中发现，所有规律性观点都需要在变化和差异中建立起来。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根本性概念，就是因为其本身是在万殊世界之中建立起的同一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理与王法联系起来，后者作为前者在现实世界的具体呈现，与前者共同反映着对一致性的寻求。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哲学系（珠海）主任陈建洪教授作了题为《论方——一个政治几何学的考察》的报告。他认为描述中国传统社会格局的恰当意象可能是中心对四方的环方结构而非同心圆结构。由于费孝通先生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同心圆意象所呈现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中国特色。但事实上，不仅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下，还是在西方哲学领域，都有同心圆的相关议题。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更多强调东、西、南、北、中，是一种中心对四方的结构。这个中心对四方的结构也可能更加细化为一个中心对四方八位的结构。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也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天子之地为中心，按等级向下呈正方形环状的结构。总而言之，对中国传统社会格局的理解而言，方可能是比圆更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和意象。

陈建洪教授作主题报告

第三场报告结束后，在场学者对报告进行了充分评议。

陈少明教授在评议中表示：林少阳教授将对于“文”这一概念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梳理，就中国文明的脉络而言，“文”具有极强的“标识性”毋庸置疑，但“文”的概念是否可以扩展用来讨论西方文化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对于杨立华教授的报告，陈少明教授认为，“无”和“理”是玄学和理学回应道的两种方式（或各自得出的结果）。因而不论从“无”还是从“理”出发，均可蕴含对有形世界之统摄，形成对形上问题的不同理解。陈建洪教授在报告中认为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方相较于圆更具有解释力，但从文化起源的角度出发，圆所涉及的问题似乎更为传统而原始。因而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需要将方作为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可能需要更细密的论证。

吴重庆教授则在评议中指出：费孝通先生的“圆”和陈建洪教授所说的“方”可能不好并论。费先生以圆的波纹来形容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要批评儒家文化建构了一种比较缺乏公共性的社会生活。但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偏颇，用圈层来理解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实际恰恰体现了每个中国人在社会的活力与弹性。而对于方的谈论似乎总要与方位联系，不同的方位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地面上的方仍需要与上天的圆相呼应，就此而言，圆似乎才是中国文化中更大的系统。

李里峰教授也表示，圆和方之间并不一定需要一个终结性的意象，在中国的传统中，天圆地方似乎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建洪教授对于圆的批评基本是基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而对“方”的论述则是借助建筑学家或地理学家的思路。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的传统中，“圆”是理解社会关系的核心，而“方”是理解政治秩序的核心？

朱苏力教授则对天理问题表达了他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天理高于国法，国法高于人情。是以王法时常要服从天理，而人情虽低于国法，国法有时却要迁就人情，个中呈现的理论张力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而对于陈建洪教授的报告，朱苏力教授认为从空间使用效率的角度来说，方确实比圆更为实用，以方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实有其现实层面的理论效力。

林少阳教授则在回应中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概念的讨论都旨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文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乃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扮演着具有普遍意义的角色，“礼”与“文”可以令我们更有可能在个人、部族以及民族（nations）层面上和平共处。

陈建洪教授也对几位教授的评议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先秦时期确实多为“方圆并举”，但我们的政治也总是要在地面展开，现实的秩序总是需要通过方来建立，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方也似乎比圆更具有正面意义。

第四场

第四场报告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伟武主持。

陈伟武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忠华作了题为《公民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翻译及其启示》的报告，他指出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学术界对于citizenship概念形成了繁多的对译术语（如公民权利、公民资格、公民身份等），其中体现出丰富的政治现代性含义。借助于citizenship的翻译，近代知识分子设想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国家的建构方略（国家主义/个人主义）。郭教授认为，概念翻译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程度上并非从文本到文本的直译过程，选择何种术语、赋予何种含义，很大程度上出于翻译者的政治关怀。因此，术语翻译（尤其是政治术语）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内容，参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

郭忠华教授作主题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侯猛教授在报告《什么是中国法学的标识性概念——从“政法”切入》中指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政”概念不同，“政法”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政治法律思想，重建新法统以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成果。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政法说到底是党内的政治话语、政治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其概念的背后，是以马列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为支撑。侯猛教授认为，当前的政法概念具有三重含义：大政法指向整体性的政治法律制度，讨论党如何领导立法、支持司法以及守法；中政法是偏思想性或意识形态的显著标志；而小政法则主要谈论组织建制。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通过理解政法工作机制、体制和传统，重新思考中国法体系和法秩序，也只有将上述三个层面的政法意涵结合起来，才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关于“政法”概念的整体性理解。

侯猛教授作主题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则在报告《标识性概念——一种观念史研究》中指出，概念与词语不同，词语总是先于概念，前者是标识事物的语言记号，而后者则包含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生活在同一传统之下的人们接续着相同的历史，故而可以相对轻易地理解语词的复杂意涵，但是对于外来人而言，长线发展的语词内涵以爆点的方式涌出，理解便极为困难。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中说，比较法研究不应该把具体差别化约为抽象共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一个词，就是在理解它背后独特的历史文化。据此陈少明教授指出，我们所选取的标识性概念，并不一定就是某一个学科内的“关键词”，而是那些对理解中国社会文化有价值、有意义的词汇，从那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词语之中，探寻理解中国文明的可能。

陈少明教授作主题报告

第四场报告结束后，现场学者就报告内容展开讨论。

陈少明教授表示，郭忠华教授提及翻译概念之间的不对称问题，从逻辑学的视野看，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着交叠、包含等关系，但是寻求不同概念的完全一致，则基本无法实现。更何况在不同文明的传统中，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均会影响翻译的选择。相较于研究可以通过论述对外来词汇进行解释，翻译这种寻求语词一一对应的工作，便显得极为不易。

林少阳教授则针对报告提出了两点问题：第一，布尔乔亚这个词究竟应该如何翻译？第二，日本法政大学和中国现代法学的确立和词汇的翻译之间有很深的关联，“法政”与“政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郭忠华教授对此作出回应，指出布尔乔亚目前一般翻译为资产阶级。而对于陈少明教授的评议，他表示在翻译的过程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确实无法完全等同，维特根斯坦提出所谓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外来词汇在中国“落户”，若要在中文中寻找对应词汇，可能很难找到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更普遍的是一对多的关系（如citizen可以对应公民、市民、国民等）。

侯猛也在回应中表示，中国法学的很多词汇来自日本。但是因为政法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其背后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日本没有政法。一如在中国，公民的概念是可以提及的，但公民社会却不可，可见语词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影响我们概念表达的决定性因素。郭忠华教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确会作用于概念的流变。

李里峰教授则在评议中指出，公民概念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而公民社会则是实然指向政治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讨论公民，但不可以说公民社会。而对于侯猛教授的报告，李教授表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法一词的关键在于政法二字不可分，而且政必须在法之前，政法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而侯猛教授则坚持政法还应该是一个法律概念，而非政治概念，而这种理解的差异或在于立足的学科视角之不同。

三 闭幕式

11月13日上午，大会接近尾声，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国际翻译学院院长常晨光主持闭幕式。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吴重庆作总结发言，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哲学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张伟为闭幕式致辞。

常晨光教授主持闭幕式

吴重庆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论坛是横跨中山大学两个世纪的论坛，新的百年，新的征程，在不断向前书写的历史画卷中，当下的你我或可通过对“标识性概念”的不断挖掘，为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一份绵薄之力。近代以来国家贫弱，大量外来词汇如洪流般涌入，原本的词汇或被覆盖或经变异。如何洗涤语词，找寻中国文明的独有脉络，是我们做“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的初心。但独特意涵并非标明中国的特殊性，因为这些概念往往也具有普适性。吴重庆教授认为，真正的标识性概念不仅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也有强大的构造力。这样的概念越多地从过往的泥沙中被淘洗出来，一个所谓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也许就会慢慢清晰。

吴重庆教授总结发言

大会最后，张伟教授为大会致辞。他表示，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我们无法不讨论西方语词、概念在中国的对应，但如何在这种翻译、对应中丰富自身的内涵，保有自身的价值，是每一位人文学者需要深思的课题。张伟教授还指出，对标识性概念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语词的表面，还必须落实为现实中具象的实践，亦即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挥其实在的独特意义。在中山大学新的百年征程里，我们亦将带着这份人文的信念与坚持，以满腔热忱，破浪前行。

张伟教授闭幕致辞

概念是思维的精髓，是知识体系的纽带，而标识性概念则是那纽带上必不可少的绳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中华文明的独有脉络、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或将于不远之将来，透过一个个标识性概念，渐渐显露其“神秘而秀丽”之面容……11月13日上午12时，“标识性概念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坛”顺利闭幕。

闭幕式合影

（撰稿：何擎宇；摄影：罗惠、尹苗、范伊玫）

责任编辑：近复